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 景文：村里的老地主、老红军和老反革命

文摘 2024-11-04 08:00 广东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景文，真名陶冶，陕北老知青，北大附中初中67届毕业。在陕北插队4年后招工到汉中工作5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原题

地主和富农

作者：景文

成分是什么？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看到这个问题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化学问题，化学成分。但在文革中，成分可不是化学问题，成分是阶级成分的意思，一旦涉及到阶级问题马上就是重于泰山的政治问题。成分与招工、招生甚至雌婆姨（娶媳妇）等人生前途大事密切相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的第一句话。解放后谁是敌人？地富反坏！1957年以后再加上一个右派。“文革”初期，地、富、反、坏、右合称黑五类，黑五类是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之辈。“文革”大戏开张不久，又加上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合称黑八类，其中叛徒、特务亦是入地狱之流无翻身可能。而走资派被冠以死不改悔的帽子则暗示若改悔则有咸鱼翻身的可能，属于在泥潭中挣扎尚未彻底沉沦的可黑可白的群体。绝大部分走资派，实际上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对刘少奇集团的屠戮的刑场陪绑者或无辜的牺牲者而已。随着文革的继续和深入，知识分子也进入黑的行列，排行第九，属于资产阶级，亦黑亦白，称为“臭老九”。

景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亦黑亦白的“臭老九”出身，是黑是白在领导的一念之间。经过三年文革，景文已将自己划为出身不好的一类。为人处世，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比出身好的人低一等的位置上。

当时一方面景文在心里轻贱自己，而在另一个方面，景文在心灵深处有着更卑劣的轻贱他人的倾向。对于黑五类及其子弟，景文好像自然而然地有厌恶和蔑视的感觉，自我感觉比他们高一等。

到桃曲村插队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在知青借住的队部院子里，摆了三张桌子，由一位脸白白净净，得意之色洋溢于外的年轻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袁D L（造反派，不久被免职）主持批斗会，大队支书马云驰和12名知青组成的“清理阶级队伍”骨干一字排开坐下。

过了很多年回忆起来才发现，当时除了大队书记职责所在必须参加之外，村里的老乡参加批斗会的是一个没有，谁也不愿意干这得罪人的绝户活儿。对面站着两位当年在理论上认定的真正的阶级敌人，老地主贺文郁和老富农贺庭云。当景文真正面对这两位理论上的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时，却找不到任何敌人的感觉。

老地主贺文郁63岁了，黝黑消瘦的脸，长着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穿一件蓝面白里子的旧老土布棉袄，腰里系一条蓝布腰带，戴一顶破旧的毡帽，除了眼神偶尔有些凌厉外，看上去就是一个穷苦凄惶的老农民，而且他有帕金森症，头不停地轻微抖动，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

贺庭云形象可以说是惨不忍睹，60多岁，高高的个子，脸色惨白，眼窝深陷，人瘦的形销骨立，可能是有老年性阻塞性肺炎，气喘吁吁，不停地剧烈咳嗽，咳起来深深地弯下腰，出气多进气少，一副命悬一线随时要倒下的样子。看着这两位花甲老人的可怜相，景文实在是找不到敌人和仇恨的感觉。

首先由大队支书马云驰宣布了贺文郁的罪行。贺文郁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宜川县苏维埃主席、组织部长。好乖乖，这是一位老红军啊！后来看了一些史料，才知道，宜川县1933年闹红军只是在较偏远的乡村里搞了些小规模的游击队和小面积的游击区，县苏维埃主席、组织部长都是在窑洞里委任的，从来没到县里上过任，领导的人口和权力所及的领土恐怕只及宜川人口面积的百分之一。因实力弱小，国民党一来清剿就被灭了。

大队支书马云驰继续宣布罪行，贺文郁在1934年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好乖乖！一年之间从红军的县苏维埃主席、组织部长变为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这种个人角色的惊天大逆转的弯转的太大了吧？怎么实现的惊天大逆转？大队支书马云驰用4个字概括，叛变革命。

