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湖地区以太湖为中心，形成碟形洼地，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常州作为太湖平原西北部的区域中心，是早期有人类开发历史记载的重要地区，自古即为运河沿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过系统梳理文化景观特征与时空演变，为现代文化景观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以地域文化景观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常州地区，将其理解为融合了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层状体系复合系统，借助文化景观的研究思路，以朝代更迭为时间线索，从历时性、共时性两个维度逐层揭开常州地域文化景观体系中各要素的发展情况，探索古代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并从时空层积、空间特征、关联性内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解译。在大运河文化带战略框架下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为沿运城市的文化复兴和高质量城乡营建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化景观；层积演变；环太湖地区；常州；风景园林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多元文化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多样的风貌，然而在高速又宏大的城乡营建过程中，地域文化逐渐式微。在当今文化自觉时代背景下，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可以重建人地情感连接，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当下的城乡营建，正在回归基于“地域”的讨论[1-2] ，对地域文化景观的系统化研究也是国际城乡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一项重要议题。环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该区域自马家浜文化时期已普遍出现人类活动。在古人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下，环太湖地区所形成的地域文化景观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敬畏自然、因势利导等生态哲学观，成为众多学者的重点研究区域。常州作为环太湖都市圈的重要一员，境内“一江一河四湖五山”，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与重要历史地位，使其发展过程既根植于自然基底，又受到人类干预活动的影响，可作为环太湖地区的重要样本。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这一概念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地理学界，强调人文与自然之间持续动态的相互作用。地域文化景观（Territory Cultural Landscape）则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类型，并且与特定地理环境相互适应而产生和发展[3] ，也是映射人类文化的表征载体，有重要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地域文化景观具有系统性，国内诸多学者将景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研究，提出景观体系、景观系统、风景体系等概念[4-7] 。国际上类似的分层体系有美国学者麦克哈格提出的“千层饼模式”（layercake），以及荷兰著名风景园林师德克·赛蒙斯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层模型”理论[8]，均强调要素分解、层级分析、时空关联等概念。
在文化景观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多采用“层积 （layering）”这一概念强调特定历史区域是时间发展背后的层层积淀，也是多种文化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多元反映[9] 。地域文化景观的层积性体现在两个维度，从时间维度上具有历时性特征、从空间维度上具有共时性特征。将地域文化景观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辩证地结合起来，通过对景观表征要素的研究可以探索背后的规律，更好地认知、利用并传承地域文化景观。本文以国内外学者的理论基础作为研究依据，将常州的地域文化景观进行要素分解，将其理解为融合了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复合系统，其中人文系统又包括水利要素、农业要素和聚落要素（见图1）。同时采用“层积性”的研究视角，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解译常州地域文化景观这一复合系统（见图2）。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atural substrate around Taihu Lake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Changzhou
环太湖平原的地形特征呈现出周边高、中部低的蝶形状态势。具体来看，该区域西部为山区，属天目山及茅山山区，中部为平原河网和以太湖为中心的洼地及湖泊，北、东、南三侧由于受长江和杭州湾泥沙堆积影响，形成地势高亢的碟边。这种地理条件特性使居于太湖平原的历代人民长期遭受山洪与内涝的威胁。当代常州处于太湖地区山地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境内河网密布，链接了长江与太湖自然水系。整体来看，常州“地形地貌多元，山、丘、平、圩俱全”[13] ，为江苏省复杂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自然基底是地域文化景观的物质基础，决定了地域文化景观各项要素的特征及形成原因。
