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翻出来了我博客里刊登的父亲晏伟权于2007年“七·七”纪念日发表的一篇精彩的口述历史访谈录，觉得对如今的吉林德惠和九台文史工作可能会有参考价值，于是一字不改，全文刊出，希望吉林的文史朋友们看见后能转发给相关部门。
我2008年6月15日为这篇访谈录所写的编者按：
父亲又写了一篇关于九台郭德辉老先生非凡经历的文章，帮他打字之后准备登出前我好奇地再上网搜寻了郭老的大名，结果有‘剑气诗声’在博客里赋诗词赠郭老，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郭老在当地的德高望重，倍受尊敬，特抄录如下：
郭德辉先生枉驾过访，奉赠一律
隐逸边台九五春，神清气朗与仙邻。
干戈动处知韬略，翰墨挥时是本真。
策杖登阶每垂顾，谈诗论道倍相亲。
晚晴依旧风光美，耸立峰头百岁人。
2008年6月15日）
特殊的囚禁 非凡的经历 ——郭德辉老先生访谈录
新一军战史独立研究人 晏伟权 撰文
2006年5月中旬，我赴东北寻找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将军的历史足迹时，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我找到了和潘裕昆关系密切的，亲历德惠战役的郭德辉先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6年5月21日，我在长春去拜访素未谋面的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姜东平先生，请他协助寻找新一军当年在东北活动的有关史料，姜先生热情的领我到他们的资料室，慷慨的让我自由翻阅，我在一本德惠文史资料的小册子中，看到一篇郭德辉于1987年写的《德惠战役回忆》，编者注明，郭德辉在德惠战役时曾任德惠警察局局长。郭德辉在文中多次提到与时任新一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有过密切的接触并曾与潘裕昆将军一起固守德惠。
郭德辉是何许人？现在何处？是否健在？无从知晓。5月22日，我从长春去了德惠市政协（德惠市位于长春以北大约60-70公里），得到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费主任的热情相助，经过几番查询，终于获悉郭德辉仍健在，现住德惠邻近的九台市。
获得这一重要信息，令我格外欣喜。我根据市政协提供郭德辉家中的号码，打电话过去，接听者正是郭德辉本人。待我说明来意及个人背景后，郭老表示欢迎到访。我顾不上吃午饭，立即租车前往九台，登门拜访郭德辉老人。
当年，我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我和潘裕昆一起守德惠——访德惠战役亲历者郭德辉老人》的文章，收录在所编著的《抗日名将潘裕昆》一书中。
今年4月初，我再次赴东北查阅档案，访问抗日老兵。4月5日（星期日），我特意从长春去九台，探望了分别三年的郭德辉老先生。三年间，我曾多次与郭老通过电话，向他问候。这次重访，看到郭老精神尚好，说话连贯，表达清楚，只是听力不及以前，并不防碍交流，使我感到欣慰。近三个小时的访谈，郭德辉老人向我详述了他更多的鲜为人知的往事。
郭德辉，1912年出生，现年96岁，吉林九台市人，幼年家境贫寒，在家乡其塔木念小学，毕业后，考入吉林师范学校，先读专科，后读本科。16岁那年返回家乡九台其塔木教书，不久发生“9.18”事变。日本侵占东北时，有钱人逃回关内。为生活所迫，郭德辉未离家乡，考入伪满警官学校。因成绩优异，毕业后，分到当地当巡官。日伪时期，曾先后在家乡当过分驻所所长，村长，为地方百姓做过好事。
阻日本浪人作恶 保一方水土平安
1933年夏，郭德辉先生担任九台石家屯警察分驻所长时，屯内一个不干农活、游手好闲姓佟的流氓地痞，勾结日本浪人（即流氓）数人，到石家屯周围视察地形，声称已征得县内同意，拟将石家屯一带开垦稻田，屯内原有驻户均须迁往山区居住。消息传开，村民气愤，纷纷到分驻所找郭德辉求援理论，表示坚决不愿搬迁，但又怕惹不起地头蛇和日本流氓。郭德辉心想自己无权干涉日本人做事，但也不能让世代居住在此的农民，背井离乡，迁移它处。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暗中鼓动群众到当地流氓佟某家闹事，分驻所就以治安问题，从中插手处理，以保护佟某为名将其扣留在所内，不让他与外界联系。与此同时，郭德辉对扣留的佟某讲清利害关系，说明勾结浪人，强占民地，引起民愤，他性命将不保。佟被扣期间，分驻所故意放话，传出佟某已去向不明。由于日本浪人多次来屯内找佟，始终不获，使他们恳田移民之企图不能再继续进行。数月后，风波平息，当地老百姓送给郭德辉先生‘万民衣’及‘万民伞’，以表感激之情。后来日本人对郭德辉先生的行为甚为不满，把他调到上河湾驻守。
