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了35年的德国人伍德克（Jörg Wuttke）终于要离开他的第二故乡了。
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来到中国。从1997年开始成为巴斯夫中国首席代表。自2000年后，他连续三届担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我已记不清是在哪一年首次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我猜测是某篇关于他的采访，因为他接受采访的频率很高。
任何长期关注中德经济（关系）新闻的朋友们都会接触到他，至少听过他的名字。换言之，假如你从未听说过此人，大概率对中德关系也一无所知。
我的经验告诉我，阅读新闻，在某个阶段会很频繁接触到某些政要——这是绕不开的——但如果他们下台后，出镜率会断崖式下降，比如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和默克尔。在他们上任期间，每隔几天都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不分种类。
伍德克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虽然他不是政要，出镜率也远不如顶峰时期的施罗德或默克尔——但他似乎一直都在，从未离开。时不时会看到他的采访，或在这篇或那篇关于中国（中欧或中德经济）的报道中都会经常引用他的话。
基于此原则，我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也算是“老熟人”了。当然，是单方面的那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我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得知，他将辞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职位，并选择离开中国，但不打算退休，因为他还要养家糊口，家里有三个孩子。这是他的原话。我挺喜欢这类自我调侃。
他当时就表示，不会马上回欧洲，而是更倾向于去美国，比如加盟某家智库。假如他直接回欧洲或回德国，就意味着对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然而，这不是他想要的。离开中国到美国是他开启新的职业生涯的起点。毕竟他才60多岁，精力充沛。
在此之后我又看过不少关于他的报道，主要还是以采访为主。原以为他早就离京，而近期在德媒上又看到两篇关于他的采访才得知，他今天飞往美国，成为Dentons Global Advisors-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合伙人。
实际上，关于伍德克我也是“又爱又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之前发表关于他的采访时总会被无辜地404。
经过多年的“历练”才知道，不能什么话都要翻译成中文。毕竟，德媒赋予他“伍大嘴”的外号是有原因的。言下之意是指，他说话直来直往，不拐弯抹角，跟其他欧洲CEO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说话直接往往“不讨人喜欢”。这也意味着，在他接受西方媒体的所有采访都不可能有完整的中文版。你觉得你看过他完整版的采访，那只是你觉得而已。
这次或许是他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接受德国《商报》和《法兰克福汇报》的访谈。我认为，我也可以再“冒一次险”。当然，我只能点到即止，提供部分核心——最起码我觉得即有意思，又比较安全的内容与大家分享。
我将把这两篇采访结合在一起，并在内容上进行适当的“筛选”。
伍德克
《商报》
《法兰克福汇报》
人们对中国有两个误解: “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中国人和观点极其多样化。只有当你在这里生活，你才会注意到这一点。第二个误判是夸大中国，认为他们在碾压我们，然而很多人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和脆弱性。”
伍德克从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身上学到最多: “他是我遇到过最有才华的顾问。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中国的计划是多么长远，以及为什么一切都会以产能过剩告终。”
产能过剩的原因: “政府制定计划，谁都知道这些计划将充满资金并有需求作为后盾。每个城市、每个地区、每个省都想要得到这些补贴。国有企业有15万家。每人都希望打造当地的冠军企业并防止该地区的公司破产。这些省份的保护主义非常严重。这就是为什么总是以产能过剩告终。”
关于中国最大的挑战: “中国必须设法摆脱产能过剩的局面。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会导致与贸易伙伴的冲突。对于中国本身来说，它们的问题更大: 生产量很大，但几乎没有人能从中赚钱。化解过剩产能的唯一出路就是让企业破产。在汽车领域，中国有100多个汽车品牌和400多家工厂。有必要进行整合。”
关于中国企业家: “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能从中国学到什么，比如来自中国私营企业。我认为中国私营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令人钦佩。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公司在这里更多地进行本地化发展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总是称中国为健身房。”
关于中国行业特征: “国有企业越少，其行业发展速度越快。”
关于他小区的观察: “我小区三分之一的邻居已经走人了（虽然房子还在），要么去了日本、要么去新加坡或者去迪拜。大量亿万富翁和企业家已经离开。”
伍德克在北京的别墅，行李已经收拾完毕。（注: 很好奇，有谁知道他住北京哪个小区吗？😁）
关于房地产: “目前还没有任何行业可以完全替代房地产。”
关于台海纠纷: “不太可能发生。太多输家。”
关于德国政客: “我们的政治家（指德国政治家）都很天真。许多（德国）企业CEO也很天真，因为他们相信事情会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对德国的中国形象感到最不满意的是: “我们总认为自己过度依赖中国。然而我们大概只有在大约二十种产品有依赖关系。但整体上我们并不依赖，反而是中国更依赖我们：作为市场和合作伙伴。他们需要来自西方的技术。我们不能自我脱钩。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公平、稳健，并选择明确的措辞（“伍大嘴”的来历）。”
以上两篇采访均刊登于七月底。我没来得及编辑就去了新加坡，一个很神奇，很吸引人的城市（国家）。
回来后意外看到伍德克在脸书上分享了几张照片。
不清楚这位女士是不是他夫人，据说他夫人是一位俄罗斯人，其父亲（伍德克的岳父）曾经是俄罗斯驻华大使，接触过很多领导人。他在往期采访中经常会提到其岳父当年的某些“小新闻”。
感觉他新办公室“不咋地”，似乎有点捡漏。
个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可能是偏主观上的感觉），他的离开有着某种标志性意义，又或者是某种趋势的反应。
我不得不好奇地问: 以他在中国数十年所积累的人脉、经历和资源，完全可以像其他在华德国人那样开一家咨询公司，绝对可以赚更多钱来“养家糊口”。对于他而言，如果只是想赚钱“养家糊口”，在中国的机会肯定比在美国的智库多得多。
如果我没记错，前《南德意志报》驻华记者Henrik Bork在中国工作几年后就留在中国，并开了一家咨询公司（Asia Waypoint），帮中国企业出海。
对比之下，伍德克具备更优质的综合条件，但他为何还选择离开中国呢？我的理解是，不是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为了想赚更多钱。换言之，以他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只有在美国的智库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我估计，在他眼中，他的第一故乡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都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使他的能力与经验发挥到极致的国际性舞台。
他1982年首次来到中国，工作了几年，然后在九十年代初离开德国，再然后又在1993年重返中国。当他被问起，为什么回德国后又在短期内回到中国？据他表示，当邓小平南下后，整个中国都洋溢着蒸蒸向上，蓬勃发展的经济氛围，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中国成为了他的“第二个故乡”。
然而在2024年七月底，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了半辈子的他携带全家人前往美国，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旅程。
按理说，2024年的中国比1982年的中国好太多，居然还不能留住伍德克，实在有点惋惜。
在他上任末期，巴斯夫又在中国投资了100亿欧元（在德国有引起争议）。然而，巴斯夫于2021年宣布将其亚太总部从香港迁至新加坡，作为刚卸任的巴斯夫中国首席代表也在近期离开中国。
我不想作过度解读，而是每当看到这类新闻时——或许仅仅只是巧合——总觉得很微妙。
好了，不多说，也不感慨了。这位“老熟人”虽然已经到美国工作，今后也不再以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但我估计，我们今后大概率还会继续听到他的声音。不同的是，到时候会以Dentons Global Advisors-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合伙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
PS: 据说他目前正在写自传，已经接近尾声，我个人表示很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