水利工程成为古人应对太湖自然环境威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促进了历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回溯历史，太湖平原地区历代封建王朝的水利建设活动会因社会动荡而时兴时废，也可以说水利要素的变迁和城市发展是相伴相生的。常州地域江南运河横贯其间，城内河网纵横交错，湖荡塘库星罗棋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14]。常州地域对水利要素的干预活动可追溯至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挖江南运河。历代的水利修建活动将原本分散的自然水系串联成完整的网络系统，形成常州今天“以运河为经，左右诸水为纬①”的水利格局。此外，堤、塘、闸、堰等也均为应对自然威 胁而形成的水利要素。水利要素是地域文化景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与当地的农业生产与城乡发展密不可分。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15] ，农业要素与区域水环境的变迁、水利要素的营建密切相联。汉朝以前，太湖地区整体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状态。早期居于常州的先民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较弱，农田主要随自然地貌形成。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灾害斗争能力不断增强，古人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了农田开发的独特形式，即圩田[16]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②,反映出了江边平原圩田兴起的地理环境。然而古人对圩田的认知没有达成共识，认为圩田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利弊兼具[17] ，圩田既是保障古代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
自然系统与水利、农业要素的适应性发展成为了人居环境的空间载体，聚落要素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根据现今江苏省乡村资源区划，常州属于太湖乡村聚居区[18] ，聚落整体为典型的水乡型和湖荡型乡村聚落。回溯历史，“常州古延陵也，吴季子所封之地③”，自此常州开始有建城文字记载。秦汉至六朝期间，随着水利建设和农田开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村坊也沿着重要的水陆交通运输线，逐步扩张成为市镇。至隋唐时期，市镇村坊则随着经济与交通的改善迅速崛起，更加繁华。隋唐时期厢坊制的建立，更是标志着常州地区古代城市布局逐渐开始重视经济、文化等功能。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Liao Dynasty in the visual image of Nong'an Town
（一）人文系统初步干预自然系统的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常州，太湖周边还是大范围的沼泽，芙蓉湖、滆湖、洮湖等湖泊尚未形成。然而先秦时期已开始有人工干预自然水网的行为，且此时期主要以水利要素的发展为主。由于当时战争不断，水利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军事运输，便于从水路运输战争物资。
吴王阖闾时期修建胥河，该河道充分利用了当时现存的自然水系，人工开凿段仅有5 000 m左右，并接通了太湖、石舀湖等，水量丰富，航行便利[20] 。后其子吴王夫差为征战，开通的江南运河常州段（《越绝书》中称作吴古故水道）更是有意识地串联诸多自然湖泊水系。据《尚书·禹贡》记载“厥土为泥”，先秦时期常州自然环境下的土地质量较差，农业水平较低。吴地农业生产的水利化，即始自春申君[21] 。楚国春申君黄歇主持兴修水利，在孟河两岸的涂滩区围滩造田改变了原先的自然地貌，后又开凿疏通了延陵的申港、黄田港，疏浚了东江、娄江、吴淞江，使常州从一片泽国逐渐开垦荒地发展农业。齐梁时期在今金坛附近，亦兴建多处陂塘水利工程以利于农田灌溉[22] 。总体来说，此时期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论是水利要素还是农业要素，大多数借助原有的自然系统进行人工干预。
秦汉时期的常州仍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④。东吴时期，孙权为了稳固政权置毗陵（常州）典农校尉发展屯田区，加之西晋末年北民南迁，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逐渐显现，各朝政权都倾注全力于农田这一生产要素，而用于水运的水利要素只是稍加整修。此历史时期芙蓉湖、滆湖、洮湖已形成湖泊， 因其所处的区位地形高低起伏，并不利于农田灌溉，且洪涝灾害频发。据古籍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⑤”晋元帝时（317—322 年），则治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西晋末在丹阳城北建成练湖以“溉田数百顷”；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治阳湖和临津（今宋剑湖）为良畴；民间也大力兴修以陂塘堰坝为主的水利工程用以灌溉农田。这一系列拓垦耕地、修建水利的活动，反映了此时期常州地区人类活动对农业水利的干预程度逐渐加速，围田与蓄洪排涝的矛盾也已开始显现。
此时期的古人依据自然态势修建陂塘堰坝等水利工程要素将水害转化为水利，有效地协调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常州因此从原来“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逐步变为“良畴美拓，阡陌如绣”的欣欣向荣风景。