施援手救百姓身家性命
1933年夏，郭德辉任九台上河湾分驻所所长。上河湾地处三县交界之处，烟、赌、匪三害横行，民情复杂。历年夏季土匪出没，冬天隐藏起来，春暖后再结伙伺机枪劫。这年冬天，土匪将枪支藏在一家叶姓院子内的土炮台里，并威胁说：“如要报官，杀绝全家”。土匪藏枪之事，不知何故，被当地自卫团严团总知道后到叶家搜出十来支枪，并把户主叶某带到三台一处吊在马棚上，严刑拷打。打得叶某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叶某母亲闻知，领着儿媳及两个孙子赶来求救。严团总不答应放人，叶母欲撞墙寻死。有人上前相劝，并告知她上河湾分驻所郭德辉所长，将路过此处，可向他申冤，请求援助。不一会郭德辉先生骑马经过，见一老妇跪在路旁，便下马问清原因，听完老妇申诉后，郭知道事态严重。当年曾有偷土豆的人被抓去枪决，何况私藏枪支，送县查办，必死无疑。郭到马棚去看，人还在吊着。郭装着不知，问严总团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案子？严说：“叶家通匪，私藏枪支，县府有令，送交严办”。郭借口说，他手头有一樁案子涉及此人，正要抓他，要严总交人给他审讯再送县查办。严听后不允。郭即向警察局打电话要求对叶进一步审讯，这样警察局才允许把叶留下。之后，郭德辉先生去了县警局，说明叶是忠厚老实人，受匪威胁，才不敢举报，经过私下疏通，县里才将叶释放。事后，叶家为感恩拼凑银元若干要送郭，被郭拒绝。郭德辉先生在上河湾任职查禁烟赌，救叶一家。离任时，当地百姓无不感激，争相赶来送行。
还有一个小插曲，顺便说一下。解放后，九台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严团总被判处死刑，当年受害人叶某参加大会，出于气愤，一口将正在受公审的严团总的一支耳朵咬掉。
暗助村民 遭受软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郭德辉先生认为日本占领东北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他不想再为日本人干，蒙生去意，便设法离开，多次请辞，不获批准，后经多翻说情疏通，终于准辞回家乡其塔木。日本人知道郭回乡后，引起他们特别怀疑，将郭列入要查实的人之名单中。因为日本人认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占领区内有较好的工作和收入，为什么不肯继续干，而要选择回老家。当时九台县县长和郭先生要好，对郭说，突然辞职不干，会引起日方怀疑，拟安排郭当其塔木村长，要郭一定接受此职，否则会惹麻烦对郭不利。就这样郭德辉于1943年秋当上了其塔木村长。
其塔木是个产粮区，生产连年丰收，年年都超额完成上缴任务，屡受表扬。郭当村长那一年，粮食减产，郭要村民留够口粮，其余才上缴。在那个年代，处理这样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县里见上缴的粮少，派专人来调查。由于老百姓早已将粮食巧妙的藏起来，并未查出，致使这一年其塔木村民有粮吃，免于饥荒。后来因为没完成上缴任务，日本人怀疑是郭先生暗中搞的“鬼”，责令郭将家眷一同带到九台县软禁，每天要向日本人主办的协和会报到，一直到日本投降。解放后，其塔木的老年人仍记得郭德辉先生曾为当地群众做了一件好事。
守德惠有功获“通令嘉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大员到东北搞接收，因郭德辉曾在日伪警察局做过事，经朋友介绍，到德惠接受日伪警察局，当上了德惠警察局长。1946年夏国民党新一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进驻德惠，1947年春，发生德惠战役。在此期间，郭与潘裕昆师长一起固守德惠，因此与潘有过工作接触，私人交情也甚密。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出动了四个师，围攻守城的新一军第50师一个师，激战数天，始终未能破城而入，退到松花江北岸。新一军第50师成功固守德惠，全国各地向第50师发来贺电、贺信。后来蒋介石亲自命名第50师为“中正师”。郭德辉和县长崔蕴兰获“通令嘉奖”。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在祝捷大会上还特别赞扬郭德辉。
