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上旬，中央军委决策发起惩越军事行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昆明两个军区分别负责东西线作战，随后发布了战略展开预先号令。其时东线总指挥广州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上将，众所周知，此不多述。西线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为王必成中将，他是陈毅、粟裕麾下第三野战军的一员悍将，能征善战，带出了著名的劲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
接到军委命令后，王必成和军区第一政委安平生（兼）、刘志坚及查玉升、刘春山、张铚秀等副司令员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主持制定作战方案、进行动员及指导部队机动展开，并在云南开远开设了昆明军区前指。这一阶段，昆明军区的指挥系统是正常运转的。
到了1978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增调部队参战，延长作战时间，加大对越军的打击力度。就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临阵换将的决定，由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王必成对调职务，担任对越作战的西线云南方向总指挥。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命，在当时和后来都引发了不小的议论。当然坊间也有一些解释，如杨得志曾经入越考察过军事，对南方作战熟悉；许世友和王必成有矛盾，不同意王做搭档等。不管怎么说吧，这件事对老将王必成刺激很大，引为终身之憾。为了一圆已愿，他甚至把儿子和怀孕的儿媳都派到了前线。
杨得志是1979年1月7日到昆明军区上任的，同日即飞赴开远军区前指开展工作。此后他带着军区机关有关部门的人员前往各个攻击地点勘察地形、检查战备情况和听取部队汇报。杨得志不顾上了年纪又有病的身体，亲自爬山越岭查看地形，沿攻击路线走了一遍，以掌握前沿第一手信息。到了晚上，他们就在部队招待所或营房里简单过夜，甚至借手电筒、马灯的光亮看地图，反复思考作战方案。经过一系列实地勘察和反复研究后，杨得志主持修订完善了作战方案，上报军委和总部并获得批准。
1979年2月17日作战打响后，杨得志钉在军区前指主持大局，处理与作战相关的大小事务。在他的出色指挥下，昆明军区部队严密组织成功地强渡红河和南溪河，势如破竹向纵深推进，连夺老街、谷柳、保胜、坝洒、柑塘等越北重镇，打得西线越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然而一个多月来的紧张工作和日夜运筹指挥拖垮了杨得志本来就患病的身体，在2月25日夜里突发急性胃出血报了病危，被中央军委紧急派专机接回北京抢救。
随后，中央军委来了命令，任命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为代理司令员职务，继续指挥西线作战。这个任命在当时也是让人颇有议论的。为什么呢？那就要说说昆明军区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
除了昆明军区司令员临阵换将外，军区第一政委当时竟然有两位，一个是安平生（同时兼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另一个是刘志坚。这种组织结构现在看来是很奇怪的事情，但在当年却并不是孤例，此处也不多作解说。然后是军区副司令员，共有七位，按排序是查玉升（第一）、刘春山（第二）、徐其孝（第三）、张铚秀（第四）、罗坤山（第五）、张荣森（第六）、黄德懋（第七）。其中查玉升是排名第一的副司令员，此人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出身，先后跟着王树声、孙玉清、萧克等红军名将南征北战。后来又成为陈赓麾下部将，从八路军第129师386旅一名连长一直干到解放军第14军军长，堪称久历戎马，屡建功勋。1955年，查玉升被授予少将军衔。不论是历史资历，还是现时职务，昆明军区司令员空缺后他是最大可能的继任者。而张铚秀当时是军区第四副司令员，也是1955年少将，历史资历与查玉升相仿佛，现任职务和分工则稍逊。况且排在张铚秀前面的第二副司令员刘春山、第三副司令员徐其孝也都是建国后的少将，分别出身于三野和二野，条件相差亦不多。那么，张铚秀为何能越过前三位副司令员而晋身军区司令员之职呢？莫非是因为1975年才调入昆明军区，外来户的背景？
历史事实已经摆出来了，大家自己去求证可能会更好。
张铚秀临危受命后，与刘志坚、查玉升等人密切合作，继续有条不紊地实施各种组织指挥，进退有序，打得很漂亮，胜利结束了西线自卫反击作战。历史证明，张铚秀干得不错，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