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新剧团”的情况
绽永贵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政文工团，去永昌县二十里铺给红九军作慰问演出，快要到达时，因红九军已经转移，却和马步芳的骑兵团（团长为马步銮）遭遇。他们立即进入附近的郭家上磨村，据守一个大庄院，奋勇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死伤惨重，阵地被攻陷。幸存下来的人被马步芳军队俘虏，押解到西宁后，编成了跳舞队，其后，又增加了一些能演话剧的被俘人员，改称为“新剧团”，共计30多人，归马步芳一百师直辖，剧团团长由该师参谋处中校主任赵永鉴（字仰天，解放后被镇压）兼任。
“新剧团”从成立到1937年8月结束，我一直是那里的不速之客，和团员们过从颇密。原来，早在马麒当循化营参将时，我的父亲绽福元就给他家担水做杂活，以后，马麒升任西宁镇总兵和青海省主席，调我父亲给他当差官，我即随父到西宁读书，时常出入马府。尔后，马麒的儿子马步芳当政，我又和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外甥马呈祥结成莫逆之交。因此，马步芳不只认识我，而且知道我很爱好吹口琴，就时常让我为他独奏。“新剧团”成立时，我刚从江西土木工程学校毕业回西宁不久，负责修建西宁惠宁桥。每逢新剧团演出时，马步芳就指定我去伴奏，有些事情他也责成我到新剧团去办，从而我和新剧团的团员们就逐渐熟悉了。
当时，我很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敬佩他们的高尚品德，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怜悯和恻隐之心。1937年春，我和戚永洁结婚以后，这种情感又有了发展。戚永洁是西路军军医院的护士，在河西被俘，后分配在西宁羊毛厂撕羊毛。她与我结婚后，经常用各种方式给我灌输革命思想，劝我宽待参加修建惠宁桥的被俘人员，并要求我暗中设法照顾和营救新剧团里尚未暴露身份的红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如苟秀英、王定国、宗时华、杨万财等人。这在当时，的确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在顷刻之间身首异处。我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戚永洁的忠告，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积极地做些对被俘人员有益的事。因此，当时新剧团里被俘人员和敌人作斗争的一桩桩事迹，就更加为我所注目，并且经久难忘了。解放后，我因历史问题被捕入狱，戚永洁回原籍四川省阆中县戚家沟二龙场居住。
据我回忆，先后编入“新剧团”的女团员有王定国、宋时华、孙桂英、党文秀、黄光秀、赵全贞、陈淑娥、罗秀英、苟先珍、苟秀英等，男团员有秦永侯、吴绍凯、赵天林、李含炳、古德月、杨万财、苟伢子、德娃子等。这些被俘人员身陷囹圄，红心向党，坚持斗争，忠贞不渝。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以演出为手段，以舞台为战场，随时随地地播撒革命火种。他们的招牌虽是马步芳军队的“新剧团”，宣传的内容却往往是原来在红军里演过的革命节目，如“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和“打骑兵歌”等等。
“新剧团”里的被俘人员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许多人都表现了一个红军战士视死如归、英勇不屈的大无畏气概。一次，马步芳指名让党文秀去跳舞，党深恐受辱而托词拒绝，并躲在一个洋芋窖内。马步芳派卫士将她搜出，在痛遭毒打后，又被枪杀。禽兽不如的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福，在杀害党文秀之前，竟丧尽天良地强行奸污了她。党文秀在受害过程中，始终横眉冷对，怒骂不止。
1937年6月，孙桂英被调赴张掖韩起功三百旅，拒绝了马步芳之兄马步青和该旅参谋罗平先后要她作妾、为妻的诱惑，被活埋于山丹路途。
有一天，在新剧团担任音乐股股长的杨万财，被调到一百师参谋处当勤务员，他看到赵永鉴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年4月27日的一张《河西日报》，上面骇然登载着“陈昌浩夫人被擒解青”的新闻，指名道姓地介绍了张琴秋的简历，说她在俄国留过学，精通五国文字，现年20多岁，在倪家营战斗中曾生育一个小孩，后被俘等等。显然，敌人还在追查张琴秋。杨万财立即拿着那张报纸跑到新剧团里交给了张琴秋（已化名为苟秀英），请她注意隐蔽。杨万财回到办公室不久，赵永鉴回来了，发现那张《河西日报》不翼而飞，就怀疑是杨成财拿走了，便向杨追问。杨万财坚决不承认，赵永鉴即令人把他捆绑起来，用藤条抽打，把杨打得血迹斑斑，遍体鳞伤，昏而复苏，但他还是矢口否认。赵永鉴抓不住证据，又不敢声张，只好作罢。