曾当选国大代表
德惠战役结束后，大约在1947年夏，郭德辉以无党派人士身份（郭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国大代表在九台的竞选。同时参选的有吴瀚涛（时任国民党政府合江省主席），彭永馨（时任吉林省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刘政原（时任吉林省工业厅厅长兼民社党主任）。郭老说：“四个人以我的资历最低，吴瀚涛中途退出，参选时只有三个”。待到选举时九台已被东北解放军解放了，故选举区是设在长春进行。民社党是小党，在中央有协定，民社党参选区，如有国民党参选，选票名次相接，国民党无条件让步弃权。在候选人经中央批准公布后，刘哲（九台人，时任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便令其子刘政原持函找郭，要郭助刘政原选举一臂之力，郭并未答应。
竞选完毕，当众开箱公开计票，郭德辉票数最多，名列第一，彭永馨第二，刘政原第三，因彭、刘票数接近，两党协定在先，郭德辉当选为代表，刘政原为后补。郭老说：“岂知，第三天报纸公布名次时，彭永馨是第一名，我成了第二名，刘政原第三名”。经与刘政原同时向选委会查询，方知长春选票公布后，又非法将吉林市设的黑票箱数加入。因此，郭与刘政源提出抗议，经交涉无效，刘政原便向南京其父刘哲电告选举舞弊经过。刘哲知悉后即向中央国民党代表大会交涉，后来又大闹大会堂，中央才宣布偷设黑票箱无效，正式承认郭德辉为国大代表，刘政原为后补。
在向中央交涉投诉期间，郭德辉向刘政原表示，请他转告其令尊刘哲，只要能纠正国民党的选举舞弊，使郭老恢复合法代表身份，郭愿意弃权让刘政原补做代表。
亲赴“剿总”请愿 促解长春之围
郭德辉先生当上国大代表后，刘哲函电频催他速赴南京。郭老讲述：“当时我住在长春，长春已被解放军围困，出城相当困难，后来通过中间人，给了他一支手枪作为酬谢。我和妻子化装成老百姓，由中间人带引从长春西南的洪熙街（现为红旗街），经过国民党新七军新38师的防地，通过解放军设的卡子（中间人与守卡子的解放军私底有关系），才安全过关，顺利出城，途经转展到了沈阳”。
郭1948年7月到沈阳小住，此时长春被围已达半年之久，国民党守军外无援兵，粮食奇缺，百万军民濒临饿死之危急，沈阳各界人士向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发起请愿活动，促请当局迅速设法解长春之围。郭德辉先生被推举为吉林省请愿之代表，沈阳市的代表是时任合江省民政厅厅长姓李，还有一位北安（即四平）的代表一同到设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官邸去请愿，卫总司令接见了他们。郭老回忆：“因我是从被围的长春出来的，代表要我先讲话，我呈述，长春被围已久，军民粮食奇缺，靠空投粮食，杯水车薪，奸商抬高物价，抢劫屡有发生，请当局派援兵解围，或撤出守军保存实力，使市民摆脱饥饿之危难”。卫立煌回答：“派兵驰援，要由中央决定。撤退问题，共军在公主岭有重兵把守，若遇阻击，遭受损失。”郭接着说：“我是从长春来的，经过公主岭，未见有共军重兵驻守”。郭又进言提出：“如沈阳派兵出援，长春守军突围，南北合击共军，损失不会太大，形势紧急，速请决策。”卫立煌一再推辞，事关重大，请示中央，再作决定。
散会后的第二天，吴瀚涛（笔者注：吴时任合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剿总”秘书长，郭去卫立煌官邸请愿时，吴也在现场），找郭德辉先生去他的住所，吴向郭说：“你怎么知道公主岭一带没有共军？”郭答：“是路过时，亲眼未见到”。吴接着说卫立煌问了他，郭德辉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对共军的情况这样熟悉？”吴在与郭谈话中透露了卫立煌已经怀疑了郭德辉，并要郭德辉尽快离开沈阳。
郭德辉将此事告诉了他的好友潘裕昆（笔者注：此时潘裕昆已接替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住在沈阳）。潘裕昆先是要郭去绥中县当县长，当郭表示不愿去时，潘也同样要郭尽早离开沈阳为妙。与潘谈后的第二天，潘裕昆给郭德辉买了两张飞往南京的机票，并派车将郭和他的妻子送到机场，就这样郭飞离沈阳去了南京。
