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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漂来全晋会馆
苏州城西北七里山塘的半塘桥畔，曾经有过一个“全晋会馆”，那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旧址：三间老屋夹一条狭长而潮湿的备弄，老屋走步并不宽敞，客厅不大却黑咕隆冬的，窄小的黑漆门和低矮的窗户，老屋后边的园子里长满杂草，总给人一种局促感和压迫感。那时，坐着马车或快船前来全晋会馆聚会的晋商并不多。
有个叫李福的山西太谷人是开钱庄和茶庄的，早年来苏州经商，从小本生意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就想着在平江路的中张家巷买下一处荒废的院子，等有机会就集资重建一个商务会馆。造一个像模像样的商务会馆，是这位晋中老乡的心愿。因为会馆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凝聚，是客商往来的温馨驿站，也是洽谈生意的最佳平台。
说也奇了，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山塘街上的全晋会馆忽然毁于太平军攻城的兵火，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两夜，火光映红半边天空，成片的老屋墙倒屋坍变成一堆焦土。李福在瓦砾堆上转了转，好像并不心疼，因为他早有预谋把全晋会馆搬到城东去。有的晋商打起了退堂鼓，说会馆烧了也便烧了，不要再盖了。
李福说不，理由十分充足：一、我在城东早已买下一个院子和邻近的一块地皮，足可营造新馆；二、那里临近相门码头，北上可走娄江水路入长江水道，南下可走运河去杭州或溯水北上山东、河北；三、那里地势空旷，可盖码头仓库。地皮是现成的，当地人开价很低，我们经营茶叶、棉布、丝绸等都有囤货的地方；四、那里是古城苏州的核心区，江南诸郡往来密切，钱庄经营便利，其他生意也容易铺开。
李福的想法说服了所有在苏经商的山西同乡，都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眼光，不输老前辈席铭席大哥。明清时的山西商人不仅头脑活泛，而且极具进取精神，如山西平阳府的商人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晋商纪事》）
南下经商，席铭终成一代大贾。清代文人纪晓岚盛赞：“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老婆也不娶。晋商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五个多世纪，足迹遍及江南诸州。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业务。晋商的命运始终与票号相关联。当时新建全晋会馆的资金，大多来自票号的商人。日升昌票号是我国第一家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创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总号设在山西平遥，在全国各大城市、商埠开设分号47处，有“汇通天下”之称。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人。”在苏州从事茶叶、生丝、绸缎、票号生意的山西人就有582人。大量的山西商人来苏后，不仅遇到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交流困难、餐饮住宿等实际问题，而且商业竞争日益加剧也促使晋商们要抱团生存，同乡会馆就是一种极佳的联络方式。
李福迁建会馆于城东的想法得到晋商中的大户，如日升昌票号东家的鼎力支持，由票号牵头邀集在江南经商的60多位有头有脸的同乡在苏州聚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后集资六千两官银用以营建新的全晋会馆。
李福是财务核算和土木工程的具体承办人，人称“李大管家”。光绪五年（1879年）春上，会馆开始动工，夯下了第一块基石。这块奠基石颇有讲究，是日升昌票号的东家特地雇人从西山岛上采买来的太湖石。《明一统志》记载：“苏州府洞庭山在府城西一百三十里太湖中，出太湖石。以水中为贵。形嵌空，性湿润，扣之铿然。在山上者枯而不润。”此石足有两千斤，天青色的石面被水冲激得光滑无比，上面则请当地石匠凿下了一个大大的篆字“晋”，由十二人抬来埋于地基下。
