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小时候看的第一场电影是评剧《刘巧儿》。那是1957年的一天，听说县电影队来到我们的邻村——娄家四户放电影，四里八村的老百姓听说后奔走相告，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在这之前老百姓很少见过电影是啥样。
晚上，母亲颠着小脚领着我过沟爬崖步行五六华里来到露天电影场。进场一看，只见满场人挤人、人挨人，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当时我才六七岁，个头不高，站在人群中间根本看不到银幕。于是，母亲把我托到她的肩头，总算看到一点点。
当时，看到银幕上的人不仅能动而且还会张嘴说话，我感到好奇又纳闷，询问大人，他们也解释不了。
后来，只要打听到哪个村庄放电影了，路途再远，我也要约上几个同伴前去观看。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正读高小，附近的杜张水库来了驻军搞训练，他们每隔一周就要放一场电影，当然每次放电影也总少不了我们去观看。
当时我就想，部队多好啊！每个礼拜都有电影看，自己发誓长大一定要当解放军。
1969年，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入伍来到新疆尼勒克县陆军七师步兵第二十一团八连当了兵。
开始，连队在红光牧场执行挖煤任务。半年后，团政治处报道组选拔新闻报道员，宣传股新闻干事石迎春从团部尼勒克县城骑马来到我们连，让具备高中文化的战士每人写一篇短文。
几天后，我被选中调到了团报道组。在报道组待了几个月，往地方和军队报纸投稿数篇，总算见诸报端。
这时，电影组正好缺人，宣传股长马荣惠发现我有绘画的基础，就把我从报道组调到了电影组。电影组属正式编制。
当时，我兴奋得不知说啥才好，一是到电影组可以学到技术，二是能经常看到电影，三是我的同乡老同学李孟荣由于书法较好，已先期调到电影组，老同学在一块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关照。
我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家人后，家中也无比高兴，反复嘱咐我到新单位一定要好好干。
1970年11月，我正式来到电影组，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实现了我的电影梦想。
来到电影组之后，组长张英军、放映员于双月、老同学李孟荣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由于我们部队是从内地刚组建的部队，进疆后条件艰苦，没有营房，我们电影组就临时住在一个公社的小礼堂内。当时我与老同学李孟荣同住一个房间，我们这个房间既是宿舍又兼做部队广播室。
平时，我和李孟荣除了放电影以外，还担负着放广播和放作息军号的任务。这个任务虽说不重，但责任很大，关系着部队的行动，一是作息时间不能搞错，二是军号内容不能放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我和李孟荣每天格外谨慎小心。
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放映业务，老组长张英军对我热情帮助，耐心指导，手把手地向我传授放映技术、摄影冲洗照片技术、美术字的书写及幻灯片制作技术等等。在我工作出现失误的时候，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帮助我总结经验教训。
记得我刚到电影组不久，在一次布置露天舞台安装照明灯时，我一不小心把一个大功率的电灯泡摔碎，当时我吓坏了，心想：晚上全团开会怎么办？组长会不会把我请出电影组？
正在我沮丧的时候，张组长和善地对我说：“以后办事要小心，不可毛躁。”并取了一个备用的大灯泡重新换上，我总算舒了一口气。
张组长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政治上、生活上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七二年入党的时候，由于函调信迟迟不能回复，影响了我的入党时间。
张英军组长知道后，利用到山东出差的机会，亲自到我村督办并看望了我的父母。可以说，我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张组长的培养与关照。张组长是我的好领导，是我的恩师和益友，使我终生不忘。
我自八六年从部队转业后，近30年没见老领导了，十分想念，有时只能在梦中相见。
2015年，我和妻子专程去湖北公安县看望了他。战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有道不完的情。2019年，老领导又来章丘到我家看望，我们相互加了微信，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74年，政治处领导派我带16毫米放映机专职为远离团部的麻扎指挥部和二营放电影。由于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从二营五连找了七三年入伍的河南战友冀保德给我当助手。
冀保德老实诚恳，聪明好学、善于钻研、悟性很强，我几次给他示范装片放映，他很快就学会，不长时间便能独立操作，并且不超过二十秒就能装片放映，麻利的动作比我还快。
我和冀保德战友坚持每周从伊犁电影公司租一部影片为部队放映，活跃了部队文化生活，受到指挥部和二营官兵的赞誉。
年底，政治处领导送我参加新疆军区第十一期放映员培训班培训，尔后让我主持电影组工作，1976年我被正式任命为电影组组长。