出于巩固政权及经济发展等原因，隋炀帝大力修建江南运河，使其全线贯通。然而此时期由于长江江岸北移，江面促狭，潮水减弱，水源缺乏，至宋朝以后，竟至河口淤塞，经历了屡次疏浚[23] 。为了维持运河的使用功能，此时期各朝政权都将运河疏浚与水利要素的建设作为重点。唐朝在常州武进设奔牛闸，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因故渠开凿孟渎，“引江水南泾通漕”[24] ，运河水浅时可使船只直接经孟渎出江。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常州知州陈襄在望亭导太湖水入运河，改变了运河横遏太湖积水入江的局面，得以解决洪涝灾害。南宋隆兴二年（1164 年）常州疏通连接长江与运河的申港、利港入江口淤塞的泥沙，使运河与长江间水流循环畅通。农业生产方面，“开凿古孟渎，长四十里，得沃田四千余顷⑥”。唐朝期间孟渎的疏浚开凿对沿岸圩田的排灌、运输等均起重要作用[25] ，使初唐时常州已为重要的产稻区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载：“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大规模的围 湖造田使常州自宋代成为主要的粮食生产区，故有“苏常熟，天下足⑦”。
常州“江南古泽国也，厥田下下，而自唐以来财赋甲于天下，则以人事善为补救也，是以水利也冠于他州”①。此时期常州经济文化发达，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副中心城市，奔牛、横林等市镇村坊也随着交通的发展迅速崛起。此历史阶段的自然系统在人文系统的干预下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此阶段的统治者们仍以运河水利治理作为重点。在明政府期间，打通了江南运河、孟渎河、德胜河三条水道，整体提升了水利要素的运输能力。明代周忱筑溧阳东坝围芙蓉湖造田，使芙蓉湖成为“十万八千芙蓉圩”。至清道光五年，芙蓉湖已缩减不到20 km²的小湖圩[26] ，最终全部被围成田。芙蓉湖的消失改变了常州地域的自然水系环境，使运河除江水外失去了其他水系的支持[27] ,致使水源不丰、水位失调的情况频发，这也导致常州地域旱田逐年增多，农民开始广泛种植黄豆为主的耐旱作物，改变了原本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种植模式整体基于环境适应性进行。此历史阶段将常州作为漕运中心继续发展，因此商业愈加繁盛，市镇随之也迅猛发展。据《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明代中后期常州府市镇合计75处，仅次于南京应天府和苏州府。
明清时期大量的围湖造田使得位于常州上游与溧阳、宜兴之间的大片蓄洪区被开发侵占，破坏了区域水系的生态平衡，加之地与水的争夺、人与地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人文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失衡。
历时性在时间形态上表现为同一要素的演化或变迁现象，通过历时性分析对常州地域景观进行时空层积解译，常州地域文化景观系统时空变迁见图3，可以看出常州地域文化景观的历时态特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各项表征要素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在时间与空间维度都具有连续性特征；另一方面，景观表征各要素的发展是相互关联且相伴相生的，具有复杂系统性，其共同联结呈现出的风貌即为当下的地域文化景观。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zhou's regional cultural landscape
历时性是过程，而共时性是结果[9] ，在对时间维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再从共时性角度，即从空间维度进行解译，探讨同一时期内不同表征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历时性研究可以看出，常州地域文化景观系统的发展变迁主要与水利要素的营建相伴相生。古人对常州地区水利要素的营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常州的自然系统，同时也促进了农业要素与聚落要素的迅速发展。
常州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要素的营建，这与其特殊的自然系统有关，通过回溯历史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地理区位层面，常州地处江尾海口，又夹在长江与太滆之间，接受太湖、皖南、长江三股来水，旱涝灾害频发，加之地势西高东低，导致河道 “水浅易泄，盈涸不止，时浚时壅”[28] ；其二，在自然规律 方面，以唐宋时期最为典型，当时流经常州的长江江面从最阔时的约20 km缩减到1~2 km，严重影响到运河水源；其三，由于运河水源主要取自江潮，江潮的来速去缓使大量泥沙停滞于运河，导致河身日益抬高，水量日益减少。
自然系统的特征及无法阻挡的自然规律促使古人对水利要素加以干预，以维持历代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人们对水利要素的营建活动又反过来改变了自然基底，例如运河的修建多数在自然水系的基础上进行联通，客观上改善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而历代对芙蓉湖的围湖造田活动，导致芙蓉湖这一天然大型水系分化出阳湖、茭饶、临津等小湖，并最终逐步消失，彻底改变了常州地域的自然基底。同时人工对诸如申港、利港等一系列水利要素的干预又可以促进太湖平原水系的良性循环。
常州历代土地开发与水利建设并行，水利要素与农业要素之间的发展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的关系。运河水利与农田水利在历史上时常出现“涝时争排而旱时争引”的情况。常州运河通航和农业用水的矛盾开始于隋唐两宋时期，进入元明清时期则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29] 。常州段因地势较高,中央政权采取立法方式及修筑练湖等水利来保证运河的运输功能。据《江南通志》载“太湖积水,横遏运河,不得入江,为民患。”可见常州运河的修建阻遏了太湖来水，导致大片农田遭受水灾。