登报放弃国代资格
郭德辉先生到南京当上国大代表后，受到刘哲父子盛情款待，并将南京玄武湖公园内环洲路25号“双义”别墅赠给郭居住。两个月之后，为了履行之前对刘政原的承诺，郭德辉先生在报上发表声明弃权。声明的大意是：“参加选举当国大代表是为了党国，孰知竞选中弊端百出，肆意更换代表，虽已恢复正式代表的身份，但已对从政失去信心，特声明弃权让位。”从此，刘政原补为代表。刘哲父子对郭待若上宾。刘哲曾私下对郭德辉表示如果东北时局稳定好转，监察院在东北设监察专员一职，他已经与于右任院长商定，到时，拟委派郭担任此职。但是时局逆转，国民党在东北、平津、淮海战场节节败退，蒋介石被迫下野，南京政府迁逃台湾。刘哲令其子多次劝郭一同赴台。
吴瀚涛托付周恩来 郭德辉遵嘱传密信
刘政原游说郭德辉同赴台湾，郭在南京候机期间，他的同乡、好友吴瀚涛到了南京。沈阳解放前夕，吴未能与卫立煌同机脱身，只好与妻子化装逃离，吴妻阮润兰是个艺人，会唱大鼓，一路卖唱，蒙混过关（笔者注：1948年10月30蒋介石派专机到来沈阳接军政要人，搭上该专机逃走的有：卫立煌、赵家骧、政委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政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政府主任王铁汉，沈阳市市长董文琦及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及几个随行人员。东北“剿总”秘书长吴瀚涛、彭济群等几名东北大员未能登机逃离沈阳）。
吴瀚涛的到来，不仅改变了郭德辉原先想去台湾的打算，而且也使得郭德辉后来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吴常到郭的别墅倾谈，力劝郭留下不走。吴对郭讲述了他与周恩来同在日本留学时的交情。吴瀚涛说：“在日本留学时，天津最要好的朋友周恩来也同去日本，每至周六、必来聚饮，以后我去了美国，周去了法国，便分道扬镳了”，“在几次国共和谈见面时，周都劝我离开国民党。我过去未参加，现在不能投共。”吴又说：“因为在驻沈阳时，曾兼任东北“剿总”司令部秘书长，这个职务为共产党所不容，必须得走。你应该留下，台湾是个孤岛，迟早会被共军攻陷，亦非久留之地，我今后还会去美国。共产党过了江到南京时，你就去找周恩来”。当时吴瀚涛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留下的信并交给郭。听了吴的这番话，加上有他的亲笔信，郭德辉遂即向刘哲父子婉言谢绝，才决定不去台湾。刘哲离南京飞台时，郭到机场送行，这时，他们仍劝郭考虑再三，如决定去台湾，将随时派人来接。刘哲对郭不去台湾甚为婉惜。1949年4月18日，霍占一（九台人，当过长春市议员）来到郭在南京的住所并对郭说，在台湾的孙立人捎话来，劝郭德辉离南京赴台湾。郭同样婉拒。
1949年4月 21 日，南京解放，郭德辉先生于同年5月将吴瀚涛给周恩来的信寄往北京。大约两周后南京市政府派了一名科长到郭家传达口信说，中央首长已收到郭寄出的信，让郭德辉到南京革命大学学习。9月，郭德辉先生入学，一直学习到1951年夏结业。毕业后，于当年秋季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西北银行干部学校当教育长兼副校长。
肃反被囚兰州市郊
1954年夏的一天，兰州市公安局来人到郭德辉先生的工作单位办公室，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扣上带走，在看守所要他交待问题期间，省公安厅厅长也来过审问，问他为什么不去台湾？为什么要留下来？怀疑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不久，就把他送到兰州市郊区一间汽车修理厂后院囚禁了。囚禁处那里有两间小平房，郭老回忆说和他一起被囚禁的共有四人：一个是伊斯兰教教主叫马全礼，另一个是西藏叛乱后被抓起来的活佛，还有一个在西北地区起义姓蒋的原国民党军长，名字记不清了。（笔者注：经查阅史料，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第119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率部8000余人在陇南武都起义，后改编为西北军区第3军，由蒋云台任军长。郭所提及的同囚蒋姓军长应该是蒋云台，只是无从知道起义后的高级将领为何也遭此厄运）
