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走边防
十五年前春节刚过，过年的梦还没有做完，一纸命令，我便踏上了通往边关的路。去一个北疆更北的地方，实现了战斗方位的纵深推进；由保障部队，转隶边防部队，实施了人生的战略转移。
军人生来为打仗。和平时期的军人，没机会经历战争的洗礼，能到边防一线，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算是幸运。
带着“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怀和“不叫胡马度阴山”的豪迈，我走进了中哈边境的漫漫边地，筑梦边关。像父亲守着他的五十多亩耕地，守望在三百多公里的边防线上。
人的一生都是在守望。不是守望在这里，就是守望在那里；不是守望在城市，就是守望在乡村；不是守望在南方，就是守望在北方；不是守望在深山，就是守望在平原。男人守望女人，女人守望家庭；富人守望财富，穷人守望温饱；将军守望士兵，士兵守望钢枪。大地在守望中，收获一茬又一茬崭新的守望。
老边防都有一些经验之谈。他们有点像老家村子里种了一辈子地的村民，很善于观云察天，各有各的“随节令而动”的祖传本事。“麻三谷六菜籽一宿，惹火老荞宿也不宿。”圪塄下七十多岁的“根掌柜”，使劲地用麦秸杆吸着有些锈迹的锡壶里的酒，醉眼朦胧地把麻子、谷子、芥菜和荞麦下种后发芽出土的时间说得一清二楚。“秋冻圪梁、春冻洼。”沟底的三大爷边抽着他几乎一刻也离不开嘴边的旱烟，边给下地赶着秋收的年轻人提个醒，霜冻开始了，先收哪后收哪，要长个记性。
踏上了冷的边关，亦如踏上了故乡热的土地，人和事穿插如影视剧里的画面，一人一故事，一景一山河。用心品味，如诗如画。边关，凝固的山石，冷寂的泥土，我触摸到了母亲温暖且粗糙的肌肤。
风起云涌处，最见本色心
其实边防就是个村子。边关就是这个村子的围墙。站在围墙之上，所有的男儿，从内心里升腾起一股气，气流通体循环，让男儿嗅到了男人的味道，找到了做男人的感觉。“谁英雄谁好汉，训练场上比比看！”这歌唱得有上战场的感觉，若把训练场换成边防线是不是更随心些？反正坐在通往北疆绿铁皮包装的火车上，望着像新疆著名画家哈孜·艾买提的油画《高原行》拉长的北疆，我如同喝了五十三度的伊犁老窖，心跳的速度超过了火车的阶段性提速。
老边防们仿佛就在身后。他们如炊烟般飘荡在界碑左右的一言一语，在你的耳边常飘来荡去。时间使言语打磨如玉，坚硬诱人，沉重戳心，久了就一语成箴。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之凿凿，伴着时光敲打成闪亮的风，急切的雨，带泪的雪，笔挺的枪，还有硬朗的眼神。就连在边关日夜巡逻的军马，同样把触地的马蹄铁敲击的“哒哒”有声，神韵十足。
“勤走边防，慢走关。”
“守边防，就得走边防！”
“边防无小事，事事重千斤。”
“边防，国之门户；边关，国之锁匙。”
“哨所是边防军人的眼睛，揉不得一粒沙子。”
“边无扰，国之宁；边之固，国之安。”
在大风口顶风巡逻，就是生命的负重前行
陈政委，应该是我第一个在西北边防遇到的“老边防”。我说的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在边防呆的时间，以及与边防亲近的程度。时间这把刀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它所见的一切给收割了。有时，收割得片甲不留。陈政委也是它收割的对象，当然我也不例外。
我和他是老熟人，时光在雕琢着岁月，也在塑造着与它走近的人们。上任之初，军区首长与我谈话，他人不错，你们在一起会愉快的。将军所言，是我所愿。多少年前，陈政委在军区机关任宣传处长，我在部队任宣传科长，共同的使命与职责，如同串联在一起的烤羊肉串，同命相连。
斗转星移，我在仰望着边防，也在仰望着老领导。边防，我们共同的仰望。
陈阳辉，淡定的目光像透过窗玻璃洒在办公桌面上的阳光，明亮但不刺眼，一眼照过，温暖如春。只是左手卷起的文件和右手端起的茶杯，交替中暗藏着一个老机关的淡然与修行。十年处长在把那把椅子坐出了包浆之后，全区的宣传工作也有声有色地可圈可点。