奠基石埋下后，晋商们这才放宽心了，结伴坐马车或二抬布轿去松鹤楼聚餐。几杯酒下肚，三三两两猜拳喝令，有人还哼起了山西梆子（晋剧）以解乡愁。你摇头晃脑吼几声，满楼回响，“打开玉笼飞彩凤，扭断金锁走蛟龙”（《义仆忠魂》）；我故意扭扭捏捏唱一段《杀惜》，牵肠挂肚，“惜娇我心中只有张三盼，看见那黑宋江就讨嫌，怎奈是母亲苦苦相劝，无奈何我假意上前把礼见。”
唱者拿腔拿调，众人击掌叫好，端起酒盅，满饮一杯。
那天的夜宴可以说是全晋会馆隆重的奠基礼。
新建的会馆傍着中张家河，河道东连护城河，沿城墙南下数里便是大运河。这条河是晋商的生命线，南来北往的货物都从运河上走。所以，数月后的一天夜里，李福备好香烛、荷花灯、全只猪头、十条鱼以及满满一缸山西汾酒，嘱人搬到河边，按乡俗祭拜河神。
山西人祭拜的河神是黄河之神伏羲，今天则是运河之神，祭文大同小异：
河神在上，天降吉祥。财源广开，聚商所望。
政通人和，百姓安康。敬拜河神，祈福家乡。
盛世姑苏，赐福绵长。河神降恩，会馆兴旺。
拜于尊前，至诚至上。大典礼毕，伏惟尚飨！
会馆要从运河上漂来，从香山匠人中挑选过来的土木师傅设计要建一座楠木厅，还有戏台、包厢，用料既有大料，也有小料，都要从运河上船载或放排过来。苏南运河段放排自清雍正二年起就属于“漕帮”专营，他们有大型海船（苏州人称为“强盗船”），也有中小型木船；有熟练的放排工，也有长得五大三粗的督运保镖。会馆的木料包给“漕帮”运输，运价虽然不低，但买个一路放心。毕竟是众人筹款，备料阶段不能有丝毫差错。所以，打听到木排一进运河，李福早就派专人等候在富春江边，临行前托人去长洲府开了一张通关文牒揣在身上，登上木排一路督运回苏州。事实证明，幸亏有这张官府通关文牒，不然木排就被湖州府扣押了。
放排是个辛苦活。木排上搭一个窝棚，人就像狗一样猫在窝棚里，吃的是干粮，睡的是柴铺，逢到上水河段还要上岸拉纤。放排一趟下来，木排上的七八个小伙子个个累得像猢狲，弓背曲腰，满脸晒得乌黑。
木排从富春江折入运河后，水势明显平缓了许多，而且是顺风顺水，小伙子们都坐在木排上看野景、扯闲篇。会馆来人则坐在木排上搭建的毛竹窝棚里，心思笃定地抽起旱烟来。因为运河放排，不出五天就可以到达苏州相门码头了。
木排经过湖州卡口时，被湖州府派来的关兵船只拦下了，厉声喝道：“停下！停下！”
两个关兵跳上木排，实施例行检查。自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赶赴广东虎门销毁鸦片后，朝廷严令各关卡盘查禁品鸦片。这一查，还真在木排上查出了猫腻，原来有人从安徽夹带了一小包烟土，声称是给亲戚带的，就藏在窝棚的米缸里。
关兵立刻扣下全部木排，拴在河边，一行人被带往湖州府衙。
会馆的督运人叫苦不迭，这时只能出面苦苦哀求湖州府放行，说明这批木料是用于建造全晋会馆的，这里有长洲府的通关文牒为证。
湖州府验过通关文牒，看看烟土的数量很少，就罚了20两银子，最后给木排松缆了。
吃了这一次惊吓，小伙子们都跳上岸去奋力拉纤，想着能早一天赶到家里。
运河浩荡北去，木排顺水而下。就这样，提前半天到达相门城墙下。
木料、砖瓦料备齐了，会馆的土木工程就开工了。其间是停停建建、断断续续，到清末民初终于全部建成。全馆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坐北朝南，可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依次为头门、戏楼、正厅，是迎宾、祭祀、演戏、酬神的场所。
头门为单檐歇山式造型，门厅格局宏伟轩畅，是清代典型雕饰砖木结构建筑。面阔3间，进深5界，门厅两侧有东西吹鼓亭，相对耸立。每间设将军门一座，明间有2扇黑漆门扉绘有工笔重彩门神，置抱鼓石一对。脊柱前有海棠轩，后有鹤颈轩，梁轩饰戏文浮雕。头门左右为水磨青砖贴面八字墙，壁面各饰砖雕团龙环绕枝丫纹。墙下承青石须弥座，雕以“鹿鹤同春”“狮子滚绣球”等图案。门前的弧形隔河照墙，嵌入砖刻“乾坤正气”四个大字。
戏楼为两层结构，底层为仪门及两廊，楼层由北伸出的戏台，三面临空，周围绕以雕栏，后台和左右各有5间厢楼，戏台为歇山筒瓦顶，飞檐双戗，额枋雕饰戏文、龙凤，正面悬垂木雕花篮、狮子各一对。戏台阔7.06米，深6.56米，高3米，通高约11.5米，金壁辉煌，绚丽多彩。戏台檐下有戏曲人物木雕，额书“普天同庆”，檐柱上有奇联一副“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道出了戏台上下与人生隐显的妙谛。由于采用木雕构件榫卯组成旋转放射纹饰，由324只黑蝙蝠、306朵金云头圆雕，相依相绕成18条长龙，向上盘旋汇聚到藻井顶端铜镜片上，将声音聚拢后再通过旁边千块凹凸不平、排列有序的底板组成的藻井壁把声音折射出来，所以具有聚音和扩音的效果，还有“天圆地方、静中蕴动、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寓意，是江南现存古戏台中最为精美的一座。
