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在划归中华版图那一刻，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便注定了这里似乎从来都是与杀伐、征战分不开的一条特殊通道。霍去病轻骑逐匈奴开辟河西四郡，甘州回鹘重建汗国血泪成史，西夏占据河西三分天下，成吉思汗的铁骑踩着血肉西征，明帝国固守甘州门户，左宗棠收复新疆抬棺过走廊……
在继封建王朝覆灭、革命战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河西走廊史上最为壮烈的则要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喋血河西的战斗。
红西路军在张掖的战斗主要有山丹保卫战、甘州城西攻坚战、甘浚堡战斗、龙首堡歼敌和临泽境内的廖泉保卫战、西洞堡大捷、三战倪家营等战役，以及血战高台的惨烈战斗、梨园口白刃相见之决战，最后被迫退入祁连深处的肃南县所进行的一系列鏖战……
翻阅书籍，白纸黑字的记录终归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总不似到烈士纪念馆去亲眼参观、亲耳聆听来得更有感染力。在河西走廊沿线各个市区，凡是当年红西路军征战过的地方大多建设了纪念馆，旨在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辈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仅张掖境内就有甘州区西路军纪念馆暨高金成烈士纪念馆、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临泽战役纪念馆、肃南石窝会议纪念馆四家有关西路军战役或西路军烈士的纪念馆。
通过参观我们可以更贴近那段血色历史，踏着英烈的足迹去追寻革命先辈甘洒热血不畏艰难，用一具具血肉之躯扛起历史担当，誓要建立新中国的崇高理想。那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在支撑，才能让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心革命？才能在面对敌人的刀枪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如果易地而处，你我能做到吗？在种种疑问面前，和平年代的我们到底缺了那份勇气来正视自己，或者说我们不敢做如是设想，只因今天安宁幸福的生活，已经不需要中国人民像革命先辈那样去挥洒热血，我们的思想里一种叫“信仰”的东西淡薄并淡漠了。
在张掖，走进任何一家西路军纪念馆，静谧的宁馨中都透着庄严肃穆。那一帧帧黑白照片的真实呈现，一列列透明展柜里指战员的遗物收藏，都在向后来人无声讲述着属于西路军史上的惨烈与艰险。尤其记叙了西路军弹尽粮绝之下被俘人员，在马匪军屠刀下遭遇惨无人道的虐杀资料时，那般令人发指的兽行即便黑白底色的照片也难以掩盖其血腥，看得人不寒而栗，由不得一阵怒火填膺。
资料显示，红西路军在征战河西的悲怆历程中，所部21800人中7000余人战死沙场，几十位高级将领殒命河西；部队在滴水成冰的河西走廊身着单衣作战，于弹尽粮绝后9600余人被俘，其中5600余人被马匪军以活埋、砍头等极尽残忍的手段杀害；1000多名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马步芳发配给部下做小妾受尽侮辱；最后经党中央批示，由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百姓营救，回到陕甘宁边区的只有寥寥数千人。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根据张掖市史志办的文章记载：1936年11月21日，西路军前锋红五军进占山丹城，红旗第一次高高飘扬在张掖大地上。根据中央以永昌、山丹城为中心建立甘北根据地的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号召全军指战员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决战胜敌人，为在西北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就在这天，敌人在围攻永昌城的同时，总指挥马彪又率领步、骑各一旅及四个民团的兵力围攻山丹城。战斗开始时，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指挥下，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派一部兵力突袭敌指挥部和外围大佛寺、红沟、野猫山等据点，取得胜利。
第三天，红五军一部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乘夜袭击山丹城西廿里铺驻敌。在战斗中红五军指挥员沉着应变，声东击西，猛打猛冲，致使敌人惊慌失措，伤亡众多，连夜溃逃。
接着红五军两个团奉命在西十里铺阻击来敌，分别打垮了敌人的五次集团冲锋，打乱了敌人的攻城部署。接连受挫的敌军集中三个旅的部队向山丹城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红五军全体将士沉着迎敌，浴血守城。战斗持续到12月2日下午，军部命令两团战士由东门出击，但因出击过远，突遭敌骑兵反击，部队伤亡较大。此后，红五军以固守为主并瞅准机会近距离小股突袭打击敌人。
