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Positions of Rural
Design乡村设计是将乡村的优势特色资源，在现代消费文明、文化表达和美学取向中，重塑价值体系的创新活动，是以设计思维与创意策略对乡村世界进行美学观照和艺术感知的具体行动，在唤醒东方田园的场所精神和重塑乡野浪漫生活方式的同时，与科技、商业进行结合，建立地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系统连接。乡村设计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系统性和融合性特点，并应该立足于生态文明、社会创新，以及城乡融合的价值立场，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进行系统融合创新。乡村设计；基本内涵；特征；价值立场
在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建设从“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逐渐走向“软”的产业升级、乡风文明建设。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乡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设计的关注，与此同时，乡村振兴为设计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更为辽阔的疆域，正如方晓风教授所言：“无论如何，设计与乡村不再隔膜，这是设计与乡村的双重希望和机会。”[1]这样的背景下，以多元的创新方式推动乡村建设的产业、
文化、生态发展的整体持续协调，都亟需设计力量的多维度介入，以及科学的设计理念和方法的指导。
不容忽视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的政策、资金等资源涌向乡村时，在“负责任的设计”缺席的情况之下，资金和硬件的大量投入，会将乡村面貌推向同质化、低俗化的境地。尤其是对乡村设计的理解尚停留于景观规划工程、个体艺术进村的层面时，乡村的产业、文化、社区等难以触及，设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实现。乡村设计不是项目，而是课题，真正以研究型设计介入乡村，是设计机构、设计院校应有的态度。乡村建设方兴未艾，但符合国情的乡村设计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立足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论域，以乡村设计实践的过程和经验为基础，梳理、厘清乡村设计研究的内涵、特征、价值立场等，显得尤为迫切。
把握乡村设计的内涵，必须从根本上理解乡村设计的服务对象、价值目标和理念方法。近些年来，在全球范围之内，乡村设计以不同的实践形式得以开展，如日本的地方创生、欧洲的社会创新设计等，都以地域、
乡村为对象进行系列创新探索。
作为设计对象的乡村，是一个迥异于工业和城市的复杂场域，如果说工业具有标准化、批量化的特点，那么乡村则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本质区别可以理解为：工商业与生产、消费有关，而乡村更关乎生命、生长和生态。乡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体现为乡
村资源千差万别，而乡村设计的起点恰恰是千姿百态的乡村本土资源，它们可以是有形的自然风貌、物产、手艺、建筑营造等物质文化，也可以是无形的乡风习俗、祭祀礼仪、乡村文化等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毫无疑问，尊重乡村本土资源的设计活动，是避免“千村一
面”同质化设计的源头。因此，乡村设计之初，以民族志等视角进行田野调查，深入挖掘、梳理被工业化、城镇化遮蔽的乡村文化基因，是乡村设计迈开的第一步。
乡村设计是将乡村的优势特色资源，在现代消费文明、文化表达和美学取向中，确立价值体系的创新活动。乡村资源持有与生俱来的乡土和传统的烙印，尤其是特色优势资源，往往是农耕文明和手工文明沉淀下来的地方财富，在乡村社会，它们难以独自从乡土文明跨越到现代的消费文明和信息文明。然而设计思维和策略是将乡村资源转化为消费产品、服务和体验的
有效路径。 乡村设计的逻辑起点是乡村资源。人们通过调研和价值评估，将所确立的乡村资源作为第一手的素材和符号，进行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设计、品牌设计等设计，转化为乡村旅游、民宿、研学、文创、地域IP、乡村市集等新型业态，进而与体验经济、美学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服务经济、低碳经济等实现有效链接，为乡村振兴或地域振兴提供整体方案（见图1）。
![]()
由此，本研究认为乡村设计是将乡村原有资源转化为现代文明要素的重要策略和路径，有别于政府部
门自上而下的规划性建设，也不是实验艺术的单方面介入乡村，更不是资本下乡的资源觊觎，而是实现设计价值的时代主场。乡村设计是以设计思维与创意策略对乡村世界进行美学观照和艺术感知，在唤醒东方田园的场所精神和重塑乡野浪漫生活方式的同时，注重与科技、商业进行结合，建立地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生命连接。
过去十余年，设计类高校作为乡村设计探索和实践的主要力量，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服务乡村进行结合，形成一批乡村设计的范本，如同济大学娄永琪教授团队的“设计丰收”、湖南大学何人可教授的“新通道”、四川美术学院段胜峰教授的“设计乡建原话语”、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教授团队的“艺术振兴乡村”等，均从不同视角展开乡村设计实践和研究。高校行动在乡村设计的科研方面，以社会价值和时代精神不断延伸设计的边界，同时在真实的乡村设计现场，培养年轻学子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恰好对应于设计学科的交叉性和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导向。
