原题
俞大絪之死
俞大絪，女，北京大学英语教授，在1930年代曾经到英国留学。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和“斗争”，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抄家及侮辱，8月25日在北大教工宿舍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死时60岁。
俞大絪出生名门世家，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还是陈寅恪的表妹。她的哥哥俞大维抗战时期被誉为中国“兵工之父”，战后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和台湾的“国防部长”，还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她的妹妹俞大彩嫁给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她有个堂侄俞启威，又名黄敬，是共产党这边的老革命，江青的革命引路人，也是是前国家领导人俞正声的父亲。俞大絪22岁嫁给表哥曾昭抡，携手40年。
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派大卡车运送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他们先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当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还没有很多人知道），然后，一方面组织拆毁了清华大学的汉白玉牌楼，另一方面，在清华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领导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
俞大絪教书时
那天晚上，在清华大学活动后的一部分中学生红卫兵来到和清华校园邻近的北京大学燕东园教工宿舍，抄家，毁坏书籍文物。他们做了以后，第二天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也来抄家等等。
俞大絪被抄家，被强迫下跪。当时她独自在家。她的丈夫曾昭抡，曾经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回国后任教授，1944年加入“民盟”，反对国民党政府，1949年5月由中共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后来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然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不住在北京。曾昭抡也在文革中遭到“斗争”和迫害，于1967年12月9日在武汉死亡，活了68岁。
俞大絪的一个亲戚说，因为她和丈夫是表兄妹近亲结婚，他们怕如果生孩子会有遗传问题，所以一直没有要孩子。
俞大絪参与主编的大学《英语》
俞大絪的哥哥俞大维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任高职。19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作“统战工作”。当时还在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说要送到台湾去。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俞大絪是中国最好最流行的一套英语教材《英语》的作者之一。那部教科书常常被人们称为“许国璋英语”。那套教科书的一二年级部分是许国璋先生写的，三年级部分是她和吴柱存写的。吴柱存教授曾是她的学生，后来成为她在北大的同事。（资料整理）
延伸阅读
俞大絪
你想象不到的显赫家世
作者：叶兆言
（南京大学中文系78级）
中学学英语，赶上“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只记住标语口号。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有机会进大学，学英语的教材还是“文革”残留。对话练习仍然“我是一个工人”，“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这情景很有趣很写实，我们都来自基层，譬如在下，就是四年工龄的钳工。
校方也觉得教材太不像话，于是现编，每次上课发几张纸片。那年头外语都糟，尤其中文系，要想好就得另开小灶自修。我后来能考上研究生，主要依靠《许国璋英语》，这套教材的五六册由俞大絪女士主编，当时只知道傻乎乎学，既不问俞大何方神圣，也没想到她是女的。
后来弄明白，原来俞大絪来头很大，曾国藩的曾外孙女，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儿。这身世了不得，人们说起张爱玲，必提李鸿章，张的奶奶是李鸿章女儿，俞大絪与曾国藩近似于张爱玲和李鸿章。曾国藩后代中的有名女性，常提到考古学家曾昭燏、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其实两位都不出自曾国藩这一支。
俞大絪与曾昭抡结婚，标准的亲上加亲，她又回到了老曾家。如果有孩子，就该姓曾，有一种传说，说因为表兄妹，害怕近亲结婚弄出傻儿子，他们都不敢要孩子。我对此有怀疑，在过去年代，姑表亲姨表亲算不上什么事，翻《红楼梦》就知道了，他们毕竟已隔很多代了。
大家族相互通婚，从好的方面讲，综合了文化优良传统，优秀变得更优秀。中国人讲究门当户对，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对名门既佩服又羡慕，仔细想想也不是没道理，毕竟人才一串串出现了，成功概率要高许多。当然，大户人家也难免裙带，难免潜规则，富不过三代，好的文化传统和遗传基因一样，再优秀也会变异，掰开手指头认真计算，没出息的富二代富N代，远比有出息的多。
湖南曾家与浙江俞家联姻，拉开了一张巨大的名人关系网。小时候，听家人聊天，我知道俞平伯家与曾家沾亲，按辈分，俞平伯好像要比俞大絪低一辈。后来读的书多了，又知道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絪的嫡亲姑妈。这层关系要亲近得多，俞大絪哥哥俞大维娶了陈寅恪妹妹陈新午，标准的宝哥哥和林妹妹，他们第一个儿子真的是弱智。
曾家合影，后排左二俞大絪、左三曾昭抡
俞大絪有个堂侄儿俞启威，又名黄敬，也是位老革命，是前国家领导人俞正声的父亲。她还有个嫡亲侄儿俞启德，又名俞扬和，是蒋经国的女婿，小蒋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俞大絪的显赫家世像光环一样笼罩，然而物极必反，搁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出身便是滔天罪行。“文革”初期很多人受冲击，最惨痛的往往是两种人，一是地富反坏右，一是反动学术权威。
