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一篇关于德国近两百位首席财务官就今后三到五年投资意向的调研。东南亚并没有被单独列出来，而是把印度放在了第三位。
上一篇文章作者是德勒德国宏观经济分析师（企业界），今天这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德国学者（学术界），因此其文章内容更具学术性。
很多人就印度今后是否能替代中国的议题上普遍采取态度鲜明的主观立场。支持的会鼎力支持，反对的则压倒性反对。
似乎双方都只在乎自己所在意，所重视的观点，而对不同的观点不屑一顾。实际上，两者是可以共存的。
就正反两种观点而言，他们在不同阶段会起到不同结果，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不断变化。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提供有营养，高质量的信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至于大家如何看待，决定权在大家手里。反正我自己不排斥各种高质量的不同观点，只要符合逻辑就行。
《法兰克福汇报》
几十年来，德国和中国一直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互补型“天然”贸易伙伴：
➥ 对德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对高质量资本和消费品具有高度吸收性的出口市场，也是对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整个供应链的可靠采购市场。
➥ 对中国而言，德国是进入欧盟市场最开放的门户，也是德国在华强大制造业的技术供应商。
因此，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外贸额在贸易伙伴（包括欧盟国家）中始终排名第一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一突出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在出口方面。
波兰在2023年追平中国，成为德国第五大出口市场，美国现如今成为了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把这种发展归咎于暂时的周期性因素是不充分的，比如全球经济疲软或欧元坚挺。
两项长期发展现已将互补型贸易模式转变为替代模式。它们对德国的贸易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中国已在汽车等前核心竞争力领域的技术上赶上德国，并有可能超越德国。
➤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迫使中国和欧盟进入不同集团，因而又加剧了贸易战的风险，并促使它们减少商品贸易量。
对于作为采购市场的中国来说，寻求替代进口来源是一个政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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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进出口替代市场的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中国的南方邻国绝非偶然。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十个国家拥有超过6.7亿人口。
从长期平均值来看，它们是全球南部增长最快、最稳定的地区。
自2010年以来，东盟地区平均增长率超过4%，拥有多样化的原材料、工业产品和服务供应，并正在成为一个“亚洲 ”一体化地区，但其成员国专属控制的自由贸易区仍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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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巨大的收入差距（缅甸的收入仅为新加坡的4%）必然导致利益冲突。
最重要的是，由于东盟国家加入了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的影响力仍然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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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东盟已经成为德国强有力的替代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
个别东盟国家的民主赤字阻碍了欧盟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欧盟对贸易的可持续性要求（如《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指令》（CSDDD）和即将出台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在东盟地区也遭到抵制，因为这些要求被视为单方面强加的保护主义条件。
任何想推动东盟成为德国替代市场的人都无法回避四个现实问题:
❶ 在生产和贸易方面，中国和日本作为德国的强有力竞争对手早已进入东盟市场。东盟的德国企业在供应链中也离不开两国企业的投入。
❷ 东盟仍缺乏像中国一样的高消费收入群体。
❸ 类似1997年金融冲击的风险尚未完全避免。如果“有毒”的先决条件同时出现，那么具有区域蔓延高风险的货币危机就有可能再次发生。这包括出口价格下降，以及通过短期外币贷款为以本国货币收入的长期项目提供融资。
❹ 该地区受到自然和天气的冲击较大。此外，海平面上升也困扰着东南亚国家沿海大都市。德国公司在环保技术方面的长期市场机遇被自然灾害或天气灾害可能造成的短期收入和资源损失所抵消。
德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的需求不应成为回避一些更深远问题的理由。
考虑到德国在基础设施、能源成本、官僚主义和数字化方面的弱点，德国企业是否也面临着日本正在经历的问题：尽管海外子公司最初比国内母公司的生产力更高，但与直接出口相比，它们在面对国内竞争对手时更难保护自己的技术。
德国的出口模式还存在其他问题，例如:
➙ 利润会留在国外吗？
➙ 由于人口和收入因素，数字服务在供应方的可交易性越来越强，需求也越来越大，面对数字服务，以商品部门为重点的出口模式是否仍然具有可持续性？
➙ 全球一致认可的环保标准以及日益频繁的自然危机能否成为德国优质环保技术提供商的生命线？
➙ 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会成为德国国防工业出口模式的驱动力吗？
即使在地区供应来源和出口市场多样化方面取得短期成功，也无法抵御国内市场疲软给出口模式带来的长期风险。
如果德国企业与在数字领域领先的追赶型经济体的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并认识到欧盟市场是美国市场关闭后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对他们开放的大众市场，那么德国的出口模式就能重新焕发生机。❖
关于作者:
Rolf J. Langhammer 教授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外贸和发展经济学家，也是基尔大学的名誉教授。在2012年之前一直担任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多个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并在1997-2012年间先后担任该研究所副所长。2012年退休后，他仍然在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
信息出处: https://www.faz.net/pro/weltwirtschaft/weltwissen/die-asean-laender-koennen-china-nicht-ersetzen-110002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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