十年边防，人生的又一个十年，在“走进”边防与“走尽”边防的台阶式上升中，他深悟其道，深得其要，博尔塔拉这一段，也让他和他的官兵们守得稳稳当当，干得热火朝天。我一去，正好赶上了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喻林祥上将率工作组在分区召开北疆片区政治工作座谈会，我未进入情况却成为了陈政委的帮手。边防不缺风雨，缺得是与边关一色的山石。
洒脱的他从不倚老卖老，习惯于“阳谋”，不习惯阴阳怪气。他用手一指 : “隔壁的刘司令，是军事通，也是老边防，许多事可向他请教。”这不是旧习的“拜码头”，班子里生活，这是个规矩。刘新生司令员，人高马大，少言重行，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
我和刘司令也是老熟人，那时候我们是近邻，无隶属关系，他是野战某师的参谋长，我是汽车某团的政委，大部队与小团队，大领导与小干部，我时不时地有事求他，在有求必应后就是给他添得麻烦不断，战斗友谊与战友情义，就是打出来的、找出来的。我从初入边防到认识边防，刘司令给了我说不尽的关心与支持。
江巴斯，为烈士树起一座生命的丰碑
“走边防！”三个字，抽去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浪漫，生出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诘问。我在问天，问地，问自己。走出政委办公室，走进了通往边关的栈道关隘，梦幻迷离，心跳气喘。我的心和腿第一次有了绑沙袋完成五公里越野的感觉，苦不在话下，只想看清目标在哪里？脚步匆匆，走出了少有的担心与怀疑、思想与力度。边关，一个能让人思考和清醒的地方。
偌大的营院，我想独自走走。独而不孤，不惧怕孤独是战士独有的品格。这群人们，把孤寂藏在心里，让每一颗纯粹的心都锻造得火红如炉中之钢，炽热中透射着光茫。军人如鹰，每一片蓝天下，都有一块坚硬生风的岩石。我在寻找这块岩石，我甚至也想成为一块坚硬并融入关山的褐色石头。石头的生命与边关同在。孤独，坚守，是边关军人的第一课。
楼后的训练场被高大的槐树、苍翠的松树包围着。领袖题词，八位英模画像的灯箱，x个边防连队的连歌，整齐地错落在树与树的间隙之间。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今天所关注的。我在一圈一圈地走着，也在一遍一遍地想着 : 去边防为什么不叫到边防或跑边防？非要叫“走边防”？
或许真正的“老边防们”的走，才能像狼行千里与狗跑百里一样，走出生命中不同的价值。
掂量着这个“走”字，我在边关这部辞典里，思想着它的内涵，揣摩着它的外延。父亲对我说过，凡事动个脑子，眼到脚到的地方不会瞎苗。父亲说的是种地，守边关不就是种边关？功到自然成，哪里的土地不打粮？我在故乡的十里地界里走过，少小求学，晨披着星星出发，夜顶着色月返回，一只被说不清楚的草坡诱惑的羊，在不停歇地走去走来。从朦胧的走，到清晰的走，我在不自觉中追踪着自觉。走，不是宿命的宿命。
边关战士的心，母亲能读懂
边关的夜，如若牧民毡房的布乐斯，天光云影，变幻莫测。滴落的星星，旋转的群山，闪烁的浮光，守夜的狗叫，幻化中多了几分寂静。初春，北来的风，不是那么强劲，微微中，用纤手抚摸着每一个有知觉的牲灵。
18世纪，德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提出了“政治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位置、空间、界限是支配人类分布和迁徙的地理因素。作为严谨的学者，他论述地理，却把政治置放于前，这绝非随意的书写。历史早就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判断——边防、边界、边关，既是地理的标注，更是政治的诠释。中国历代多忧患，边防海防尤甚。
真弄不明白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塞种人，是如何将博尔塔拉作为游牧之地，圈地定居下来的？
