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祥回忆说，1937年4月他随李先念、李卓然领导的左支队到达安西南的十工村后，大家休息了15分钟。吃完晚饭后已是晚上11点左右，部队开始攻打安西县城，但久攻不下，便撤退到王家屯庄村。敌人紧追到这里，双方展开战斗，第二天打了一整天。晚上向新疆方向继续西行，到达白墩子。敌人的骑兵追了上来，因为是戈壁滩，没有隐蔽的地方，牺牲了300多人。
26日下午，部队从安西白墩子突围，向西北方向的红柳园疾进，敌军穷追不舍，部队边打边撤。敌骑兵冲杀，红军的建制被打乱，红军指战员各自为战，或数人自动组成战斗小组与敌人厮杀。敌军在后面追，红军的前面跑，敌军追近了，红军就趴在沙丘后面向敌人射击……“那时，大部分同志已没有子弹和手榴弹，只得藏在沙坎后面或沙坑里，待敌人冲到跟前，猛然跃起，或把敌人从马背上拉下，或与敌人抱在一起，拼死战斗。”赵明祥说。
红军且战且走，黄昏时分到达安西境内的柳园。敌军骑兵再次追来。红军一部分撤到红柳园东南的乱石上，吸引敌军主力，一部分掩护工委领导干部和机关撤到红柳园西北的两座沙丘上。红军指战员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但只要有敌人冲上来，仍然奋起迎战，用大刀、长矛和敌人作最后拼杀，一直激战到天黑，才把政人阻挡在沙丘下面。天黑后，红军摆脱敌军，向戈壁深处转移。
“在红柳园我们顶了一天，晚上突围的时候，我受伤被敌人抓住关押在安西，出来后就留在安西西湖乡务农，一直到解放后才重新找到组织。”赵明祥说。
西路军研究专家麻琨说，红柳园战斗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战。这次成斗，打得极为激烈，也极为悲壮。
麻琨告诉记者，安西境内的四次战斗，使九死一生的西路军余部，再次受到重创，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副主任陈智才、总部译电组长陈茂生、二六三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等200余人英勇牺牲，另有200余人失散或被俘，西路军余部只剩下400余人。
红军进入一望无垠的大戈壁后，又陷入新的困境。白天阳光炙烈，入夜气温又降到零度以下，不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难辨方向。没有粮食和水，红军指战员不得不饮人尿马血。经过三昼夜的艰苦行军，才走出大戈壁，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至此，红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的领导下，终于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艰苦险恶的自然环境，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带着几十辆汽车，载运着衣服、食物、药品等到达星星峡，迎接西路军余部，并将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随后，这支队伍组成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进行军事技术和政治训练。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分批回到陕甘宁边区，转赴抗日前线，投入到了新的革命斗争中。
麻琨说，徐向前、陈昌浩统帅的西路军自渡河以来，在2000多公里的河西走廊，大小战斗经历了上百次，损失极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仅牺牲的军、师、团级干部约达150人。麻琨说，西路军渡过黄河时，总兵力约为2.18万人，有约7000红军将士喋血沙场，为国捐躯；有约6000红军将士被敌军杀害；有约3000名鄂豫皖和宁都起义及川陕的红军颠沛流离，回到家乡；有约4000多红军通过兰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援西军营救，回到延安；还有约1000名红军将士流落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