乡村设计具有鲜明的在地性（Locality）、系统性（Systematicness）、融合性（Integration）。 乡村设计的实践和研究，区别于城市、商业和消费体系的设计行为的最大之处在于在地性。乡村设计的全过程，理应“贴近地皮、看见草根”。乡村本土资源作为设计的逻辑起点和本源元素，对设计作品的形成尤为重要。乡村设计在尊重在地力量、在地智慧、在地材料的前提之下展开行动，才能形成生长于土地的设计作品。 对于在地力量的认知和尊重，可避免设计师脱离乡村现场的单独行动。设计师与本土村民的价值共创，是乡村设计在地性的突出特点，如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教授于浙江宁海葛家村的“艺术振兴乡村”实验，高校设计师团队充分尊重并合理激发本地村民的地方性知识，形成了设计师与村民共同针对设计对象进行定位、构思、方案、实施、运维的共创设计方式。这种方式要求设计师突破“离场”设计的传统工作模式，设计师的身份向引导者、协调者、推动者转变，专注于设计的临场性与在场性。村民与设计师双方通过情景洞察发掘技能、分解步骤单体训练、预设功能创造作品等共创设计训练，重新构建以地方经验、地方技能、地方常识通向乡村现代生产生活的创新路径，继而实现以生活实用和经济收益为导向的村民力量的创造性转化，建立和激发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创新动力，形成“设计赋能村民·村民振兴乡村”的内生发展格局，见图2—3。![]()
![]()
在地材料与在地智慧，往往体现出就地取材、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的设计形式，这些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沉淀下来的经验，渗透于营造、装饰、工艺等活动之中，外显为乡村的朴素美学。新的乡村实践中，这些工艺和智慧仍然散发出乡野趣味和审美的光芒，为乡村设计确立原生的质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地力量已经不仅是原住村民，新乡贤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园情结，携带着在他乡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以开放、连接的理念回到乡村，他们是乡村设计的直接支持者和参与者。某种意义上，乡村的“设计师”，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拥有美术技艺的设计师，他可以是有志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也可以是掌握特殊生活技能（如厨艺、手工艺）新乡贤。 总之，乡村本土的价值资源存在于乡村真实的生活场域，应充分尊重乡村文化和意义的成果、合理利用乡村的材料与工艺、调动乡村本土的创新力量，以此构建乡村资源的设计链、价值链和产业链。
无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方针内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还是乡村振兴的“五个振兴”科学论断：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都可以看出，以设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绝对不是单单为乡村建筑施以墙绘，或者为农产品进行包装设计等单一的行动，产业、文化、人居、生态等，已经为乡村设计预设了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切入点，奠定了乡村设计的系统性。 乡村设计的系统性特点来自于对乡村的系统性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之上，采用系统性的设计策略创造设计价值。日本千叶大学的宫崎清教授提出了“人、文、
地、景、产”五个面向的“社区营造”理论体系，较好地演绎了乡村设计的系统性。总体上，乡村设计以乡村文脉、视觉形式、空间环境、形象塑造、价值传播等创新形式，去观照乡村的生产、生活、社交、情感等层面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价值重塑。 乡村的系统性必然要求乡村设计要立足于文化、经济、社会的系统思维，在工业文明高度成熟、信息文明来势汹涌的情况之下，乡村的系统性变得异常复杂，如传统的劳动方式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的科技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极为复杂的子系统。当前，乡村社会存在
多种文明形态系统的共生共存，如既有精通建设楼宇
的泥瓦匠、熟练掌握制作模具流程的工程师；也有从事
传统农事活动、手工艺活动的劳动者，在社交媒体时代，他们通过数字直播的方式，正在成为知识生产的
“新农人”“新匠人”，由此可见，乡村设计的系统性特点体现于业态形式的交织和多元。
通常情况下，乡村设计的系统性与融合性如影随形。例如，如果将乡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那么它应该与城市系统融合，如果将乡村看作一个自然的系统，它应该与人文系统融合，除此之外，乡村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也会通过设计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融合共生。常规的乡村建设中，对于乡村各个系统要素的融合共生较少顾及，而设计策略的方法在促进乡村与城市融合共生、乡土与时尚融合共生、传统与未来融合共生之中彰显创新力量。黑川纪章将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称为“共生的秩序”“共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开始重视个人、地域性与创造性的价值[2] 。 乡村设计的融合性对于设计行为本身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设计活动应将设计思维、设计方法、设计文化、设计美学等要素，赋能乡村产业、文化传承的各个环节。西方学者杜威·索尔贝克在《乡村设计：一门新兴的设计学科》中的论述也强调，设计是强有力的整合工具，乡村设计是将设计解决问题的属性，应用于乡村地区，以培育人们独创性、创业才能、创造性和创新力的方法论[3] 。
