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同学群里发生一场讨论。有同学说，美国的专家吃饱了撑的，研究得出结论，说金钱还是可以买到幸福。另有人附和：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怎么还要研究？
我忍不住插嘴。下面是发言缩要：
这些吃饱了撑的专家，包括诺奖得主。对人类的贡献也是很有意义的吧。这个事情真那么显而易见吗？日本人寿命长，但是钱少。那么，如果选择，你选择当一个每年挣5万美元的日本人活到85岁，还是每年挣8万多却活不到80岁的美国人？每个人在这方面的选择，确实破费周折吧。
另外，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有钱，还每天瞎嚷嚷自己是受害者，那么愤怒？好像全民是输家，至少接近一半觉得自己是输家。很多人均GDP少得多的国家，相对满足。这些问题，有非常具体的政治后果吧。包括选总统。选民急了，宁愿选个流氓。
现在有一个学派，叫“去增长”，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影响也越来越大，渗透到政策中。斎藤 幸平的《人新世资本论》，在日本一下子卖了五十万，马上也翻译成英文，最近国际媒体上讨论不少。他批评可持续的增长是新鸦片，主张去增长，比如日本不增长，咋了？美食，长寿，社会安宁，治安良好。关键是要改善这方面的指标。为什么要来美国那一套？美国人现在每个人都一肚子气。总之，这种话题和研究对你没用的，不等于对别人也没用。不信，你写个在日本能卖五十万的书试试？这种印数证明了对很多人还是很受用吧。
也许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年轻时国家一片空白，我们占坑，现在都躺在体制的福利上。脱离体制创业的同学，也是一个比一个牛。很多同学表示财富无所谓。当然，有了财富，就没有啥好想的了。但是，这个问题，对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很实际呀。比如报道不少，拼多多等大公司的白领，受不了了。辞职，宁愿钱少点。996对生活的屠杀，对年轻一代也很真实吧。
其实，美国人花钱，很多购买的并非物质上的舒适，是物质上的不舒适，比如神经系统的痛苦。晚上在财政压力下睡不着觉，最后一身病。比如，08年房市崩解后，很多房主才承认，当初买的大房子，自己用不了，其实就是为了和邻居比，觉得自己有地位。一听这个，我顿时觉得自己很富。当年在纽黑文，衣衫褴褛，一个月几百美元，住阁楼，但走在街上，觉得自己特精英，特有优越感，俯视众生的感觉。别人几百上千美元的衣装才能撑得起这种感觉，俺五分钱地摊上一条就牛仔裤就够了。所以，读文科，也有经济效益……
微信群里这种半调侃的讨论，也许不足为训。但这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主题。我不妨把几个月前的报道翻出来，让大家自己读一下，这种“吃饱了撑的”的研究究竟讲的是什么。
缘起是，2010年，Daniel Kahneman 和Angus Deaton联合发表一篇论文，称幸福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但到7.5万美元后，幸福感则不再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了。此论一出，引爆媒体。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两位都是顶尖经济学家，诺奖得主（Deaton是事后于2015年获得诺奖）。7.5这道线，计入通货膨胀率，大概相当于2023年的11万美元吧。这是个幸福感增加的金钱天花板。
我记得刚读到这个报告时的感觉：大道理上靠谱，细节上疑点重重。
从市场的基本供需原则看，任何东西，都应该随着供给的增加而贬值。金钱也是如此。除非需求比供给增加的还快。但是，从纯物质的角度看，人类对金钱的需求，也不可能一直维持同样的增长率。过分贪婪的人，确实欲求无度，那多半是心理需求而非物质需求吧。只是在细节上这个幸福的金钱天花板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就不接受。在美国，孩子上大学，费用已经接近10万美元了。怎么可能7.5万（现在的11万）家庭收入就能万事大吉？
果然，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Matthew Killingsworth于2023年发表研究，揭示没有这个幸福感的金钱天花板。过去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群体的数据。为了修正这一点，他研究了资产300万到790万美元的人的幸福感，发现他们的幸福感明显比仅仅挣六位数年收入的人高不少。
但是，Matthew Killingsworth对自己研究的解读留有余地。他认为，金钱绝非幸福的必要条件。对于幸福感，还有很多重要因素，钱仅仅是其中之一。另外，根据民调，三分之一年收入过了15万的美国人操心自己是否有能力满足基本需求。这个比例，比收入在4万以上、15万以下的群体还高。当然，在低收入的状态下，收入提高和幸福感增加关系最为密切。考虑到美国人的中等收入在7.5万美元上下（那个不实的“天花板”计入通货膨胀也已经到了11万了），大部分人的收入，依然在“不幸福”的水平。
Daniel Kahneman 和Angus Deaton对于Matthew Killingsworth的研究也马上作出回应，在承认其合理性的同时，他们和Matthew Killingsworth等人合作，检讨了相关研究所依据的数据，修正了过去的解读。他们指出，当初7.5万美元这道幸福的金钱天花板，其实是消除不幸的金钱天花板。他们发现，这道天花板，哪怕在Matthew Killingsworth的研究之后，依然有用。就是说，当收入在这道天花板下面时，很多不幸福的感觉，会通过收入的增加而消失。但过了这道天花板后，如果还是有某些不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消失，就不能靠收入的提高了。
我个人阅读的感受是，这两派展示了对立的观点是如何互相补充、共同增进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立面合作”（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对立面合作” ，在西方也是八十年代才开始自觉地执行的学术操作。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对立双方往往各持一端，目标似乎就是自己的胜利、对方的失败，乃至观点对立迅速演化成口水战。而 “对立面的合作” ，则是 “不忘初心” 、以增进对所研究的问题的理解为目标，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主动和对立一方合作，寻求对方增进或补充自己的认知。Matthew Killingsworth虽然在研究中否认了增进幸福的“金钱天花板”的存在，但他在解读自己的研究结果时，特别强调金钱作用的有限性，提出金钱的最大功能是增加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驾驭能力。比如孩子的教育，自己的退休，这些事情上的安全感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在通货膨胀时代，人们对自己的这种“驾驭力”越来越不自信。比如，2010年的7.5万，相当于现在的11万多。几年前，美国顶尖1%阶层的门槛，年收入还不足50万，如今则接近80万。面对这样的走势，人们哪怕有相当高的收入，也还是具有极大的不安全感。
Daniel Kahneman 和Angus Deaton所揭示的则是：金钱能解决很多生活中的焦虑。但是，很多不幸福的感觉，并无法靠金钱来解决。或如有些美国人常说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Matthew Killingsworth也特别强调，很多金钱之外的东西，对幸福感也许更重要，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两篇文章，即CBC和普林斯顿网站上对双方研究的报道。对照阅读，相信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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