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 | 周景彤：加快把我国经济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024年，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望未来，基于不同视角对我国经济前景有不同的研判和预期，结合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笔者就当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发展潜力和如何更好地将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做一分析。

回顾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主要受新旧动能转变、新冠疫情长尾效应、稳经济增量政策和房地产调整四大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后三个是短期周期性因素。总体看，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四个主要特征。

一是增长平稳。地缘政治冲突叠加全球多国（地区）大选，国际政经格局持续剧烈演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分化，叠加各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2024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但两大因素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平稳：一是增量政策。受内需较弱、楼市调整、预期低迷等影响，我国前三季度经济逐季走弱，一、二、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5.3%、4.7%、4.6%。自9月底开始，我国加力推出一揽子稳经济增量政策，在这些政策作用下，经济景气企稳回升动力增强，预计四季度GDP增速将掉头向上，全年呈“V”字型走势；全年GDP增长5%左右，能够实现2024年初确定的增长目标。二是外需超预期增长。2024年，全球贸易复苏，我国以“出口-生产-投资”为特征的外循环比较顺畅，出口超预期增长带动相关领域生产和投资也较快增长。2024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8%，比上年同期提高38.7个百分点，同期资本形成、最终消费贡献率分别为26.3%、49.9%。

二是结构转变。从增速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枢由新冠疫情前的6%左右下移到当前的5%左右，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但增速中枢下移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结构转变与升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动能的转换。一方面，我国以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绿色产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不断增强。2024年1—11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累计增长9%。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1%；我国造船完工量累计增长18%。另一方面，传统动能相对较弱。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产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分别为-10.1%、-4%，生铁、粗钢、水泥等产品产量增速也均为负，涉房消费中的建筑装潢、家具类商品消费低迷（家电消费受“两新”政策支持增长较快）。需要指出的是，新旧动能转换既是多年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降低对房地产和“铁公基”等的过度依赖是当初各方的共识和建议，也是我国经济避免“脱实向虚”、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去房地产化，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新动能的壮大特别是超过旧动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要客观认识、以始为终、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因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就重回过去的发展道路上去。

三是开放升级。近年来，尽管受地缘政治冲突、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冲击和国际产业转移等不利因素影响，但我国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技术进步、成本下降、产业链供应链完备等推动下得到大幅提升，我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由2018年的12.8%升至2023年的14.2%。2024年，受益于全球贸易复苏和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24年1—11月，出口（美元计价，下同）累计增长5.4%，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出口结构也在快速转变与升级。从产品类型看，对外投资带动中间品贸易增长亮眼。从出口方式看，数字技术发展催生新的贸易增长点。从出口目的地看，东盟成为我国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地区。

四是绿色转型。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下降和全产业链配套能力增强，绿色发展已经由过去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转变为新引擎。2024年，我国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出口和绿色技术等方面表现依然亮眼。绿色生产方面，2024年1—11月，风力、太阳能发电量累计分别增长11.5%、27.8%，均显著高于规模以上发电量5%的增速；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在2023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增速仍高达37.5%。绿色消费方面，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保有量不断刷新记录，绿色节能家电成为居民新宠，物流配送绿色转型提速。绿色出口方面，尽管面临部分经济体多轮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但“新三样”出口成绩依然突出。2024年1—11月，新能源汽车出口突破200万辆，增速达27.3%。绿色技术方面，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已具备雄厚的实力，成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

消费需求有基础有空间

一是扩大消费有基础。根据瑞银统计，2023年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有601.3万身家达百万美元的富豪，数量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约是排名第三的英国的两倍。预计到2027年，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家庭财富将达到12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19年的水平。

二是消费增长有空间。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5%，低于美国（82%）、德国（72%）、日本（77%）、韩国（68%）等其他主要经济体。

商品消费仍有升级空间。数字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是我国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超过9亿人，90后和00后已成为网络购物的主力军，使用率高达95.1%和88.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显示，25%的网购用户近半年内购买过绿色节能产品，购买过健康和养生类产品的用户占网购用户的26.1%，购买过智能家居产品的用户占网购用户的25%。以即时零售、直播电商为代表的新型消费业态快速发展。2024年1—10月，限额以上单位中，开展即时零售较多的便利店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7%，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的增速。传统大宗商品中，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亟需完善。2022年我国停车位个数约1.5亿个，停车位与汽车保有量比例约为0.47:1。2023年我国车桩比约为2.4：1，不能满足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需要。

服务消费潜力有待释放。2023年，我国服务消费约为3.9万亿人民币(约0.6万亿美元），远低于美国服务消费。基础性服务方面，婴幼儿照护服务覆盖人群有限。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4200万，但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需缺口巨大。对比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两岁幼儿入托率达到36%，其中荷兰、卢森堡、法国、丹麦等国家均超过50%。家政式育儿服务缺乏严格的行业服务标准和质量监督机制。养老服务距离现实需要还远远不够。2024年二季度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41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9万个，与2019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倍、2.1倍。但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约2.2亿人，根据联合国预测，2035年将达到约3.2亿人。改善型服务方面，大众旅游消费热情高涨，2024年前三季度，国内出游人次42.37亿，同比增长15.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4.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9%。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预测，未来10年，中国预计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

下沉市场消费更具韧性。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6.5%，高于城镇居民的5%。对比新冠疫情前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恢复情况好于城镇。2020年一季度至2024年二季度，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均值为79.2%，已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2014—2019年均值为78.6%），而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距新冠疫情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近年来下沉市场呈现较好的消费升级态势。县域地区餐饮、文娱、教育等服务消费占比逐年提高，对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的改善型需求日益增长。部分轻奢消费品牌、高端家电品牌加速下沉。美团数据显示，2024年前8个月，在县域等下沉市场，即时零售订单量同比增长54%。