虽然漕运与农业水利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然而以农业要素发展为重任的早期历史阶段，水利要素促进了农业要素的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要素水利化始于吴地春申君，其将芙蓉湖区整治为蓄水河塘，又凿渎引水将田间尾水排入太湖，既使农田得到灌溉，又保障其不受涝灾。民间也自发修建以陂塘堰坝为主的小型水利工程，合理蓄泄调节水量，保障农业生产，此类工程因地制宜且效果显著，迅速在常州推广发展。正如《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任丹阳尹时，上表称京师周围“萦原抱隰，其处甚多，旧遏古塘，非唯一所”，说明南朝此类水利设施数量之多。直至近代，常州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水利建设，近代常州境内农田多数随自然地貌形成，平原、圩区、丘陵兼有[11] ，农田水利建设则依据地形地貌分区治理。
常州几乎所有市镇聚落都临近水利要素，因河而兴的聚落（例如常州规模较大的市镇奔牛、阜通、湟里、孟河）都分布在运河与沿江一带的水利交通要道上。这些聚落的形态也多由河道流向所限定，沿湖多为团簇状分布，沿河道则为条带状分布，如小河以万善、宝善两桥沟通南北，呈井字形，焦垫、魏村、雪堰、卜弋、夏 溪、湟里等街，呈丁字形。还有一些聚落是伴随农业水利的营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例如历史上对新丰塘的兴修得以灌溉周边农田八百余顷，得益于此的村坊便发展成为新丰镇。
文化景观的方法论强调文化是动因，自然环境是媒介，景观是结果。对于地域文化景观来说，多元文化是形成景观表征的一项重要驱动内因。北人南迁及运河的联通使常州地域成为南北多民族融合的聚集地。将景观表征要素的时空变化与政治、商业兴衰等关联性文化内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揭示时空层积的演变和内在逻辑动因（见图4）。
其一，军事征战，常州“北控长江，东连海道”，自古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无论是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还是唐以后历次江南的重要战争，常州地域都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军事因素是历史上各类人工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常州地域自秦汉时期起，便开始大量兴修水利工程用以军事防御和征战运输，同样由军事目的推动的还有屯田制，是为给军卒提供就近补给，从而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的一种农业集体耕作制度。其二，政权动荡往往导致政治移民。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引发两次重大的北人南迁事件，也为常州地域带来了人口和农耕技术。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使作物种类也更加多元化，从而影响地域农业景观所呈现的面貌。另一方面，出于巩固政权的需求，统治者也更为重视水利要素的运输作用，“关河重阻，无由自达”，通过运河加强南北交通以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其三，商业贸易对市镇的影响明显。宋元时期，繁荣的商业发展使常州成为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也因此影响了城镇村坊的形态布局。宋元时期常州纺织、造船、造纸、冶铸、雕刻等手工业蓬勃发展，出现织机坊、铁市巷，打索巷等地名，均与手工业的聚集有关。唐代常州酒业较为知名，当时大多数乡间村坊的发展也与酒业买卖相关。至明代，常州因为京杭大运河漕运枢纽地位的凸显，商业贸易全面繁盛，从而出现更多较大规模的市镇，形成完整的市镇交流网络[30]。其四，民间民俗、宗教信仰等社会活动对景观风貌影响巨大。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江南地区崇尚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常州兴建了一批寺观建筑并存留至今，如孟河古镇现存的万绥庙，以及现存地名天王堂弄等也多与历史宗教文化相关。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进一步促进常州南北文化的交流，吸引了更多文化人南迁，使常州文风鼎盛。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常州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兴办大量官学、书院、私塾等文教建筑。宋代常州科第发达，“熙宁六年，神宗廷策士，擢余中为天下第一，与开封礼部第一人皆著籍常州。是岁州举进士中第者四十余人，号称东南儒学之盛。[31]”对科第的重视及地理术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城水利要素的发展格局，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常州太守李馀庆开挖古城运河，万历九年（1581年）知府穆炜将运河改道飞虹桥东流，都是为了兴盛文风而改造古城运河格局。
The conclusion
地域文化景观的发展演变与其背后的内生驱动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表征。在人与环境互动、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下，作为我国江南水乡文化的核心区域环太湖地区，其地域文化景观表征生成与发展的驱动内因是多元的。常州是大运河穿越的唯一有府署住所的古城，江南运河的常州段是唯一连通长江、太湖的河段，自古即为重要的沿运城市，常州地域文化景观表征与其背后的运河水网具有共生的关联性。因此，本文以地域文化景观这一研究视角，借助于古地理学与环境考古学、“江南环 境史”[32] 研究成果,将科学数据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分析常州地域文化景观的层积规律，着重探讨构成要素间的协同作用关系，进一步探索景观表征与文化内因的相互关联，为沿运城市的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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