景文感到奇怪，叛变革命、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这么重的罪行，解放后镇反时怎么没被镇压？怎么没判罪？

两三年后，景文才逐渐了解到，贺文郁抗战军兴之后退出政界从商，家里养了许多骡子，向南到韩城购入百货等物资，向北往延安运送贩卖，再从延安购货到国统区贩卖。这种长途贩运贸易客观上支持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景文奇怪，延安有什么出产可以去韩城贩卖？很多年以后，景文才在一份资料中看到答案。延安向国统区卖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资料。

在农村时，景文和几位同学分析过贺文郁这位“老红军”。1933年时，贺文郁这个人应该是一位在方圆几十里之内都少有的一位既有文化，又很会办事，而且接受新鲜事物很快的年轻人。

闹红军这种新鲜事，贺文郁接受快，而且有文化、会办事，很快就成了骨干。但他从骨子里来说可能更适合于做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仁人志士。这种人恐怕不懂什么主义，更谈不上什么献身精神。国民党大军一来就集体投降了。之所以说是投降不说叛变，是没有人因为他们的投降而丧命。没有血债，可能是他解放时能保命的原因。投降以后，大概因为太能干，很快在当时只有四五万人口的宜川县里脱颖而出，被国民党重用。

解放时，贺文郁名下的土地比村里的一些上中农还少，但还被定为地主成分，天道乘除，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也是对当年他在国民党时代的投降和此后的春风得意的一种公平回报，但他的子女就万劫不复了。

老富农贺庭云也被宣布了罪名，1933年参加红军，任红军游击队长。好我那爷！又是一位老红军！1934年叛变革命，在国民党那边担任过区一级的领导职务。1949年国民党退却前，这厮竟然被封为反共游击队的队长，好在解放军一打过来，这厮立即投降，这厮大概在应承反共游击队长差事时就是虚与委蛇，打着投降的主意吧？这厮最终得到宽大处理。贺庭云没有儿女，这样也好，没后人因为出身不好被他拖下水。

小小的桃曲村真是藏龙卧虎，有两位“老红军”，两位老反革命。景文对两位“老红军”绝不爱戴，对两位老反革命也毫无仇恨，只是觉得这二位的人生就像一场闹剧，好笑又骇人听闻。

贺庭云两年后在一个冬夜里，因为心肺衰竭在痛苦的喘息中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老伴为他送终。他的老伴孤苦一人，老太太最后归宿不得而知，但想起来有点不寒而栗。

贺文郁在“文革”后被平反，摘掉了地主帽子，被重新定成分为“开明士绅”，贺文郁老先生接到摘帽子通知，几十年的沉重的黑帽子终于摘下来了，老先生激动万分，但衰老的身体却承受不住这份激动，当场脑溢血突发，倒下去世了。南无阿弥陀佛！

2012年，景文回桃曲村看望乡亲们，遇到了贺文郁的二儿子贺宗文。他表情严肃沉重地把我叫到一边，非常郑重给了我一张《延安日报》。这张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长文，整整一版，文章内容是纪念忍辱负重几十年的地下党员贺文郁同志。原来这位“老地主”是共党的卧底，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牺牲了，他不得不背负着地主的黑帽子忍辱负重半生，而忍辱负重的年代全是在解放后。等事实查清之日，他早已忍辱离世。呜呼哀哉！悲剧人生！

“文革”初期有一句流行语：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对于黑五类这种已经趴在地上又被一只脚踏住的政治贱民的生存状态，很少有人关注。当然，对他们来说还是不关注的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果被关注就意味着要阶级斗争又要来了，又要雪上加霜遭受打击了。

景文在桃曲村看到的是，黑五类像石缝里拱出的树苗在顽强地活着，用尽气力和智慧博取生存和温饱，最后还长大成材。

1969年1月，知青们到村里的第二天，大队书记向知青们介绍村里的情况。桃曲村有53户人家，256口人，地主3户，富农5户，贫农10户，上中农23户，中农12户。知青听了以后感觉地主、富农好像太多了，一共8户，贫农数量好像又太少了，只有10户，地主富农去剥削谁呀？

