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文共赏 | 汪瑞霞：《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类型学研究》

　　江苏传统村落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区域，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乡村产业结构在不断地转型升级，乡村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和地位也重新得到人们的认识与开发。20世纪初，有不少接受过西方现代化农业教育的江南士绅，回国后纷纷著书立 说，在江苏乡镇开展教育与试验，力图改造传统农业，走上“近代化农业道路”^[19]。时任江苏省立第一农校农科主任的唐荃生“素注意于民食问题”，于1921年主导设立吴江公立稻作试验场，因其“持以毅力”试验场“卒告厥成”^[20]。到1934年，江苏各地的农业试验场成绩 显著、收入颇丰，形成了农田种植、桑蚕养殖等非常规模化的产业景观风貌。江苏乡村特有的空间地域优势也给新兴产业酝酿了天然的土壤，其本身的生态经济价值逐渐被建设者重视和开发，传统乡村产业已不再局限在单一的农产品生产领域，江苏乡村能在农产品、旅游、生态等多层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乡村产业结构的单一面貌大为改观。

　　江苏传统乡村工业即是作坊式的家庭手工业，这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典型写照，同时家庭手工业又与农产品生产互补，足够维持一个家庭生活所需的生产资料。在近代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这种家庭手工业也逐渐具备了工业的一些特征。费孝通曾这样 描述过传统乡土产业：“种植五谷为农，加工稻米为工，男耕女织，耕与织就是农与工的区别。”“工业帮着农业养活庞大的农村人口。^[21]”这里的工业就是传统农民经营的纺织、制茶和桑蚕等的家庭手工小作坊，是农民维持温饱的重要方向。到民国时期，在江苏有一大批抱有“实业救国”的民族企业家在家乡建厂开办实业，以张謇为代表兴办的大生纱厂是重要代表，一大批实业家的出现促进了江苏乡村产业的兴起，渐渐萌发了一大批以生产工业原材料为主的乡村作坊，并逐渐围绕地区主导产业产生集聚效应。改革开放后，农业现代化和“新四化”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模式逐渐推广应用，“三高”农业不断地向着江苏各地的农林牧副渔，以及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流通各个领域发展，同时伴随着国家试点，也在苏南地区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农业高新技术科技示范园区，如“吴江太湖绿洲现代农业科技园” 等重要农业示范区。在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产权制度改革后，“苏南模式”初见苗头，乡镇板块的大规模企业和园区经济成为了带动江苏乡镇经济的动力源，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江阴板块”和以“外向型”经济的“昆山板块”发展迅速，不断繁荣，带动着整个江苏地区的乡村产业经济。

　　得天独厚的水系条件、温暖湿润的气候、充足的雨水供应和广袤开阔的平原，得以让江苏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富多样，各类河流湖泊、生态湿地也为各类物种搭建起繁衍生息的家园，为江苏带来了优越的发展条件，造就了江苏的富庶繁华。江苏的乡村产业结构 （见表1），从“单一”的传统乡村农业生产已向第二、第三产业等“多元”多产业经济模式转型。近年来，更是加速数实融合，全力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及县域数字经济建设，探索出“一二三产融合供应链运营、链主企业驱动产业链协同、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升级、县域农业产业数字化投资模式等多种路径”^[22]。

　　作为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先行者的江苏省，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产业发展激励措施，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沟通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从点状和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构建“水韵江苏”江河湖海水岸沿线城—镇—村“1>N”多元一体的水系网络共生模式，协同开启了长江、大运河 两大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1>N”强调整体1大于部分N之和，它不仅要从整体上考察“水韵江苏”共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要关心水岸、道路沿线“城—镇—村”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1>N”共生模式中，“1”代表“水韵江苏”共生系统， 其含义非常丰富，即“四个一体”：“水韵江苏”是一个水岸共生的生态有机整体；一个协同共建、开放共享的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一个承载着国家形象的文旅品牌；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共建的文化共同体。“N”代表 “多元与多点”，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标志性遗产 传承点、以特色古村镇为主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点、以主题公园与和美乡村为载体的时代文化创新点。例如 “苏锡常通”四市“共享、共治、共惠、共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联动发展。“1>N”多元一体的水系网络共生模式的建构，树立多元共生的系统思维，突出江苏“水韵书香”的文化特质，建立一个跨越时空的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化记忆基因库”；同时注重规划引领，鼓励传统产业焕新、实施绿色转型、强化创新驱动，促进多元产业的协同发展。