还有，西汉初，分布在河西走廊的月氏被匈奴单于冒顿击败，西迁到天山西部及博尔塔拉一带。从那里到这里，何不是一场生死的迁徙？
还有，隋开皇二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博尔塔拉一带属突厥西面可汗。草原的肥沃就像一只肥美的羔羊，谁不垂涎欲滴？
还有，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朝在西突厥地区设瑶池都督府，博尔塔拉等地属瑶池都督府统辖。博尔塔拉一步一步走向了建制，与组织有了关系。
还有，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成吉思汗灭西辽，征服西域。宋宝庆元年（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把包括博尔塔拉在内的额敏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封为三子窝阔台的领地。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蒙哥汗为窝阔台汗后裔划分封地疆界，将包括今博尔塔拉在内的伊犁河流域至阿姆河的广大地区封为窝阔台之孙海都领辖。“青色草原”让马背上的民族划了一个大大的圈。
还有，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察合台后王歪思汗西迁阿力麻里，称为亦力把里，博尔塔拉为其统治。朝代换了，草原没换，牛羊马匹没换。
最震撼人心的是察哈尔蒙古西迁的壮举，尽管过去了262年，但我仍然要举起右手向历史向先辈致敬！“瞻望弗及，伫立以泣。”我含泪读写了这段历史。
公元18世纪60年代初，平息准格尔叛乱的争战，削弱了清军对边疆的守护，沙俄无耻地扩张造成了边疆的危局。察哈尔部落两千铁骑，携家带眷，挟带着张家口的风雷，历时两年，马不停蹄，一路西行，来到博尔塔拉驻防。他们的到来，让外侵者望而却步，让叛乱者望风而逃。
从此，他们屯戍于塞外要冲博尔塔拉，遂成为这里永久的居民。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驻守于博尔塔拉，被当代学界赞誉为“当时发生在博尔塔拉草原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两大事件之一”。这些蒙古族部落从此聚合沿革，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主体民族。
多少人仗剑而来，多少人血洒疆场。休戈止武，赤诚戍边，悲壮慷慨，誓死相守，蒙古长调的英雄史诗在这片土地上悠扬不绝。
通往边关的路如同一条当空舞动的彩练，由近处伸向远方，由梦里回归现实，消失在天边。越野车在起伏的山路上，喘息如一首老迈的歌，一曲只有在草原升起的长调，一团硝烟散去滚动的沙尘，我迈出了走边防的第一步。
甘肃籍老兵贾向虹驾着007号车如同他在米尔其克边防连驾着那辆闯关过隘的“老爷车”一样，向“大风口”进发。我没有挑选他，是他挑选了我。入伍六年，小贾把边关的路碾出了泡泡，哪里加油哪里减速，哪里的弯道是六十度、九十度？眼到手到心到。他要是在我曾任职的汽车团队，一样是驾铁骑闯昆仑的好兵。首上边关，注定了我俩与车与戍边的那些事的铁打的命运。他一边开车，一边给我穿插讲着边防上的人和事。
随行的组干科李伟干事用山东普通话讲着他在赛里克边防连担任指导员时的故事，所讲的人和事，包括军犬和军马，新鲜得如同连队饭堂里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却看不出咸大咸小。李干事成为了我走边防的向导和活地图。之后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边防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向往。