在我担任电影组长期间，先后与班国祥、苏立君、冀保德、谢高荣、袁小平、龚勇等战友密切配合协作并明确分工。
当时，班国祥对35亳米放映机和发电机业务熟悉，负责放映和维修；苏立君普通话说得好，负责部队广播室；冀保德负责16毫米放映机放映；谢高荣负责礼堂的电器、音响、灯光等；袁小平和龚勇画画好，他俩除正常放映外，侧重于幻灯片的制作。
我们有分工有合作，分工不分家，职责明确，形成了一个坚强和谐的战斗集体。
当时，我们部队住得比较分散，大约有七八个放映点，有时还要到地方进行慰问放映。在点多线长影片周转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电影组为了节省时间加快周转，尽可能地让更多的战士都能看上电影，我们坚持晚上放了白天放。对于人少的执勤单位，我们就利用白天在战士住的房间内挂上白床单为他们放映。
上世纪七十年代，部队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单调，连队没有电视，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听听收音机，要是能看上一场电影，战士们别提有多高兴了。所以那时只要我们一来到连队，全连就像过节一样无比高兴。
有时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影片传递，晚上放完电影，不管路途多远，不管天气多么寒冷，我们经常连夜赶回营房。路上坐在马车上双脚冻麻木了，就跟着马车后边跑。有时汽车在雪地里抛了锚，我们曾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在驾驶室里过夜。
我们觉得苦点、累点、辛苦点没啥，只要能让广大指战员都看上电影，我们就会感到无比欣慰。
文革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国家曾封存了不少电影片，当时我们放的影片多半是八个现代京剧样板戏和“三战片”，即《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以及一些纪录片、新闻简报等，再就是国家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进口的一些故事影片。
人们当时对看电影的戏称是“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的搂搂抱抱”。由于那时八个京剧样板戏经常反复放映，很多人都学会了唱戏中选段，我现在还会唱的一些京剧选段就是那时经常放电影学会的。
为了宣传部队的好人好事，我们电影组经常深入连队采访，回来编写幻灯词、制作幻灯片，做到放电影之前先放幻灯片，宣传部队的新人新气象。1977年我们参加全师幻灯汇演，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作为一名部队放映员，我们不仅要圆满完成放映任务，还要力求不出现任何责任事故，尤其是不能出现影片划伤、影片倒放、影片错格等现象，否则就会造成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如果在放映过程中出现领袖人物倒影现象，那就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在全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在电影组工作了七年多时间，在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得到了锻练，学到了知识。正如老电影组长所说：别看电影组单位不大，但是接触的业务范围很广，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很多，譬如对光学、力学、机械学、光电学、电工学、无线电、摄影、美术、组织文字、普通话等都要有所涉及，都必须会一些、懂一点。
实践使我体会到，通过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不仅能提高我们的综合业务能力，而且还能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办事认真细致、学习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
另外，我们外出放映经常遇到的酷暑严寒、刮风下雨、交通受阻、口渴挨饿等困难，同样也能磨炼我们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今后的成长和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之所以能很快适应环境进入角色，与在部队电影组的工作经历和磨炼是分不开的。
电影组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好的传统和作风永远传承不变。多年来，凡从电影组走出去的战友们，个个素质高、能力强，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到地方工作，人人都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显著成绩，工作干得都很出色。
这一切无不得益于电影组的培养和锻炼。电影组是孕育人才的摇篮，电影组是我们成长的起点。我们永远不忘老部队，永远不忘电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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