会馆的东路有四进，面阔都是3间，依次为门屋、厅堂、前后楼，楼房之间以厢房贯通。西路则有门屋、桂花厅和楠木厅组成，两厅之间为庭园，点缀湖石、曲沼、花木。厅后别有一区，建有带两厢的楼房、书房、客房。
会馆成功体现了清代建筑的精华，是一处完整而典型的清式建筑群，且具有山西建筑特色。东西两路是晋商议事、寄宿、存货及管理用房。
墙檐抛枋上的四幅戏文砖雕别具特色：在《白娘子昆仑盗仙草》《崔莺莺月下焚夜香》两折戏中寓含的是一个“情”字；在《唐玄奘西天取佛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两折戏中寓含的是一个“义”。情和义，正是会馆聚客的宗旨，也是晋商所竭力推崇的价值观。
据说全晋会馆落成后，晋商特地从山西运来几十缸老陈醋，满满地灌在瓦缸里置于大门两侧，任由街坊邻居随便舀走，缸空后的第二天又会灌满。开业的半个多月里，这条街上飘散着浓浓的山西陈醋香。
会馆每遇皇帝诞辰、国家大庆、关公诞辰及忌日，都要举行隆重庆典或祭祀仪式，鸣钟击鼓，乡音绕梁，场面十分热闹。每当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时，也要举行庆典活动，包了戏班子来会馆唱戏。如果夜深人静时，你若站在会馆西侧的游廊楼上，凝神打量眼前的大戏台，偶尔还会在“吱吱嘎嘎”的地板声中听到“伊伊呀呀”吊嗓子的声音。那是过去的回声还是今人的幻想？总之，在会馆落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门前喧闹车马稠，来来往往的晋商能把会馆挤得满满当当的。
关键在于从会馆前的河道向东出去是护城河，南下直通大运河，会馆的东家沿河边盖起了几所大仓库。晋商的货船，特别是从娄江、吴淞江、浏河港过来的货船，都可以在这里卸货、装货、存货。忙完后就到会馆喝汾酒、听晋戏、睡上一个囫囵觉。这样自在的日子，对于同乡人来说，会馆简直就是真正的“家”了。
会馆的后台是日升昌票号，其时气焰日盛。它是我国第一家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总号设在山西平遥西大街上，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号。苏州分号依托会馆的凝聚力，更是不可一世。手里有了钱，胆子就壮大了，也不把地方官员放在眼里，甚至在会馆聚会时敢对朝廷指令说三道四。
有一年，黄梅天连阴雨，雨势迅急，酿成水灾。街区里的小河涨上来了，沿河人家低洼的天井里都淹了水。会馆设在相门码头边的仓库里也进了水，堆放的绸缎、茶叶快要遭殃了。这时，会馆当家立马出钱从相门外招来几十个民工。一拨人负责清理仓库，扛上货物，淌水扛到会馆里，堆放在楼上；一拨人则垫土加高中张家巷河的驳岸。忙了半个多月，水势终于退去，会馆没有遭受一点损失。本来这是好事，偏偏会馆当家这张嘴太傲，放出风来，说地方官府赈灾不力，看我们会馆平安无事，垫高枕头睡大觉。地方官府闻言，记恨在心，只待秋后算账。
1828年春末，苏州城里的物价突然上涨，难以抑制。官员们慌忙去找原因，竟找到物价飞涨与日升昌票号“金融抽血”密不可分，旧恨新仇一起算。当时江苏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澍向皇帝解释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藉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金流通，市面上银根吃紧，苏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数百万两官银。此种局面是由于到苏州办货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间已经习惯用金融票据往来代替现金交易。这些北方商户转来转去的银两汇票均为日升昌票号所为。钱庄不服地方官辖，为所欲为，为害非浅，它对地方经济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朝廷闻言，遂下令查处在苏州的私人票号，重点是日升昌。府衙遣兵连夜查封会馆，日升昌分号的东家正好在会馆里歇息，被兵士带走了。这是会馆受到的第一次冲击。所幸官府也说不出更多的犯罪缘由，只能吓唬几句，罚没百两银子了事，随后就把关押的东家放了。
会馆受到第二次冲击已经是80多年后的辛亥革命了。苏州是和平光复，不费一刀一枪，城头变幻大王旗，满清江苏巡抚程德全摇身一变改称都督，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江苏都督府，还嘱下人用竹竿挑落几片抚衙大堂的檐瓦，就算表示革命了。
这一场革命虽然静悄悄进行，但是全晋会馆并不太平。都督府好像是瞅准目标了，特地派人把光复后的六字《安民告示》贴到会馆大门上：
