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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兵团文艺宣传队
1976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2008年11月成为退休大军中的一员。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埋头于工作与学术，对文艺节目，除有观摩、欣赏外，自身几乎与此绝缘。如今退了，却反而参加了院里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活动。当我作为时装队员走台和舞蹈队员起舞时，不知不觉，思绪会回到遥远兵团文艺宣传队的往事中。这段生活，是我们青春存在的见证，也是我别样的人生体验。
我毕业于江苏苏州高级中学。1969年3月28日下放苏北黄海农场（后改建为江苏
生产建设兵团）新荡七队，即二师八团一营四连。新荡七队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文艺宣传队好，二、地里没草。这个宣传队，由南京、宿迁知青组建，基本成员是先我们入场的老知青和9位才十来岁，基本属文盲的当地职工（农工）女儿。当时他们正排演大型节目（我擅称其为）音乐造型剧《收租院》。可见，那里的文艺宣传队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闻名遐尔。我们一到，5位男同学、2位女同学便很快被吸收加入，并融进了《收租院》的演出。之后，我们又排演了许多小节目，都是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当时的革命理念、农场的新鲜事物、好人好事为主。再以后几位老知青由于成家等原因相继离开宣传队，我们新知青被推到第一线，我担当起了队长一职。
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排演革命样板戏的高潮，因而，排演样板戏也成为我们兵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宣传队向来以歌舞善长，于是团领导分配我们队排演舞剧《白毛女》。一个以演小节目为主的乌兰牧骑式宣传队，竟被要求排演一出大型舞剧，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可是在那个年代，谁也不觉惊愕。由于《白毛女》故事颇具传奇性色彩，又有爱情元素，及其美妙动人的音乐与舞蹈，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全队都很欣喜。因为我们都深深热爱这个剧目。
要演出这么个大剧，我们可以说一无所有，因此必须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只要听说师部放映电影《白毛女》，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我们全队来回步行二三十公里路前去观看，一场不落。电影《白毛女》始终是我们排演的范本。盛夏之中，团里决定出资派我们赴故乡苏州学习。一到苏州，我们先向苏州市七中《白毛女》剧组学习。他们虽也是业余团队，但已经大体学到了该剧真味。联系不到正规剧团，我们就先迈了这一步。不久，通过熟人，终于联系到了当时已改名为红色文工团的苏州歌舞团，允许我们进入排练场观摩。他们上午7点排，我们7点到场；他们夜里10点以后排，我们跟着熬一个通宵。根据音乐，记下每个节拍的动作、舞台布局，甚至台景，然后回家揣摩、模仿、练习。苏州红色文工团为我们的精神所感动，赠送了全套曲谱，这真是解决了大问题，因为全套曲子靠记忆是搬不上舞台的。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我们带着学到的技艺返回了兵团里。
刚过了20岁的我们，不知怎么，都感到演剧中的喜儿、白毛女、大春等已经显得过于老成了，决定挑选初中生来承担主角。于是在全团范围内开始物色人选。信息均由团部宣传股提供，我们只是对入选对象大致看一下形象、动作，至多提出一点看法，录用与否，由领导定。我们从宣传队外部挑选到了喜儿、白毛女、大春和杨白劳、女声独唱等大部分主要演员。只有乐队，除后来增添的一名唢呐手为连云港知青外，青一色的是我们学校的知青。9位老职工子女和一些男知青扮演群众演员。
剧组进入了排练阶段。与此同时，团里再次派我回苏。这次的任务是解决布景及服装、头饰等问题。我向父亲的单位借了一台变压器，准备用于幻灯，以期较好的舞台效果。又到曾经进驻过学校的工宣队所在东吴丝织厂，讨要到了一些废弃的原色丝线，以作白毛女头发。再到苏州戏剧服装厂要了做头套的底板，并到车间学习了头套制作方法。完成了这些事后，我带着沉重的变压器回到了兵团。此时舞剧已经排出大半。道具与布景也基本制作成功了。角色除黄母外基本就位。
没有黄母，舞剧无法进展。当时只有我尚无角色安排，于是，营长提议由我扮演。遵命试过，但实在是太不适合。事实是，扮演黄世仁的大萧个头高大，我再演黄母，比喜儿、白毛女又高出半头，反面角色在台上占优势，不符合当时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后来我提议由同学小华来出演该角，因为演这个角色，虽戏份不多，但颇要些灵气。小华不负众望，把黄母演绎得惟妙惟肖。记得在一次化装中，她要求在脸上画了一颗大大的黑痣。这一黑痣，丑化了自己，却强化了角色外表仁慈、内心阴毒的性格。夏去秋来，经百般努力，一出别有风韵的山寨版舞剧《白毛女》终于浮出水面!
在排练过程中，舞蹈编排贴切、舞姿优美，剧目就成功了一半。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各色音调从提琴等乐手的指尖流泻出来，使音乐与舞蹈天衣无缝地结合。
剧中的服装道具，团里只为喜儿特制了一套红绿衣裤，为白毛女、灰毛女各做了一套白与灰的特殊装束，其余都是向同学所借便装。女群众演员穿着，都是普通棉袄罩衣加以卡腰处理后形成的“剧装”。黄母佛珠及其他道具，无一不是队员们自己动手制成。整个舞台朴实无华，却也色彩斑斓。
排练生活是十分辛苦的。每每深夜归来，疲惫不堪，可等待我们的还有第二天的早工；偌大剧目，要有“倒踢紫金冠”等高难动作，于是我们多了练功这一节；要排练、演出，还要“拼工分”，致使睡眠严重不足。
何年何月我们的《白毛女》首演，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在八团某次重要会议的闭幕式上。我们总共演过多少场，也没有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本团和临近农场、公社和部队，我们都演遍了，而且有的地方还不止演过一遍。起先，少年不识愁滋味，喜儿等角色舞臂投足总有一点机械。领唱者，自小就是苏州“少年之家”的独唱苗子，她在剧中的演唱，有人评价堪比朱逢博。而在初演《白》剧之中，我们听到的，却有一种“音泠泠而盈耳”之感。也就是说，起先，我们的演员在感情上不够饱满。经过一场场演出实践，舞者与唱者都有了新的感悟。当唱到“刹时间天昏地又暗”，舞者和歌者同时迸发出强烈的悲愤；“穆仁智”弹性土足的出场高跳，表现出仆从对主子的殷勤巴结，鞍前马后；深山中大春和白毛女的双舞，愈发深情，亦苍劲铿锵。而二胡的如泣如诉、不绝如缕，提琴的婉转动听、悠扬绕耳，笛子的余音袅袅、韵味醰醰……
《白》剧在那个年代，在兵团战士中，摄人心魄，尤其是知青，那文化艺术干渴已久的心田得到了滋润。每次演出，台下都是人头攒动，深受欢迎。由于成功演出《白毛女》，我们宣传队被评为全兵团先进集体，我代表全队作了大会发言。
作者：许敏，苏高中68届高中生，1969年3月下乡至黄海农场；1973年回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
本文原载《苏州知青文化》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