投资需求有条件、有潜力

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但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且城乡、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未来基建投资向欠发达地区延伸仍有较大空间。从国际比较看，《全球竞争力报告2022》显示，我国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相较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从区域差距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公路密度为1.53公里/平方公里，分别为西部、东北地区的5倍、3倍；且东部地区道路质量较好，二级及以上公路占公路里程的比重平均为22.6%，高于中（12.4%）、西（12.3%）、东北（16%）地区。从城乡差距看，农村道路发展存在路网通达深度不足、技术等级低、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2020年农村污水处理率的目标是30%以上，远低于城市（96.8%）、县城（93.6%）。

出口市场多元化，开拓有基础

我国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202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连续四年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较1990年上升30名；产业链条完整，产业价值链地位突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测算，2017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额达到1.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区域价值链最主要的枢纽。出口市场多元化抵补了对美国出口的萎缩，对美国及其盟友市场份额下降主要由对东盟（增加3.2个百分点，其中越南增加0.9个百分点）、俄罗斯（增加1.4个百分点）、墨西哥（增加0.8个百分点）、印度（增加0.5个百分点）等经济体出口份额上升弥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逐渐发生变化，正在变为资本输出国和中间品出口国，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未来，新质生产力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提升。从理论看，新质生产力将重塑全新的生产函数，为探索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从实践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望拉动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提升。通过对再工业化、新基建等新空间的充分挖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仍有望保持在2.5%。

前沿领域正在形成比较优势。近年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柱，未来这一趋势将持续且越来越重要。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占GDP比重约13%，较2014年提高5.4个百分点。2024年1—10月，高技术工业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在创新引领、投资加大等有利因素支持下，更多新兴产业将具备较强全球竞争力。

新能源领域优势更加明显。可再生能源产能全球领先，1999—2022年中国风力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全球占比由1.9%提升至40.7%。2009—2022年可再生能源产量全球占比由18%提升至34%，远高于欧盟（16.7%）、美国（10.4%）。部分新兴产业已经形成完整且富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我国新能源产业具有明显成本优势，光伏现货结算均价已明显低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新能源车均价约为欧洲的一半；低能源成本将是未来中国人工智能（AI）发展的重要优势。有机构预计，到2026年，AI电力需求将激增550%，从2024年的8亿千瓦时增至52亿千瓦时，到2030年将再增长1150%，达到652亿千瓦时。

展望2025年，内外部形势变化和风险挑战依然较多，政策将是影响我国经济走势的最大变量。从内部看，一揽子稳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未来增量政策进一步加力的空间，将成为推动内需回升、风险化解和信心恢复的重要力量。从外部看，美国大选落定，特朗普再次上台对华关税政策调整或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影响。因此，2025年我国经济总体将呈现“内升外降”的新变化。

支撑我国经济中长期较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健全体制，将这些基础和条件、潜力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转变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

更好地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经济活动存在自反馈效应或者规律，只有改善预期、增强信心才能增加消费、生产和投资等经济活动。所以，稳预期和信心是经济活动扩张和景气上升的前提。未来，有效改善预期和信心，需要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会议还提出要“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必将解决近期比较突出的“四乱”问题（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和乱查封）以及所谓“远洋捕捞”等问题。当前稳预期的重点包括着力稳定四个环境，即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舆论环境和外部环境。稳定政策，重在坚持先立后破、加强政策一致性评估，提高专业性和可预期性，谨防“合成谬误”。稳定法治，重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和人身安全。稳定舆论环境，重在按照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精神，治理一些自媒体或网络大咖为博取流量而发布的似是而非、无端污蔑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的言论，加大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多方面历史和现实贡献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稳定外部环境，重在加大政策储备、未雨绸缪，以有效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的各种冲击，管控好各类风险，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持续发展。

推动施策重点从投资生产端向消费需求端转变

宏观政策调节的方向、重点、节奏和组合应随着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最突出矛盾是需求不振而非供给不足。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加收入是关键。收入增加才能引致消费扩大、生产扩张和投资跟进，以“消费-生产-投资”为特征的内循环才会更加顺畅。增加收入除要增加就业外，当前还应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在收入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不断提升居民部门的占比，适当降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占比；二次分配要确保通过政策调节使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而非扩大。未来我国社保、养老金、医疗等政策应更好发挥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正向功能。

审慎评估平台经济和AI快速发展带来的得与失

毫无疑问，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解决部分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垄断以及对就业、收入、分配和商业繁荣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并不会随着从业经历的增加而有效积累，“干中学”效应不明显，反而会因为竞争加剧、年龄增大等原因而减少，这对居民收入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满足高端制造业对高级技工需求等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商业实体店的凋敝、平台经济算法压榨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内卷式竞争加剧等，都是目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突出问题。AI方兴未艾，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和推动智能化转型，但某种程度上，全球范围内AI的蓬勃发展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从工厂生产线、出租汽车、快递物流到医疗教育甚至新闻媒体、分析研究。以前是AI对简单重复劳动的替代率较高，近两年一些复杂的或智力密集型工作也正在被AI替代。当市场效率因AI越来越高、生产活动因AI而吸纳的就业越来越少，结果将是宏观经济供求关系失衡的加剧，所以AI快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伦理问题需要深入思考、研究和解决。因此，目前，一方面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瞄准科技强国建设，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创新和科技领域的位次。另一方面要对人工智能影响较大、同时吸纳就业较多的领域要采取审慎态度加以调节，尽可能减缓技术进步对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