此外，乡村设计开展，需要进行设计学科内各专业的融合，也需要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进行融合。面对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系统的创新设计，乡村设计不仅要将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进行融合，而且也需要引入社会创新设计、服务设计、体验设计、系统设计等新兴的设计内容。乡村设计在调动各种设计专业、设计理念、
设计方法参与乡村建设的同时，还需要融合相关学科的力量，共同针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如民俗学、社会学、旅游经济学等学科力量，可以对乡村设计进行必要的补充。 融合性思维指导设计活动可以有效活化乡村资源。例如，面对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设计策略中，以下
3个方面的融合创新为乡村资源的活化带来更多可能性：（1）将闲置资源和业态场景融合，乡村原本被用作
储物的空间、破旧的角落，实际是具有多种功能，因地制宜的设计开发，可将地方乡土文化、农耕元素与时尚要素融合，构成体验娱乐、休闲游憩的美学体验场景；（2）乡村手艺和新消费文明融合，乡村工匠、手艺能人是“乡创客”“土专家”的潜力股，对乡村能人技能的发掘，将乡村手艺产品以文创产品的策略进行再设计，以乡村美学的产品内涵适应新的消费场景；（3）产业价值
链的融合，乡村一二三产业链单链的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三产融合以及品牌塑造的方式，促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向美学经济、体验经济的创新业态配置，有利于推进资源优势向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转变，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乡村设计除了在技术层面将形式与功能、意义与情感、风格与趋势等设计语言置于乡村未来场景中开展活动之外，对于价值立场的判断同等重要。乡村设计中立足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设计立场、面向社会创新的设计责任思考，以及基于城乡互动的乡村本体性尊重，将道德和伦理、商业和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维度确立乡村设计的价值立场。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的生活方式以及造物行为，本身就包含有世代相传的生态设计智慧，这为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为生态设计、为生存设计已经成为全球设计伦理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设计价值体系中，地球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生态的维护等已经成为优秀设计的圭臬。路甬祥院士曾说：“实现绿色化需要设计先行，
因为设计是人们对有目的实践活动进行的预先设想和策划，是具有创意的系统集成创新创造。绿色设计将决定产品、工艺、装备、服务的生态环境友好性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化水平。”[4]
中国农耕文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时节而作”的农事活动，包含了“天人合一”“以农为本”的思想，它们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重要理念。这其中世代相传的造物实践，往往包含了“宜”的方法论，体现为与礼相宜、与事相宜、与物性相宜、与人相宜、因地制宜、文质相宜的设计处理，使得造物的结果与社会系统相适应[5] 。乡村世界的这种“恰到好处”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携带有与生俱来的生态文明的观念与智慧，
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造物活动中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材料观，村前屋后的泥土、树木、竹林、石头、稻草等材料，或者从农业种植、狩猎中获取的桑麻、皮毛等材料，都是乡村在建筑、器物、服饰、装饰等具体造物活动，无不体现出潜隐其中的生态观念。 乡村设计是深入乡村社会现场的设计，乡村社会在携带自身农耕文明的基因走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症候往往可以交给设计来协
调。意大利学者埃佐·曼奇尼作为社会创新设计的主要倡导者，尤其强调社会创新是“满足社会需求，能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或合作模式”的可能性。由此来看，乡村设计具有鲜明的社会设计的价值立场，前文提到的乡村设计在地性、系统性、融合性等特点在乡村设计活动中的呈现，恰好是通过设计创新，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合作模式的真实体现。
在各种乡村设计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正如埃佐·曼奇尼所言：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度发达且不断增强的连接度（connectivity），
不断增强的连接度减少了组织的固化程度[6] 。由东华大学、安徽大学发起的“设计小学”乡村美育公益（见图
4）行动中，实现了乡村小学师生、家长、村民与大学师生、志愿者，公益组织等群体之间的高度连接，以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孩子们表达家乡的各种美好，连接多方力量。活动明确将乡村小学生置于乡村美育的中心，由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引导、协作，点燃和训练乡村小学生对于家乡事物的想象力和创意力，用图形、文字、语言等形式创作第一手的设计素材，通过大学生一系列的品牌设计、文创设计、传播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这种乡村设计活动，恰是曼氏所认为的社会创新具有的“小型、本地、开放、互联”的新兴情境。
![]()