在城内，五军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发动组织群众搞好支前和治安。至12月下旬，红五军奉命撤离山丹城西进。此时张掖城内据守的是号称“张掖王”的马步芳直系亲信部下韩起功，是一支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师级建制部队。红西路军总部采取避其锋芒、迂回穿插的战术，一边派遣红九军前卫团佯攻甘州城，一边命主力抢渡黑河向西行军。
1936年12月，数九寒天的河西走廊滴水成冰，西路军先头部队红五军于12月30日进占临泽县城（今蓼泉镇）。之后，临泽由政委黄超带两个团留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主力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军直属部队近三千人连夜疾进高台，于1937年1月1日凌晨占领高台县城，守敌全部投降。随后，红九军进驻临泽沙河堡（今临泽县城），红三十军及总指挥部进驻倪家营。其间，中央军委指示西路军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动员全军在临泽、高台地带消灭敌人，完成创立甘（张掖）、肃（酒泉）二州根据地的任务。于是西路军屯兵临高一带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2天后，敌人切断了高台、临泽之间红军的联系并牵制沙河堡、倪家营的主力红军，集中4个骑兵旅和3个团共2万余人向高台城发起进攻。红五军将士依托城外工事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激战一个星期后，敌人以优势兵力攻毁城外红军的制高点，直逼城下，在各种火力掩护下，轮番攻城。此时的红五军已是弹药殆尽，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用木椽捣敌人的云梯头；用群众送来进餐的滚烫开水朝敌人头上泼去，用大刀、梭镖、石头、冰块，把爬上城墙的敌人一次次地打下去，战斗十分惨烈，城墙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1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从四面攻城。一时间，炮声震天，火光四起。拂晓时分，南城墙被敌突破，敌人蜂拥而入。在生死关头，上至军长，下至轻重伤员、机关人员，同仇敌忾，宁死不屈，与敌人在街道间、城墙上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巷战持续到下午二三点钟，全城被敌人占领。红五军将士除极少数突围和被群众救助隐蔽外，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近三千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高台失守后，驻防临泽城的红军经与敌苦战三昼夜后，在红九军一部的接应下，突围与主力会合。1月28日晚，西路军所剩13000余人全部集结于倪家营一带。从2月1日起，敌人集中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和大批民团的兵力，在马元海指挥下开始围攻倪家营。连续百天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的西路军战士此时已弹尽粮绝，在御寒冬衣极缺的情况下，每守住一块阵地都要付出极大的牺牲，但战士们视死如归，誓与敌人战斗到最后。在汪家墩阵地，前一天晚上红三十军一个连的130名战士进驻该地，战斗到第二天兄弟连队换防时，全连只剩下9个人，其中4人还负了重伤。
2月15日，敌人拼凑一切力量采取集团冲锋，梯队重叠，步步推进，向红军阵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首长亲临前线，鼓舞浴血奋战的指战员。仗越打越艰苦，弹药、人员有耗无补，伤员无医药治疗，部队无粮食给养，连水也喝不上。面对极为不利的局面，军政委员会决定突围。西路军连夜拼死突围，向临泽西南50里外的三道柳沟一带转移。在近一个月的血战中，红军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毙伤敌近万人，但自身也损失巨大。
突围后的西路军刚到达三道柳沟，又遭到紧追而来的敌人骑兵团的攻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的带领下，以一当十，与敌展开了殊死拼搏。经过几天残酷的血战，西路军余部不得不再次突围，准备经梨园口撤进祁连山。
3月12日晨，经一夜急行的红军刚刚到梨园口，敌数旅骑兵就跟踪而至。担任后卫的红九军和妇女独立团为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进山，抢占了进山口两侧的一些小山头和高塄坎阻击敌人。九军剩余的近千名指战员在军政委陈海松的带领下与敌人肉搏，拼死掩护总部进山。不到半日的战斗中，九军余部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陈海松等壮烈牺牲。危急时刻，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军政委李先念各带一部兵力赶来，猛烈阻击敌人。在这种险恶至极的形势下，每一位指战员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脚下的每一寸阵地，拉锯式地和敌人反复争夺。