在那里可以自由在院内活动散步，没有持枪的卫兵把守，只有一个管理人员看管他们，但不准穿越厂区而外出。郭的妻子也可以来探视。囚禁处伙食不错，有肉吃，还可以与家人通信，但信封不准封口，公安局来人盘问过几次，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
文革期间反串管理囚犯
郭德辉本身已被囚禁，却被派去管理犯人，听起来十分荒唐，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怪事都会发生。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公检法，监狱干部集中学习，犯人无人管理，一片混乱。当年甘肃省第一监狱政治部主任来到囚禁处找郭德辉，要郭去监狱协助管理犯人。郭到了省第一监狱组织囚犯学习毛主席语录，主持开会反省。管理犯人期间，郭德辉可以单独住一单人房，这个工作大约干了一年多。等郭回到原来禁固他的地方时，那个伊斯兰教主已被释放，其余两人仍然被囚。郭德辉先生的妻子也因他而受到牵连，坐了半年牢，被关押期间她曾自杀未遂。后来，因未查出她什么问题，就放了她。出狱后，被下放到市郊当小学老师。关、放之间，毫无法理可循。
囚禁半生终获无罪释放
大约在1976年夏秋之间的一天，上头来人把郭德辉先生叫到原苏联专家在兰州住过的一间招待所去，在那里集中了30多人，住了几天，宣布全部释放他们。当地公安部门派人送郭德辉先生回长春，安排郭在长春市一间轮胎翻修厂当锅炉工，那时郭先生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从1954年开始被囚禁到1976年释放回家，整整二十二年失去自由。
身世背景不平凡 九台历史活见证
郭德辉先生的人生经过日据伪满时期、国民政府年代以及共产党建立的共和国，可谓“三朝元老”。
郭老经历特别，囚禁特殊。日伪占领东北时期，顾然有甘当汉奸、出卖民族利益的少数败类，但郭先生热爱家乡，为家乡父老做过有益的事，应予肯定。
郭先生曾经结识不少地位显赫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吴翰涛就是其中之一。吴翰涛原籍九台，年青时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与周恩来结成好友，活跃于学生运动。之后，还与周同赴日留学，期间两人更是交往亲密。因吴翰涛于1925年获官费留美深造，而周恩来则取道法国，从此分手。他们理想各异，仕途有别。抗战胜利后，吴翰涛被委派去东北任‘接收大员’，官至国府合江省主席兼东北‘剿总’司令部秘书长。1949年春吴离宁赴台。后在台任总统府参事，又任过某大学教授。1988年台湾国民党当局解除禁令，允许台湾民众返大陆省亲。吴翰涛很念旧情，托外孙借回大陆探亲之际，专程去九台拜访了郭德辉，捎来了阔别30年后的第一次问候。
郭德辉先生被囚于兰州时期，无论囚禁地点、囚禁之方式都超乎寻常。按照当时政策定义，郭德辉是历史反革命，投入大牢没有处决已经算是幸运，但令人费解的是，囚禁他的地方既不是正规的监狱，也非劳改农场，仅仅是一个单位的后院而已，居住在两间小平房里，并无持枪士兵看守，还毋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被禁锢于此的‘囚友’总共才四人，不仅各自身份背景不同，而且之间亦毫无关系，这种情况的确少有听闻。更加庆幸的是，文革期间郭德辉先生作为历史反革命因囚禁于此却未受到任何冲击，反而是幸免于难。这一切出乎寻常的遭遇难道真是与周恩来有什么关系吗？毕竟郭曾寄出过吴翰涛手书给北京的周恩来，而且周亦确认收悉，是否这份厚重的人情多少起到了庇护之用。
八十年代初，郭德辉先生曾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其日本友人（日本水泽市某大学校长），拟将九台与水泽结为友好城市。经过日本友人的积极努力，水泽市已经同意，但因当时九台尚属行政县级，不对外开放，吉林省没能够批准。但从此事可以观察到，郭老先生晚年仍旧能够发挥其个人的影响力，为家乡九台尽力，其旧时代所建立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至今仍不容忽视。
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郭德辉的历史印记，也留给我们一些值得思考的话题。
（晏伟权2009年7月7日完稿于深圳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