马步芳政权的残酷迫害和肆无忌惮的虐杀，激起了被俘人员的无比愤慨，有几个性如烈火、不堪压迫的人，曾多次提议设法把马步芳干掉。张琴秋知道后，立即通过各种途径，给大家剖析了“西安事变”后在国内出现的新形势，提出了“争取活着回‘家’”的意见。她说，不要蛮干，不要乱来，干掉马步芳容易得很，演出的时候一颗手榴弹下去就行了。但是，他死一个人，我们得全死，这样划不过账。我们要争取活着“回家”，也不能缺胳膊少腿的“回家”，因为我们“回家”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她的一席话，解开了大家的思想疙瘩，制止了冒险盲动行为的发生。
新剧团被俘人员斗争策略的转变，并没有使敌人变得心慈手软起来，相反，虐杀迫害更加疯狂。一次，我从马步芳中校副官马正虎那里得悉，马步芳要将一些被俘人员活埋、暗杀。我立即赶到新剧团，告诉了王定国、宋时华等人，要她们千万小心，见机行事。经过我们商量，她们积极做好逃走准备，我也为她们筹助路费和干粮。当时，我还为她们五个人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丢失了。
正在张琴秋等人积极准备逃脱虎口的时候，卢沟桥的抗战炮声响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实现，这就为他们的前途命运带来了转机。在此之前，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终于得悉苟秀英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琴秋，因而张琴秋同陶万蓉、吴仲廉三人，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军统特务李晓钟和复兴社特务分子原春辉等，于8月中旬解至南京，交给了南京反省院。但不久，她们即为中国共产党驻南京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狱。
王定国等人在1937年端阳节后，被调至张掖韩起功部不久，即经过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营救，回到党的怀抱。以后，杨万财被调到马步芳骑兵暂编第一师，并随军东下参加抗日战争。该师参谋长赵仁对他颇为同情，部队开至西安时，赵仁即暗中允许他带上枪马回归延安，从此，杨万财亦如蛟龙归海，直奔抗日前线了。
光阴荏苒，屈指已40多年了。1982年三四月间，我意外地收到了王定国、杨万财热情洋溢的致意信。王定国同志在信中说：“我是1936年到1937年在青海一百师剧团里的王定国，你还记得吧？”杨万财同志的信说：“你这几十年可好吧？这几十年来，我和定国同志经常谈到你在革命低潮时对我们的帮助。想到这些，我们是很感激你的。”王定国同志还在另一封信里回述了一些往事：“你当时是保护我们的，常常为我们说话，有一次晚上，赵永鉴打我们，你还同他吵了起来。在物质上你也多次帮助过我们。过冬时，你为我买过一双棉鞋；去张掖时，你来送行，还给我们20块白洋作为盘费……”
原来，王定国同志和杨万财同志得知我还健在，便先后来信，并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1982年5月，我到了北京，和他们促膝畅谈，知道张琴秋和吴仲廉已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杨万财同志现名杨林，在天津驻军某部担任政委，陶万蓉同志在大连工作，王定国同志任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9月，王定国同志来青海搜集西路军史料时，还特地在青海省政协主席沈岑等同志的陪同下，到我家里看望我、鼓励我。这种感情确实使我老泪纵横，感慨万端，浮想联翩。想到过去，我为党做的工作实在微不足道而内疚；想到现在，我对组织上的体贴关怀而不安。自然，我没有把这些仅仅看做是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而是看作党对困难时期党外朋友永不相忘的一种真诚体现，因而就更加激励和鞭策着我，在古稀之年要为党为人民进一步贡献自己的余热余光！
录自《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作者绽永贵，青海西宁人，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曾任马步芳部第一〇〇师少校、中校参谋，1949年9月起义，解放后在西宁市政府系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