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很少在德国媒体上看到知名咨询公司如德勤德国分公司首席经济分析师就以下问题的署名文章。
他表示，上一轮持续二十多年，并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即将结束，而大家目前所谈论的去全球化实际上是重塑新一轮全球化的开端。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直接就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给出判断。然而按照他的逻辑，中国（具有相关潜力）也能成为新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
区别在于，今后的受益形式跟过往的很不同。正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新的受益点在哪，因此感到很不确定（德国人的存款在增加，消费在下降。德国数十万中小型企业有能力作投资，但就是不出手，因为前景不明朗，投资环境没有获得改善），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德国和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这是公开的秘密。在面对新一轮全球化之前，德国和中国都面临不同程度与形式的挑战。
说到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很形象地用超级充电宝来形容，尤其是针对德国而言。
很多国家都用这个超级充电宝来充电，因为性价比很高。现在，很多人觉得不能过度依赖一个超级充电宝，万一它本身缺电或不提供电了怎么办？应该从单一的超级充电宝转向多个充电宝充电。这样更有保障，电不会断。但同时也不需要放弃使用过往的超级充电宝，因为它所能够提供的部分电力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毕竟基础还在。
今后，东南亚周边会出现多个不同电力的充电宝。他们会拿走部分原属于超级充电宝的市场，但整体而言，充电宝蛋糕市场会变得更大。让周边小充电宝逐渐变大，变得更富裕，最终也对超级充电宝有利，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向超级充电宝购买更过高端服务。
按照这个思路——目前有往这个趋势发展的苗头——超级充电宝今后是否会成为那些当下正在成长中的小型充电宝的充电宝？因为那些小型充电宝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无法完全满足大客户的所有需求，还得需要超级充电宝的协助。
今天还看到一位德国经济学者写到，东南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成为第二个中国（如果有谁对此也感兴趣，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这篇署名文章）。
总之，凡事都要客观冷静看待。
Alexander Börsch，博士是德勤德国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门主管
近年来，管理者、投资者和分析师不得不学习一些新词汇：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脱钩（decoupling）或去风险化（derisking）在此之前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意义。
然而，它们表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并使全球化面临压力。
但是，唱衰全球化显然为时过早。供应链和商业地点的多样化会带来令人惊讶的后果。它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全球化阶段，整合新的市场和国家。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主要由三个因素驱动：
首先，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促进了跨境生产流程。
其次，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新销售市场并成为有吸引力的生产地。
第三，数字技术的普及极大地加速了全球一体化的生产流程，而且以数字服务的形式已成为近年来世界贸易最重要的驱动力。
至少全球化的一大支柱——数字贸易——仍然完好无损。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数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货物贸易，而且不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
尽管我们每天都消费大量进口数字服务——无论是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购物还是搜索——全球化的这一部分往往仍然低于人们的认知门槛。
然而由于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日益增多的集团形成，全球化其他两大支柱面临着强大压力。
企业正在质疑其全球供应链和商业地点的弹性，政客们正在质疑企业供应链的经济安全和潜在的进口依赖。
对于西方企业和政界人士来说，这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无疑由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致，而美国是德国企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这种地缘政治发展的结果之一是: 持续了近三十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阶段即将结束。例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绿地投资项目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00年代的15%下降到目前的3%。
然而，企业应对新地缘政治格局压力的反应并不是像人们经常打着去全球化的旗号那样撤退到自己的所在地。
对于像德国这样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来说，情况并不乐观。相反，德国企业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为新一轮以新国家和地区为重点的全球化铺平道路。
这种重新定位反映在企业的投资重点上。
德国首席财务官最重要的中期投资目标是德国和北美，印度紧随其后。
在德勤2024年首席财务官调查（Deloitte CFO Survey 2024）中接受调查的199位德国企业首席财务官均如是说。
印度是二十国集团（G20）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由于人口结构的影响，印度仍将是全球经济非常重要的增长动力，这一事实无疑助长了人们对印度的关注。
不过，印度也受益于其作为中国生产基地替代国之一的地位。目前，约四分之一的德国首席财务官将中国作为中期优先考虑的目的地。
紧随其后的是东南亚和中南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它在企业降低风险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毕竟，德国经济对中国依赖最大的领域是原材料行业，例如稀土和锂。
在这方面，南美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替代选择。最近被取消的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定的成功缔结可能会强化这一趋势，并将成为迈向多元化的重要一步。非洲是另一个原材料供应地。
学术界将供应链向新地点和新供应来源的调整称为 “大重新分配”（Great reallocation）。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供应链和供应商的重组涉及巨额投资、新生态系统的开发和新的竞争条件。
这一进程正在进行，并反映在投资计划中。
它表明企业已经意识到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并在其企业战略中越来越多地强调抗风险能力。
这一趋势为全球化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压力启动了一个可能导致重新全球化而不是去全球化的过程，因为以前被忽视的商业地点和市场正在成为公司和政客的焦点。（信息出处:https://www.faz.net/pro/weltwirtschaft/weltwissen/die-industrie-braucht-eine-alternative-zu-china-1997183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