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前指和昆明军区前指分别指挥所属部队，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同时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这一仗，前后历时28天，突入越南境内50至90公里，攻占了越北边境6个省的24个主要城镇（包括高平、谅山、老街3个省会城市），给予越军沉重打击，共歼敌57000余人（不完全统计），摧毁了越军在边境地区的防御体系和军事设施。
在这场边境局部战争中，越南方面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决心从第一仗和第一线就取胜，边打、边巩固、边建设”，“不让敌人深入国土，要保卫每一寸国土，要在边境、海岛第一线打击敌人”。因此，“诱敌深入的战略是错误的”。但历史事实很清楚地证明，越方所预期的“一线决战”、“一线取胜”的目的完全是落空了，最终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究其原因，他起码有4步棋走错了。
第一、他把宝押在苏联身上，结果这个靠山没能靠得住。越南之所以地区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在中南半岛大肆侵略扩张，武装控制老挝，全面入侵柬埔寨，进犯泰国边境，在中越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和制造流血事件，完全是因为有苏联这个后台老板的支持。
1978年11月3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标志着越南彻底倒向苏联，和苏联结成了战略同盟。河内当局以此条约为护身符，以为有苏联作为靠山，中国方面必定投鼠忌器。黎笋就曾经讲过：“中国武器比我们差，军队人数多，但是在我国领土上作战，数量不会很多（我们有苏越条约。）”
可是当战争真的降临到越南头上之后，苏联除了和卫星国集团在外交上对中国大骂出口之外，只是派遣了一些舰艇到中国南海游弋，以及空运一些物资，在中苏边境没有任何实质性举动。铁的事实证明，靠苏联是靠不住的。
第二、他低估中国的决心，认为中国不会大打。在越方看来，中国刚刚结束特殊时期，国内的工作千头万绪，忙于处理各种内部事务，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中南半岛上的态势演变。因此，越方在内部文件中断定：“中国要大打是困难的”。
正是由于对我国进行还击的决心和规模完全估计不足，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越方对中越边境的局势发展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就在战争开始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16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国防与军队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主管外交的副总理阮维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黎清毅还前往金边，对刚刚成立不久的柬伪政权进行访问。
第三、他低估解放军的战斗力，对于和中国打仗信心十足。越方曾经宣扬“1个越南兵可以打30个中国兵”，认为解放军的将帅队伍快完了，剩下的人也老了，年青一代又缺少经验，面对经过几次战争考验的越军，解放军即便“以六个军南下，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可实际上，越军始终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进攻时不会梯次配备，不会集中兵力，而是一个连打完，另一个连再上的“加油战术”；防御时是单纯的消极防御，连我们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短促突击也很少见，肉搏战更是罕见。打不赢就化整为零，上山钻洞。
最开始，我军对他这一套游击战法不了解，多少吃了一些亏，后来我们及时改变了战术，你钻洞，我就掏“地老鼠”，你上山，我就清剿。在我军划片分区，逐段清剿的战法下，越军引以为傲的分散游击，也不灵了。
第四、他先是信心十足，遭到沉重打击后又惊慌失措。在战争初期，越方始终低估我军的力量，迷之自信，决定既不动用战略后备军，也不从南方撤回主力军，而是动用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的当地武装力量应战，同时补充一部分救援力量。
当我军凭借绝对优势兵力火力向其纵深发展进攻，分别占领老街（2月19日）、高平（2月24日）、柑塘（2月25日）和谅山（3月5日）等地之后，越方又惊慌失措，在我军已经宣布撤军的情况下，还要实行全国总动员，自乱阵脚。
综上所述，1979年这一仗，河内当局错误地分析形势，对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役问题，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这是他失败的根源之所在。与之相较，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正确估计敌我态势，准确判断国际动向，周密把握战役进程，其战略眼光，其非凡胆魄，令人高山仰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