1971年桃曲村的老少爷们和碎娃。后排左起依次为：兴旺（富农子弟）、根祥（中农子弟）、知青程为平、慧生（贫农子弟）、贺振堂、老贫农、贺振国、贫农

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地主只有一户土地不多的贺文郁，富农也只有两户，剩下的六户地主、富农实际上是他们的子弟“世袭”的成分。

地主贺文郁有三子两女，两个儿子分家单过就是两户地主，一女出嫁成分随夫，一幼子和一小女在身边，个人成分也都是地主。这一家人虽然成分不好，但智商在农村里是出类拔萃的。

老地主的大儿子贺宗堂，景文未见其人时便为其书法所折服。到村里的第一天，景文看见院子里贴的欢迎知青的大字报上的字写得神采飞扬，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有毛笔字写的这么好的人令人吃惊，从字上看就感觉到这个人非常有文采。景文问身边的队干部是谁写的字,写得太棒了。队干部说，是地主的儿子写的，他被判刑关了几年，刚放出来回村不久。景文充满革命警惕地（革命个啥？警惕个啥？自作多情！）问，怎么能用这种人？队干部轻描淡写地说，用他写写字有什么关系。

贺宗堂40多岁，面目黧黑，身材粗壮，长方脸，脸上皮肤坑坑洼洼。走路总是低着头，偶尔抬头，目光一闪，眼神有点凶狠。刚见到时，景文感觉这是一个暴力型罪犯，面对他时心中警惕而害怕，有点怕他爆起取人性命。后来才知道，贺宗堂是个文人，说起话来和蔼斯文，与外表的凶相大相径庭，他原在延安粮食局工作，听说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加上出身不好又赶上“文革”的高压政策被判了刑，丢了公职。

有一次，队里安排景文和王柏林同学与贺宗堂一起弹棉花。弹花机是木头做的，木制的壳体外安了一个大轮子，上面有一个大摇把儿。干活时贺宗堂在喂料口处将棉花摊成薄片送入机器，轮子一转就可以弹棉花了。因为村里不通电，两个知青当电动机用，两双手抓住摇把奋力转轮子，轮子沉重，一圈又一圈连转三四个小时，连驴都得累趴下；贺宗堂在喂料口工作，毛絮飞扬，呛的喘不过来气，也是苦不堪言。干了一天，大家都精疲力竭。累的直想吐血的景文看着满身毛絮像白毛鬼一样的贺宗堂，方才明白，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高一等，没有什么阶级敌人，大家都是落难的可怜人。

贺宗堂在“文革”后平反重回工作岗位，获得新生。2008年景文回村听说他已去世，活了70多岁。闻此，景文不禁怅然。人生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

贺文郁的二儿子贺宗文当年二十七八岁，原是延安中学的高材生，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一，还担任学生会主席。1963年高考，贺宗文报考清华大学，高考成绩远远超过清华大学在陕西省的录取分数，但因出身地主，政审不合格，不要说清华大学，就连最末流的大学也根本无资格上，只好回乡务农。

贺宗文的形象与其兄长完全不同，长得眉清目秀，瘦高的个子长身玉立，偶尔还戴副眼镜，虽然穿一身老土布衣服，但仍透露出书卷之气。有一次景文看见贺宗文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腰板挺得直直的，带着一副白边眼镜，面带微笑，口中唱着湄户戏，独自一人轻松愉快前行，真是一副书生加农夫的绝妙画图。

