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军“补充团”是血泪斑斑的集中营
陈乘渊
陆军新编第二军“补充团”，是青海封建军阀马步芳将河西走廊被俘的大部分红军，集中西宁后用军事管制方式组织起来的罪恶的集中营。它组建于1936年10月，当时为解决大通河享堂桥梁工程，就在西宁由被俘红军中选拔了18岁到20岁的青年300多人，临时组织了三个劳动队，调往民和享堂镇，归当地驻军第一百师补充旅旅长马全义管辖，责成担任艰巨的享堂桥东西两岸的石方工程。开工时编为一个营，叫工兵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强制完成了石方工程340余立方。
同年12月，在西宁又组织了300多人的一个劳动队。这次征拔的年龄，延伸到30多岁，修筑由西宁东郊到小峡的车马大道，约长20华里，修筑时间也是三个月。1937年2月，享堂桥工程完竣，将工兵营调回西宁，与东郊修路的劳动队合在一起，开到乐家湾，将原工兵营编为第一营，劳动队编为第二营。随即，将第二营调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开荒约2500余亩，修干渠一条，支渠数条，共长几华里；第一营调到化隆甘都大滩，开荒约5000亩，修干、支渠也长达几华里，还修建房屋多处。先后由化隆、循化移民约一百数十户，从事耕种，名之为“新村”。
由于马步芳在这两个工兵营的强制劳动中，收到了预期的收益，为进一步从被俘红军中攫取血腥财富，又选拔了十五六岁到四十多岁的青壮年一千四五百人，与原有的两个工兵营合编为四个营，正式组建补充团，继续进行强制劳役。每营有三个连至四个连，每连有三个排或四个排，班的组织及人数不一致，有多有少。在强制劳动施工过程中，由于不断调动或增减，复数很大。每值承担繁重工程，又从分散的被俘红军中调拨，加上各连、营和团部的直属组织，全团总人数最高额时达到3300多人。
这个团起初叫工兵团，不多日改叫特务团，可是与正额编制的特务团同名，不便应用，又改名为补充团，直隶新二军司令部。所有各级官佐，均由嫡系正规部队选出的骨干充任，操纵着全团被俘红军的生杀予夺特权。各班正副班长，则由被俘人员担任。首任团长是马腾，任职约半年，即行调离。1937年7月，由原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长孟全禄继任。
随着该团编制的扩大，军事管制制度也随之升级，相继制定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章制度，控制十分严格，处罚十分严厉。马步芳还接受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在一个时期里，由党政负责人轮流前往该团讲“政治课”，其中有CC系的马绍武、复兴社的李晓钟、地方系的陈显荣等。有次省政府顾问魏敷滋前往讲课，当时我任新二军上校参议，兼办省政府机关报《青海民国日报》，也随魏去采访，看到在场的被俘红军，约有一千数百人，有些营、连在外施工，未能集中来。显然在各营、连军官的层层严密控制下，全场鸦雀无声。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课过程中，在场红军只是一片沉寂，看不到一点活跃倾听的气氛。这种无声的抵制，是愤慨和厌恶情绪的表现。
平时，被俘红军既受组织系统的硬性管制，又有体力劳动上强加的无休止的苦役，遭遇是异常残酷的。每天劳动时间往往在十个小时以上。除一些节日的间歇休息外，没有固定的休假，劳动强度大，而劳动工具只是简单的背斗、铁锨、镢头。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所受的压迫，是很沉重的。凡被认为是“犯规”的，轻则申斥，重则体罚或拘禁。每天的饭食是菜汤和粗细面相间的主食。细菜和肉食也偶尔有些点缀。四季衣着，十分简陋，没有发过新衣，鞋袜是自己用羊毛和粗布打线编制的。卧具都是席地草铺，盖着自己的衣服。冬季得不到取暖供应，夜间冻缩一团，勉强度过，有些冻伤了手脚。平时没有医药设备，病员只能相互帮助，用土法治疗，一旦重病或受重伤，只能束手待毙。这与马步芳嫡系部队的待遇，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日常没有个人外出的可能，也说不上有通讯的权利。这个血泪斑斑的所谓补充团，是一座阴森的人间地狱，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集中营。
被俘红军在工兵营完成的工程，已如上述。补充团时期，修建西宁小桥湟水石条木架四孔大桥一座，施工的300多人中，被淹死、砸死的有四五人，头部及四肢受重伤的达50余人，受轻伤的近100人；维修和新建西宁回中（即昆仑中学）教室、讲台、操场及大小房屋有300余间，又在乐家湾打土窑洞70余孔；西宁南山根挖防洪沟一条，深度3尺至50尺，宽8尺，长2华里。1938年1月，承修宁（西宁）张（张掖）公路门源境卡子沟、大坂山段工程，长约40华里。由于工程艰巨，加之气候严寒，冰雪当道，工具原始，衣食不继，面临重重艰困，难以言喻。卡子沟段勉强完工后，调到张掖整休，3月初又返工地继续施工，在大坂山顶遭大风雪袭击，冻死、病死三四人。在不断摧残和折磨中，全团原有3300多人，只剩2600余人。劫后余生的这些红军战士，经过长期摧残，面容憔悴，大部分体质衰弱，腰腿已不灵便。
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命令马步芳，将被俘红军送兰州，移交九十七师孔令恂部接收。这时孟全禄已离职，由副团长刘占奎将补充团分为两批送兰州。行前，第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将他在张掖自编的又一个工兵营，全部补充进该团，全团员额又达到3000多人。马步芳竟将其中的1500人作为当年青海应征国民兵兵员，送交国民党补兵，转手向青海各族人民摊派了国民兵代替款，每名作价三百银元。西宁县政府摊派此项兵款时，每名按600元向下摊派，层层搜刮民财，可以想见。这笔摊派款凡交不出现金的，即以马匹牛羊折价抵缴，群众实际的负担，大大超过了原派的顶替款。
这一年夏，马步芳又搜索分散在各地挖金、揉皮、洗毛、采煤的红军失散人员，共约300余人，调赴共和县修筑倒淌河至恰卜恰段公路。至秋季，又调往大通广惠寺及同仁都秀，分别伐木，改叫森林警察局。1940年，部分人又被调赴玉树，以马钧为森林警察局局长，在玉树活动。1942年初，森林警察局解散。
马步芳以工兵营、补充团、森林警察名义，强迫红军为他创造了大量财富，又虚报了工程修建费用。他以补充团为伪装，掩饰其惨杀被俘红军的滔天罪行，既反映了他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又反映了他对革命人民的害怕，其本质是既残忍又怯懦的。
录自《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作者陈秉渊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