为什么他们最倒霉呢，因为最容易欺负，最没有还手的能力。前一种是死老虎，早就在打倒之列，舆论宣传做足了，已身败名裂，怎么羞辱都不为过。后一种还包括各行业的名流，有名气，薪水高，本是平民百姓眼红的对象，既羡慕又嫉妒，突然有个机会，能将他们掀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正好趁机出口鸟气，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在于场景不断变化，人人都可能转为批斗对象。同是天涯沦落人，“走资派”要好得多，群众再怨恨，内心深处多少会有忌惮。民怕官毕竟是传统，考察中国大历史，当官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啥时候真正吃过亏。
在一个不好的时代，落井下石和被落井下石，最常见的两种境遇，具体到俞大絪，光曾国藩后人这一条，已足以取她性命。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年青一代的仇恨与生俱来，一旦爆发，后果相当严重。
俞大絪的嫡亲哥哥俞大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加上这一条，她的反革命罪行不堪设想。知道内情的人悄悄替她惋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年国民党政权往台湾去，飞机上座位都留好了，她和丈夫曾昭抡，还有妹妹俞大缜，以及小姑子曾昭燏，义无反顾地都选择了留在大陆。
俞大絪之死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反抗，以死相抗的还有老舍，他早走了一天。还有傅雷，他晚走了十天。俞大絪服毒，老舍投湖，傅雷自缢，共同点在于，都遭到了非人对待，都被暴打，都被凌辱。俞大絪是英语教学界的老前辈，老舍是优秀作家，傅雷翻译了巴尔扎克，我们都曾受惠于他们。
我不认为他们后悔留在大陆，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老一辈人的理想境界，远不是我们平庸的脑袋所能想象。在俞大絪逝世一年前，她的小姑子从南京的灵谷塔上一跃而下，结束了性命。此时距“文革”还有些日子，政治恐慌让人窒息，曾昭燏的决然而去，让她避过了人格侮辱。
人是有尊严的动物，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同时又非常脆弱，像根很容易折断的芦苇。
（本文摘自叶兆言著《陈年旧事》中信出版社 2013年出版。）
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
俞大絪教授
作者：沈宁
从我懂事开始，在家里听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经常听他们提到：俞大絪教授当初是这么讲的，俞大絪教授当初是那么讲的。如果他们在英文方面遇到问题，更会争论，然后结论是：我们去问问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之后，父母带了我们兄弟，第一个去拜访的，也就是俞大絪教授。顺便说明一下，俞大絪教授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中国化学大师曾昭抡教授的夫人。
1940级毕业生与师长合影，中排左三起为曾昭抡
俞大絪教授和她的姐姐俞大缜教授，都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抗战时期都在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那时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她们的学生。俞大缜教授英国文学史，很严格，一概历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绍，文学风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学生们都有些怕。俞大絪教授英国小说和英国诗歌，讲的生动逼真，引人入胜，学生们都很喜欢上她的课，也记得比较迅速和牢靠。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最喜欢的课，是英美诗词，俞大絪教授教他们唱美国民歌，如《苏珊娜》等，要求学生们背熟。后来晓得那很有好处，歌词容易背，记了单词，句型，语法，还有美国人的讲法习惯。四十年后，父亲到美国访问，跟美国朋友一起唱这些歌曲，能记的歌词比美国人自己还多，使美国朋友非常敬佩，后来对我提过许多次，称赞父亲英文了不得。父亲说，那当然都得归功于俞家姐妹教授。
俞教授两姐妹个子都不高，身体都胖胖的，俞大缜更胖一些，而且体弱多病。1953年父亲独自一个先调进北京工作，听说俞大缜教授生病住院，马上到医院去看望她。过了些时，母亲带了我们两个孩子搬来北京，父母一道再次拜望俞大缜教授，又是在医院里。她的身体实在是很糟，经常要住院。
俞大絪教授的身体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做教授。中国曾经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许国璋和俞大絪教授编写的。我记得，小时候跟随父母到北京大学去看望过俞大絪教授好几次。俞大絪教授至今留在我记忆里的模样是，头发梳得很整洁，在脑后扎个髻，满脸是笑。她身上穿着对襟的深色丝棉袄，绣着暗花纹，雍容华贵，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学生去见老师一样紧张，父亲通常要穿上西装，母亲则换好旗袍。我们小孩子，也都要换衣服，梳头洗脸，格外装扮。父母亲说：俞大絪教授是名门后代，又曾留学英国，生活态度非常严肃和精致。如果我们容貌衣着随随便便，是表现得对她不尊重。
父母总是带我们到北京大学的燕南园去看望俞大絪教授，燕南园是个清静秀丽的教授住宅区，都是一幢一幢的小洋房。我印象里，在俞大絪教授家不记得上过楼。那房子里不很明亮，暗暗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里面塞满了书。
记得每次去俞大絪教授家，父亲就会特别热切地察看他们书房里的大书柜，然后回家发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间书房，也能安放这样的大书柜，此生足矣。但是我们家总是房子太小，没有空间给他做书房，更没地方让他放大书柜，就是有地方，我们也买不起大书柜。父亲母亲本来都是俞大絪教授的优秀学生，都有足够的才智和能力，却没有赶上一个能让他们大展宏图的理想时代。
我们到俞大絪教授家，虽是学生拜望老师，俞大絪教授仍会像招待朋友一样，请父母两个喝茶，坐在客厅里谈天。我的印象里，俞大絪教授是个开朗快乐的人，比较喜欢讲话。或许因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别乐意跟他们谈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先生曾昭抡先生，却非常沉默。
我记得去看望俞大絪教授家好多次，却只见到过曾昭抡教授一两次。曾昭抡教授是曾国藩的嫡后，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学教授，1950年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51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我想，就是那几年里，我们去俞大絪教授家，见到过曾教授。