费孝通先生曾立足于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对亟待
“重建”的理想乡村进行主动回应：文字是社会化的工具，它可以交换社会经验，从而引导共同行动，并达到共同生活的目的[7] 。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与文字的功用一样，设计也是社会化的工具。社会设计的价值立场，会提醒乡村设计不仅仅“尚美”，更要“向善”。面向社会创新的乡村设计，当以改变乡村社会为主导方向，如果认为乡村设计便是城乡规划或者景观设计，显然触及到乡村真正的痛点，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乡村社会长期处于凋敝和困顿之中，乡村的空心化、留守儿童、产业乏力等现实问题理应引起设计的警觉，从定义问题到设计原型的构建，直到效果反馈与效果评估，对真实的乡村世界有所回应。比如东华大学团队在“功夫涨坑”驻村行动中，以村民练功习武的传统为乡村设计的出发点，联合村民开展乡村设计，将村民完成的景观节点作为村民掰手腕大赛（见图 5）、武林大会的场地，以此实现塑造乡村活力的计划。此次驻村设计中，社会设计的在地性、“小而美”、连接与开放、自下而上等特点皆有体现，兼顾了乡村经济发展的需求、生产生活的需求、幸福感的需求等方面。 过去数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狂飙猛进，乡村社会处于“整体性衰败”的窘境。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国家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力图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弥合城乡差距，尤其是高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病愈发明显时，人类对于“归田园居”的生活方式充满憧憬，中产消费、品质消费的到来，推动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不可否认的是，设计是推动城乡融合的直接手段。
基于城乡融合共生的乡村设计是构建互哺型城乡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如果说过去数十年间，乡村向城市主要输出体力，那么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城市将向乡村输出智力，设计当属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设计与科技、资金、管理、资讯等要素进行融合创新，重塑乡村活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见图6）。
![]()
乡村以往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体系，基本处于独立自存的封闭系统之中，那么立足城乡融合的乡村设计，通过美学和体验策略，将乡村特色优势资源，转化为符合消费趋势的产品和服务，在城乡消费的融合中，为乡村的产业振兴带来可能性和多样性。在城市的商品、物质资料等流向乡村的同时，乡村的物产、技艺等同样流向城市，成为城市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城市和乡村的物质资源双向流动，才能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在这个环节中，城市资源融入乡村场景时，对乡村文化、习俗的尊重，可通过设计解决。而乡村物产进入城市消费所需要的时尚感、审美性，同样需要设计解决。正如英国学者约翰·赫斯科特所言：“一般而言，经济学关注的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另一方面，设计是我们规划并实现满足自身现实需要的能力，它产生意义，同时也创造了财富的源头[8] 。” 乡村设计立足城乡要素交换，完成意义、情感和功能的价值重构。在洞察消费需求的过程中，设计创新实现乡村价值的延伸，比如在内循环经济和后疫情时代，乡村环境系统通过场景美学、体验美学的塑造，发挥原生态的自然课堂、手工艺文化的优势，为城市消费提供高品质的乡村旅游、民宿休闲、亲子研学等产品，这其中，触动城市消费热情的内容，必然是设计的产物。尤其在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之中，乡村的消费场景与城市越来越接近，城市的时尚消费场所，如文创书店、咖啡吧、餐饮、酒吧、游乐场等，已经成
为乡村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而设计面临的挑战在于这些业态形成，绝非城市的简单复制，而是融合乡村文化、生产、场所精神和乡土气息的系统设计。 乡村设计区别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硬件投入，其以智力优势参与中国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以试验、培训、研究、推广为方式，不断往返于‘现代—传统’、
‘城—乡’、‘政府—民间’、‘知识分子—民众’、‘理论—实践’之间的广泛地带。”因此，设计不能缺席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设计的参与恰好丰富了乡村建设的行动类型。近年来，中国设计在国际舞台越来越受到瞩目，国潮国风的设计文化有力彰显了民族文化自信，在“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时代召唤中，中国设计面临从城市到乡村“转场”。设计除了拥抱科技之外，同样需要拥抱乡村文化，关照民众需求。乡村作为中国文化生长的沃土、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乡村大地蕴含有丰富的设计语汇，本质而言，乡村设计是对绵延数千年乡村文化的全新演绎，也是民族文化与精神在设计创新时代图景中生动的母题表达。携带民族基因的设计活动，才是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设计。
官方网站：designresearchj.com
邮箱：designresearch@126.com
编辑部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33号
邮编：400039
电话：023-68792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