　　乡村生活景观是指在乡村地区生活的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集体活动、工作休闲等的生活方式，和乡村人民长期与周边自然环境接触后，在改造和创造自然等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生活观念、风土人情、道德观念等的人文景观。乡村生活景观与当地的文化面貌息息相关，并融入人们的乡土社会行为中，带有一种集体性质，体现出传统乡土社会观念的一致性，存在于人们的生产实践过程和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共同体长久以来形成的经验、行为模式和观念，共同构成了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景观。百年江苏乡村建设生活景观变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传统小农经济的解体与农民谋生方式的变化、乡村居住环境的改善与物质生活的丰富、乡村居民行为观念的现代性转变。江苏传统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以农事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周边环境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较为分散的乡村聚落环境和交通的封闭，导致了本就自足的乡村居民与周边邻居来往并不密切。如无必要的生活物资交换或者要事，并不会经常打扰，这种生活与交往方式单调、规律、缓慢，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这种生活的一种叙写。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成了江苏乡 村居民封闭的心理结构和单一的生活方式，仅有一些全村人相聚的重大节日作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和休 息时刻。江苏传统乡村的农业生产大部分转向了工业和服务业，直接转变了农民的身份。

　　改革开放后，在联产承包制度推动下，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江苏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从来就有“安居乐业”的说法，体现了传统观念中乡村居民对住房的重视程度。江苏乡村居民的房屋无论是生活空间还是院落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到处破旧的农房如今已变成了小康型住宅楼，居住环境大大提升。农村耕种方式从传统的用耕牛、靠天收，向科学种田和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农业合作社的工人利用现代化烘干生产线烘干辣椒等农产品。乡村医疗条件从落后的乡村医疗转变为科学完备的医疗设施；国家实施基础教育相关政策，将简陋的村小提升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就业的多样化、交通条件的便利让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逐渐追求向往的城市生活，有线电视、网络技术普及，我国大力支持5G 技术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给城乡人民带来了舒适与便利。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平台媒介的打通与融 合，人们使用银行自助服务办理业务节省了时间、在网上购买商品便宜又方便，也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打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地球村的链接让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在家可以将农产品就销往世界各地，乡村生活的舒适性与便利性吸引了很多城里人返乡，乡村生活成为城里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逐渐变成城乡优势互补。同时，江苏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内容建设，充分运用社交媒体正面宣传传播正能量，乡村社区文化活动丰富，日常生活娱乐形式多样，基层党组织潜移默化的教育，带来了乡村居民观念逐渐从“封闭”向“开放”演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农民的素养得到全面提升。

