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张春桥在苏州对上海“工总司”部分工人发表谈话时,这样谈及陈伯达的电报：
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即电报——引者注），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通通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同志们提出的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结果，请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来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一些意见，我还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
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认识，你们的行动,
作出了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显然，能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对双方作出裁决的，唯有毛泽东。11月16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支持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安亭事件”成为张春桥和王洪文勾结的开始。陈伯达在晚年曾经这么回忆说：上海安亭事件，虽然当时王洪文等来北京未成，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消极作用，使张春桥获得同王洪文结合的机会，搞了一个所谓“一月风暴”，夺得上海的权力。随后张春桥又把王洪文引到北京。我有一回在大会堂，走路时碰到他们，张春桥介绍了一下。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种种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估计江青必然会同他见面。在九届二中全会一个比较大的批判我的会上，张春桥同王洪文坐得很近，我离他们不远，我听到张春桥轻声跟王洪文说道：“他（指我）那次给上海写的那张传单上，就是唯生产力论。”王洪文笑着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