车窗外的“飞沙走石”与车子的侧倾摇摆，提醒我们阿拉山口已经到了。早有耳闻，这里是一个盛产风的地方。阿拉山口在古代被称为“准噶尔山门”，是我国著名的三大风口之一，每年8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20多天。阿拉山口边防连就驻守于风口通道的沙石山东北端，被誉为“风中第一哨”，因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守防条件而闻名。
连长霍玉坤已和三名连队干部列队在连部门前迎候我们一行，人站得笔直，但从身后刮来的风，将迷彩服吹得如点着的红柳枝“噼啪”作响，人与风共存，你能说风是敌是友？
院子中心那面迎风飘动的国旗，让荒山野岭有了别样的生机。据说，连队已收藏了几十面被风吹成条状的国旗。
能登上“风口第一哨”，是边关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哨所矗立于口岸扇形开阔地东边的山顶之上，终年与风为舞。风是哨所的大海，哨所是风的航船，飞起的沙石，是风的海洋上飞舞的海鸥和浪花。尽管风海大有鲸吞哨所之势，并不择手段地先由北，再由西向东，或直攻或夹击，但哨所始终如定海神针一般岿然不动，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的执勤官兵，换了一茬又是一茬。走进风里又走出风里，谁能说清楚他们心中的感受？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风的世界里生存，生命是稀缺之物，生日蜡烛般点缀的折磨不死的榆树们由北向南统一弯腰折背，低下了尊贵的头颅，永远长不高的毛草潜伏在低凹处继续潜伏，不识时务的小鸟一旦进入风口，在迷失方向后便是插翅难逃地撞了南墙，成为山顶观望的老鹰的笑话和猎物。仅有的一些人躲在低矮而坚固的房子里，在做梦伺机而动，他们无须闻风而动，也无须顶风而行。风口的哨兵却没有选择，他们不是为风而来，也不是为风而生，但他们一定是随风而动和迎风而上的风海的弄潮儿。怕风，躲风，被狂风吹倒，被阴风诱惑的教训不能重复。
越是向哨所的高处移动，风盯得越紧，我的迷彩大衣被无孔不入的风吹得膨胀起来，脚步也不听指挥，上一节台阶，都要使出吃奶的气力。我们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拉着手、扯着衣襟，霍连长用腰带揽着我的胳膊，李干事推着我的屁股，小周和军犬在风刮来的北边为我们挡风。
我被风刮得迷了方向，只看到西斜的太阳像老家街面上摆放的烧饼，在风的作用下在天空飘来飘去。
站在将军题写的“顶风石”三个大字、卧牛般的青褐色原石碑旁，我们如同站在了风的头顶。风，怒吼着，狂叫着，像一个占山为王的地痞与我们撕扯着，纠缠着，甚至击打着，争夺着本不属于它的地盘。三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已执勤近两个小时，风口就是浪尖，迎风就是迎敌，他们的脸色和天色一样灰里透黄，一层浮灰让脸颊显出了与年龄不太相当的“老气”，眼睛被衬托的分外明亮，仿佛能穿透人心。
高处不胜寒。立于如刀的风口，我们七人手捥着手肩并着肩，亦如一道生命的墙，与哨楼，与战斗英雄、阿拉山口边防站首任站长吴光胜的雕像，与著名作家诗人周涛将军手书的“祖国在心中、故乡在梦里”的碑墙，还有不依不饶的风，融为一体，俯视着大风口口岸中哈两国过往的列车、穿梭的重型卡车，过境的输油输气管线，以及很容易被狂风掩盖或迷惑了的，数十公里以钢丝网为标志的边境线下的蛛丝马迹。我们把春天站出了冬天的滋味。
是夜，我住在了军区部队少有的石头房里，边防连的四合院如古城堡一样，把狂风挡在了外面，只是风在遇到山顶后又折回了营院，让本不平静的夜有了如沉雷滚动的声响，我睡在连部的那张木头床上，听着风的节奏，如同乘着《一千零一夜》中年轻王子哈桑的飞毯，走进了边防特有的梦境里。
（摄影图片以及文字说明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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