　　1959年开工的南京长江大桥项目是记录江苏生活景观变迁的重要案例。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这座新中国的“奇迹”巍然屹立在长江之上，一条钢铁巨龙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从此两岸相通，天堑不在。后续由于南京工业区布局的扩 大，各种工业厂房、码头、房地产进驻建设，使长江沿岸的生态问题不断产生。新世纪以来，江苏省政府下定决心整治，恢复长江廊道的绿色生态景观，在关停、拆除118家厂房后根据情况进行合理复绿，形成连贯的滨江绿色带，最终岸绿景美、绵延千里的沿江美丽生态带与长江大桥的共生景观基本建成。南京大学教授鲁安东发起的《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23]参加了2018 年伦敦设计双年展（见图3），向世界展现了这份独特的作品，记录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历程、共和国的辉煌丰碑、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体现出伟大的中国力量。这项伟大成就也被载入史册，成为国家记忆和民族符号 （见图4），“南京长江大桥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乡土的小农生产模式有与其相适应的精神文化面貌”^[25]，农民成为乡村最大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对社会精神层面较为主观的反映。江苏在传统上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占据着很大的人口比重，在百年江苏乡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居民在长期的传统生产实践中受到国家制度、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不断地洗刷着乡村居民的心理与传统观念。20 世纪初，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首次采用了“民族”这个概念，之后“民族国家”^[26]的概念被广泛印入全国人民的心中。新式教育的推广把这个国家意识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观念，随后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对江苏乡村的景观革新影响深远。江苏乡村建设实践最有代表性的是早期的陶行知在南京开展的晓庄实验，即为了改善中国乡村教育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院，他为中国教育谋曙光所开展的生活教育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江苏乡村的生命景观。1926年，陶行知刊发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指出晓庄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开辟新路，它关系到全国农民的幸福”，他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改变乡村，“改造乡村社会精神”，要求“以晓庄学院为中心改造乡村教育，以乡村教师为灵魂改造乡村居民”^[27]。晓庄师范学院为江苏乡村培养了一大批乡建人才，他倡导的农业生产、建设新式学校、乡村美育等等建设计划，都为晓庄乡村居民的方方面面带来了生命图景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揭开了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全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有计划、有步骤的乡村文化建设，逐渐提升了广大农民的精神状态和科学文化水平。结合土地改革，开展的一系列乡村教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江苏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面貌，农民自身的阶级意识也在逐渐被唤醒，逐步削弱了封建迷信和传统宗法观念，乡村农民认识到是自己通过劳动养活自己，改变自己，不再寄希望于命运。改革开放的多元文化改变了乡村道德评价体系，农民身份的转变，改变了自身的文化心理^[28]，村民愿意主动去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无疑是一种独立、进取的精神面貌与状态。新时代江苏乡村居民主动地关注中央对于乡村及农业的各项政策，对于自己持有的生产资料和土地财产也有了更多的认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赋予了乡村居民的主体性地位，以村落为单位，自己组建村委会和选举乡村管理人员，还可开办乡村老年学校，学习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技术。近年来，新农人逐渐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作用，这里的“新”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以职业性为导向的新型农民，成为了现代农业科学发展的 支柱力量，成为乡村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人才，逐渐成为包括技能型、生产经营型、社会服务型的专业乡村建设力量。同时，在乡村专业人才的带动下，在实地的乡建实践中，农民的传统观念不断被改造，以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村落带来示范作用，不断地引导乡村居民主动摒弃落后思想，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共同完善和美家园。

　　江苏的乡村建设全省统筹规划，率先创新机制，一是打通学科之间的跨界协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交叉融合，促进专家学者、乡建团队、社会公众、政府、投资者与社区居民、村镇村民等相关主体间的联动合作，激活了人与人、人与生产、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价值认知和真善美等意识形态，形成生生不息的生产生活系统，从而营造出生态、业态和心态耦合良好的乡村建设景观体系。二是创新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强化以大运河为轴、以江河湖海“水网”为体的社区网格化日常管理，健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点三级协同运行机制；借助科学与艺术融合手段，对乡村的历史、记忆进行挖掘、提取、重组与链接；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实现江苏城乡生态资源串珠成线，跨地区、跨部门推进数字化、精细化管理，通过社区营造、兴办实体、志愿者服务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公共空间治理，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形象建构视域下，打响“水韵江苏”文化品牌，共同构建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建设文化共同体。

　　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是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了江苏地域主体文化与地区生态环境的人地互动关系，从民国初期至今的百年江苏乡村建设历程来看，江苏乡村文化景观呈现出百年历程的 “图像变迁史”，四大景观类型也随着江苏乡村建设的百年变迁而循序渐进、融合更新，形成一幅动态的乡村景观图像更新面貌。在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的研究过程中，应用类型学研究，能有效完整地认识到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记忆价值、乡村文化建设主体与客体的类同特征；又清晰地呈现其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异质类型和江苏地域文化五大文化区的基因特征，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逻辑，研究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类型，总结百年历程中的乡建学者理念和文化景观变迁中的基因要素，为后续江苏乡村的发展、建设、更新和文化生产等提供宏观的判断框架，使其不脱离地域的主体语境和文化特质，持续推进江苏乡村建设和乡村可持续发展。面对新时代日渐凸显的“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同质化危机，重思百年乡建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景观图像，从中提取关键记忆和文化价值，以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来建设今日乡村文化景观，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乡村作为中华民族一切文化生产与活态传承的土壤，其文化景观设计对于营造现代人居环境、凸显新时代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景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蕴含着重要的文化特质与属性，进入图像时代的乡村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吸纳世界各地乡村建设的硕果，同时从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汲取经验，以共生思维建构起新时代 中国乡村建设的新式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