记得我们到了之后，曾昭抡教授在门厅里，跟父母打个招呼，握握手问问好，寒喧几句，然后俞大絪教授招呼我们一家进入客厅，他就不见了。母亲告诉我，曾教授一定是钻在书房里读书，或者写作。父亲后来也回忆说：除了见面打打招呼，他似乎不记得曾经与曾昭抡教授谈过什么话。当然他们只是俞大絪教授的学生，并不是曾昭抡教授的学生。
母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许阿姨，专业化学，则是曾教授的亲传弟子。许阿姨告诉我，1950年曾昭抡教授应周恩来总理召唤，从英国回大陆服务，途经香港，召开了一个西南联大校友集会，向他过去的学生们发表激情万丈的演讲，动员青年们回归大陆，为中共建政服务。许阿姨就是受到曾教授的鼓舞，当场报名，毅然带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曾昭抡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丢了高教部的官职，甚至连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职也丢了。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数次努力，想把曾昭抡教授调去，但校党委始终不答应。最后是武汉大学李达校长，把曾昭抡教授请去湖北任教。从此曾昭抡教授常年在武汉，我们再去俞教授家，就见不到他了。
中研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
我的母亲1957年也被划做右派，父母两人就不再敢多与友人来往，免得给别人惹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还曾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过几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亲说，俞大絪教授一个人孤孤单单，需要有人表示关心。父亲说：那两年俞大絪教授明显地变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后来中国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毫无间隙，而且日益残酷，正常人之间，壁垒越加森严，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按父亲的话：那些年，终日提心吊胆，忙于自保过关，甚至没有时间经常去看望别人，而且我们家的那种自危状况，还怎么再去安慰别人。但是父母亲在家里，还是会经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况如何，很担心北京大学的极左潮流，会伤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从北京大学发作起来。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难以自救，不敢也无法顾及他人。过了些时，我因为会拉小提琴，参加了北京一个中学文艺宣传队，到北京大学去集训几个月。有时骑自行车往返，有时就住在北大教室里。母亲悄悄嘱咐我，想办法打听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晓得在北京大学极左气氛中，不可能公开打听俞大絪教授下落。我曾经趁着月黑风高，偷偷跑去燕南园。可是没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且只是跟随，从来没有想到要记路，有一天会独自来探听她的安危。此外，燕南园也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标语大字报，门窗残缺，庭院荒芜，一派破落，成了废墟，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学者们居住的地方了。
后来我想方设法，找到英文系所在，从那里的标语大字报里，发现对俞大絪教授的辱骂，她已经“自绝于党”。记得我当时读到打了大红叉的标语，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之后我打听到，文革发作之后，俞大絪教授家先后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书籍文物都遭毁灭。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时，强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抽打得鲜血淋沥。俞大絪教授终于不堪侮辱，悲愤难抑，服药自尽，年仅六十岁。
记得我曾费了很多心思，琢磨如何将俞大絪教授的恶耗告诉母亲。现在回想，惶恐之间，我记不得最后是怎么告诉母亲的了。只记得她听说了以后，独自关在小屋里，痛哭了很久，以后连续几日，什么话也不说。父亲后来告诉我，俞大絪教授因为出众的聪明才智，加以学术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别要强，又特别的高傲。曾昭抡教授受辱，已经给她许多打击，她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后来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绝对无法继续忍受，士可杀，不可辱，那心情父母亲都能够想象得到。
老年的曾昭抡
曾昭抡教授早在1961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教学工作，甚至还在重病期间组织学生，完成《元素有机化学》丛书。但他的癌症扩散，随后文革开始，曾昭抡教授不仅得不到医护治疗，反被批斗被隔离，加以俞大絪教授的辞世，官方说法，曾昭抡教授支持不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于1967年12月8日，离开了他曾贡献毕生精力却难以赢得尊重的祖国，他才六十八岁。最近获得一些信息，说是曾昭抡教授也是在武汉自杀身亡的，实在是悲惨之至。
从此我在家里，再没有听父母亲提到过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忘不掉她，提起她会引起太多的伤感，所以避免再提起她来。直到1977年，文革过去，高考恢复，我和弟弟两人都报了北京大学，而且我们两个的考分，都高过北大录取线数二十余分，有几天我们自以为能够一起进北京大学读书了。那时候有一次，母亲突然之间，叹了口气，说：如果俞大絪教授还活着，你们一起去看看她，就好了。
于是我们都知道，俞大絪教授，还有曾昭抡教授，将会永远地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而且我还要把他们的恩情和遭遇，告诉我的儿女，让子孙一代一代地记住他们。
58年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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