半个世纪之后，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动情地讲到了这次战斗中的一个情节：与敌激战一整天后的西路军被迫向祁连山腹地转移。凶残的马匪骑兵已经杀红了眼，狂嘶的战马掀起的土雾漫卷在梨园河谷，明晃晃的战刀泛着冷光，敌人疯狂的喊杀叫嚣声撕人心肺。三十军剩余部队占据地形，顽强地阻击着敌人，为了保证总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的人墙，用自己的躯体当盾牌保护首长和非战斗人员从中间通过。敌人的枪弹一排排地射来，无数指战员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通道……李主席每每回忆当时的情景，常常热泪盈眶。他临终前留下遗愿：将骨灰撒向祁连山，与英勇献身的西路军将士千古同眠！
从梨园口撤向祁连山的西路军余部（含伤员已不足3000人）转移至肃南境内的马场滩、牛毛山、康隆寺一带。与尾追之敌经一天激战后，又连夜继续撤退。1937年3月14日，撤到石窝山一带的部队只有2000余人了。黄昏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头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三项决定：一是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二是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三是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至此，西路军结束了在张掖境内悲壮的西征。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张掖境内征战三个半月，经历较大规模战斗数十次，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统计，仅“张掖王”韩起功当时所控制的张掖县（今甘州区）境内，这个双手沾满红军战士鲜血的恶魔所残害的西路军将士就多达3240人。其中被枪杀575人，烧死56人，活埋2609人。甘州区东教场、牛王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韩家花园、义园广场、北城墙根都埋有红军战士的尸骨。这还不包括被俘红军指战员被押送到青海，直接由马步芳下令残杀的2000余人和在张掖其他县市被马匪军杀害的红军战士。现存的资料中显示，当时马匪军残杀红军战俘手段凶残狠毒，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良知，有很多形式如“抽肠而死”“剜心取胆”“钉死树干”等酷刑，都是反人道行为，极其恶劣残忍。
累累血债，罄竹难书！不知道当时我们的革命先烈是如何承受这些极端酷刑的，今时今日的我仅仅作为一个文字记录者，在敲下这些字眼的时候都忍不住脊背发凉、心惊胆寒。可是，最令人想不通的一点是，前些年居然还有一些人要为马匪军翻案，一本叫《马步芳传》的书就是赤裸裸在为这个有罪于人民的刽子手洗白叫屈。很难理解，那个被称为博学多才、客观公正的作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目的和居心去为马步芳树碑立传的？如果是为了博人眼球倒也罢了，但若别有用心或受金钱驱使而为，那当真是辱没了文化人的身份、玷辱了文学之尊严，在我个人看来不值得被原谅。同样不被原谅的当然要数传主马步芳，这个在传记里饱受赞誉、作者眼中不可多得的“人杰”。
也许有人看到这篇文字会说笔者偏激，但我无意争辩，更无意去研究一个自己深恶痛绝的人背后那些所谓不得已。因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反人道的兽行、暴行都不应该得到洗白，更不可能仅凭一纸一笔的立传式做法来混淆视听，打历史的擦边球。所谓《马步芳传》过于美化其人，对已经定性的事件有意模糊概念或偷换概念，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旨在为马步芳的反动军阀行径找借口推卸责任，想要借此麻痹读者博取同情，进而获得人民的原谅，作者的目的实打实就是在炮制一本“马步芳洗冤录”。姑且不论书中把马步芳个人刻画得怎样惊才绝艳、怎样忍辱负重构建马氏家族成为一方地头蛇，也不论他如何经营青海，如何组建部队令蒋介石都深为倚重，单说对红西路军之战役中，处于两个阶级阵营的战斗厮杀，你死我活的拼命相抗怎么打都不为过，可是面对手无寸铁的战俘却要用极刑虐杀，对俘虏的女红军极尽羞辱随意转送买卖，这些做法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讨厌马匪军、抵触马步芳的原因无关政治，仅这一项便已足够了。所以，个人感情上坚决不接受有人为马步芳的残暴和毫无底线的做法洗地平反。
至于说到马步芳寓居国外漂泊异乡，对家乡故地怎么思念，都是一种卖惨的自我作秀。试问，出手阔绰买得起整栋楼，一次性购置四辆豪车的财阀，他在国外的处境与中国人民解放初期一穷二白艰苦创立新社会相比，有什么资格诉苦？国民党高级军官外逃之后，不是没有回国来的，我党和人民群众都给予了谅解，他马步芳若是没有欠下那么多的血债，自知面对祖国和人民百死难赎，又如何不敢回来？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罢了。
八十余年恍惚一瞬间，对于巍巍祁连而言，太多的杀戮早已让这些山脉更为冰冷坚硬。但是，红西路军转战祁连山下，用鲜血染红黑河水的战役，却令无情的山石和亘古不化的冰雪都忍不住为之而震颤。时过境迁，那些枪炮声中不屈的呐喊，与风雪天里坚定的面容，已永远铭刻进了圣山的脉搏、融入了黑河怒卷的浪涛，西路军烈火金刚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甘州大地上的人民，他们的精神品质与这个时代同在，必将代代相传下去。
——资料来源于《张掖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