贺宗文非常低调，少语寡言，但嘴角常挂着微笑，看似谦和，但深究起来又好似在嘲笑谁。景文当时看了几首唐诗，觉得写得真好，常和同学们大气炎炎地高咏唐诗，有道是满瓶不响半瓶晃，景文是瓶子底都没盖住，就晃得厉害。有一次在山坡上下苦（当地方言称干活为下苦）歇歇时和王柏林兄说起某位中学同学当兵走了，现在已经是连队的副指导员了，而我们还在这黄土坡上抡老镢头，不禁大发感慨，高诵唐诗道：“沉帆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贺宗文在边上微笑着默默地听着，突然问了一句这是谁的诗？景文当时既不知道这首诗的全文，又不知道作者是谁，一下子被噎住，干瞪眼一句话说不出来。贺宗文轻轻说出“刘禹锡”三字，微笑而去。这件事给景文的刺激挺大，才发现自己这个知识青年实在是没知识。这倒促进景文回去好好读唐诗、宋词，踏踏实实地学习了。

贺宗文知道自己这种人不会有任何向上发展的机会，只能做农民，只能脚踏实地地干。在那样严酷的年代里，贺宗文做农民也能出彩。1971年上级要求大力发展养猪。由于要求家家户户养猪，当年猪仔稀缺买不到，贺宗文瞅准机会，养母猪繁育猪仔。他养猪技术好，母猪一年下了两窝猪仔，卖猪仔就挣了500多块钱。当时村里农民挣工分一年工分值不过三四十块钱，500多块钱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字，在农村十年都挣不来。由此可见其聪明能干。

“文革”后贺宗文被抽调到高柏公社当了教师，后来当了中学副校长。现已退休，住在宜川县城里。他的几个孩子都在城市里就业了。

贺文郁的小儿子贺宗祺小名叫里太。景文1969年到桃曲村时里太14岁，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脸上总是挂着一副讨好的笑容，这可能是一种自卑心理的表现。当时里太还在公社中学上初中，趁假期参加劳动，一天挣5分工，天天出工。1970年县里高中恢复招生，里太考了全县第一名，但因为地主出身被剥夺录取资格，只好回村劳动。

里太原是一个蛮阳光的孩子，脸上总是一副微笑表情，虽然是讨好的笑容，但在那段时间，里太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变得很沉默，沮丧，避免与人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好在暑假后他接到了县高中的入学通知，原来是壶口公社中学校长爱才心切，为里太奔走力争，最后经过宜川县委会议专门讨论批准作为全县唯一的“可教育好子女”破格录取。

高中毕业后里太回村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里太参加高考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因为出身地主成分问题而落榜。1978年，里太再次报考大学，成绩超过录取线，又因地主成分而落榜。

1979年，政策改变，高考录取只看成绩不再看家庭出身成分，里太第三度报考大学，但却落榜了。这一年因大批在粉碎“四人帮”后受过正规中学教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高考录取线水涨船高，里太在“文革”期间上的那几年中学，没有良好的正规教育，甚至连物理和化学课都没开过（取而代之的“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农业基础知识），此时基础薄弱的恶果显现出来，在更高水平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1979年落榜后，里太并没有放弃，以农民之身份继续刻苦复习，1980年第四次进入考场，再战高考，终于考上大学。里太作为地主的儿子，在歧视和压抑中成长，在艰难困境中，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最终成功，令人深为敬佩叹服。里太现在延安市工作。

景文曾听一位年轻的教授（当年30多岁）说，他家是地主成分。小时候（应为1970年代时）家里非常穷，一年只有大年三十夜饭才有肉吃，而且不限量，管够吃。他大年三十早上不吃饭就出去拼命玩，一天不吃饭，把肚子空下来，到晚上可以拼命多吃肉。怎么听起来像老贫农在忆苦思甜？这位从贫困的地主家庭成长起来的小伙子，在1977年高考中一举考上了清华大学。

景文招收的一位湖北籍的博士生说，他爷爷奶奶是地主，解放后生活比普通农民还要苦的多。说这番话时他是笑嘻嘻的。后来他公派去了法国留学。他的生活中全是阳光，长辈的艰难耻辱、苦痛心酸早已烟消云散。

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永远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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