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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行问，中国和美国是否马上要进入比拼体制改革力度和速度的阶段了？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当地11月12日宣布，特斯拉和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以及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将共同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简称DOGE）。DOGE的目标是让美国政府变得更高效、更省钱，包括拆解政府官僚机构，削减多余的监管法规和政府开支，重组联邦机构。用马斯克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对官僚主义的革命，而不是对民主的威胁。
虽然DOGE主要针对美国国内的政府改革，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但如果美国政府变得更为高效，可能会在国际竞争中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压力。因马斯克在特斯拉和SpaceX的技术创新和成本压缩方面的成果举世瞩目，因此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对官僚主义的革命让人充满期待。
中国需不需要类似的改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于1991年12月26日正式宣布解体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往市场经济的方向找出路。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通称“南方谈话”。1992年开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原《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基础上继续发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相关条例，从此掀起了全面改革的浪潮，也解决了国家和人民当时的出路问题。
时过境迁，中国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之后，以传统基建、地产和金融为主业的国企、城投已无法再走老路，尤其是在当前国内整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今后何去何从？美国的特朗普和阿根廷的米莱都是通过体制改革、削减政府开支、放松市场监管和减税来实现经济振兴的目标，那中国是否也会开启新一轮的动作更大的体制改革？
很多同行问我们为何在国企、城投无法继续走老路的情况下还是执着于国企、城投项目的投融资业务，坦白地说，现阶段我们的所有资金投放业务基本还是基于政府对国企、城投的隐性信用背书，如果国企、城投的业务完全市场化，至少在整体企业效率和盈利能力上很难比得过民营企业。
回到中国及中国企业的出路问题上，可能很多人认为出海就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我们在《进入生死考验期》一文中所说，特朗普在美东时间11月25日提出的“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关税，并将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针对的就是中国。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为了避开高额的关税、反倾销税等税费，很多中国企业都将产能转移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等国家投资设厂也成为了近几年中资企业最热门的出海选择，但如果美国后续对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则中国商品通过墨西哥等中转站进入美国市场的模式将彻底划上句号。
更准确地说，中国企业出海的红利窗口和确定性空间都已在加速收缩。11月份以来，美国对23家床垫企业发起了调查，主要针对的是通过韩国、日本等国家转运以规避反倾销税的中国企业。
从上述情况来推断，在中美脱钩断链和贸易战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到底还有多少红利空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我们最近也发现，很多出海的企业因为中美贸易战升级，或者因为生产成本和供应链质量的问题最终选择了迁回国内。
为何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以及中国企业的出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以数据为例，美国去年消费市场规模18.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消费规模比例大概为30%；中国是6.9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两边差了将近2.7倍。美国虽然人口只有中国的1/4，但是人均收入高了6.5倍，再加上美国的文化就是享乐和消费，每一届政府也都搞货币宽松大撒钱，因此美国的消费能力让全世界的企业都想把商品卖到美国去。
如果中美的博弈升级阻断了中国及中国企业当前的出海崛起之路，那中国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更加彻底的体制改革，大家静待时间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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