照得民军起义，同胞万众一心，所至秋毫无犯，莫不踊跃欢迎。
各省各城恢复，从未妨碍安宁，苏省通都大邑，东吴素著文名。
深虑大兵云集，居民不免震惊。今特恳切宣告，但令各界输诚。
愿我亲爱同胞，仍各安分营生，外人相处以礼，一团和气不侵。
旗满视同一体，抗拒反致死刑。共和政体成立，大家共享太平。
不出半月，会馆却不太平了。督军府遣军警数十人来查抄会馆，理由是有人举报会馆私藏枪支，旧债新账一块儿算。其实，那时外出经商的商人，如票号钱庄，都会雇上一二个保镖防身，保镖们都备有枪支。都督府借此理由来查抄，目的是“敲竹杠”（苏州方言，敲诈勒索的意思）。最后，居然在会馆厅堂的抽屉隔层里真的抄出了一枝生锈的英国造“洋枪”。（事后才知道是出了家贼，他与东家有仇，去督府报案后，根据人家的计谋，隔夜故意把枪支塞进去的。）会馆当家人是李福的亲戚，李福因年老体衰已经告老还乡了。会馆立刻被督军府贴上十字交叉的封条，东家被抓走关了三天，最后被罚掉500两银子才了结。
经过这一番折腾，会馆的人气逐渐冷了，前来看戏休闲、洽谈生意的晋商也少了很多。戏台有一阵不闻锣鼓响，廊柱上都结满了蛛网。大门开开关关，门前冷落车马稀，早已失去昔日的喧闹。到了20世纪中叶，会馆因疏于管理，加上木结构建筑被白蚁蛀蚀，屋梁倾斜，墙皮脱落，园子里的杂草长得没膝高。很长一段时间，就留下二三个老人守住这几间破屋子。
到新中国成立时，会馆已经是一座被遗弃的破落宅院，戏台前长满荒草，廊柱摇摇欲坠，黄鼠狼在草丛里蹿来蹿去，一点没有人气。捱到1958年，会馆先后被用作化工塑料厂、眼镜厂、光学仪器厂、照相机厂的车间，一度还险些被拆除重建车间。后来迁厂办学，办过几年后就关门大吉了。东路及西北隅则由房管所接收后散为民居。
1976年1月，会馆大殿突遭一场大火被烧毁，庭柱烧成了焦炭，致使戏台濒临倒塌。
1982年，苏州市政府拨款120万元对会馆进行全面体检和整修。
1984年6月，会馆内所有使用单位全部迁出，腾笼换鸟，对会馆中路、西路建筑进行全面大修，移建正殿，重建庭园，使会馆原貌基本恢复。
1986年10月，会馆作为苏州戏曲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辟有昆剧、评弹、苏剧、民族器乐等专题陈列，还有古戏台和清式茶园书场两处复原式陈列兼演出场所。
2003年11月，中国昆曲博物馆在全晋会馆挂牌成立。
2006年5月，全晋会馆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碑就竖在门口，如驱邪恶保平安的门神挺身站立。
门神无言，建筑还在说话。我们能听懂这一园一台、一亭一楼、一砖一瓦在说些什么？
著有《文化苦旅》文化学者余秋雨数度徘徊在会馆的戏台下，仔细揣摩砖雕图案的美意，品味厅堂里的楹联的含意，他可能听懂了建筑语言，所以在《抱愧山西》中这样回应：
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后改称“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所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作家的眼光是犀利的，看到的不只是表象，而是潜藏在戏台背后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敢于走出大山怀抱的山西而与富甲江南的苏州叫板。
同济大学的研究生贾蓉的老家是山西太谷，属晋东南富裕地区，但走出娘子关后，家乡与江南比较起来总还欠缺一点什么。她在学校里很少跟人说起自己的老家在山西，真有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味道。一个周末，她携同学来苏州游玩，走进了全晋会馆，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她惊讶不已：“哇噻，原来我们山西的老祖宗这么能干，能在苏州的核心区域里盖成这样高雅的会馆啊！”
回去后，她在网上留言道：“面对全晋会馆的大戏台，我简直有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木雕、砖雕是那样精妙绝伦，廊柱、檐条是那样的精心雕凿，戏台、客厅是那样的精致华美，我敢说我们山西人的祖先绝对是经济‘超人’。我没有理由自怨自艾。记住了全晋会馆，以后再有人问我，‘姐姐是哪里人？’我要自豪地告诉她：‘我是山西人。’”
一个会馆居然让一代大学生产生如此强烈的家乡认同感和自豪感，谁还敢说这样的文化效益是可以忽略的呢？全晋会馆是山西人到苏州经商而创建另类城市责任的标本。同样，修缮后的全晋会馆是苏州人对晋商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