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最近热播的《山花烂漫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人物原型进行创作，讲述其坚定创办华坪女高，用心血和汗水为山区教育事业谱写新篇的故事。为了创办女高，张桂梅“爆发”出极强的冲劲儿和执行力，逐一攻破难题。有人同行陪伴，有人相助，也有人出现退缩……观众“沉浸式”感受张桂梅校长一步一步咬牙向前的艰辛。
14 岁的女学生谷雨因酗酒的父亲逼她嫁人，被迫辍学，在家喂猪的她一度自暴自弃。张桂梅非常有“侠客”气势地去出手解救这位身处黑暗的女孩。张桂梅痛骂谷雨的父亲，并不顾一切将谷雨带回学校，因为她深信“接受教育”是让孩子们摆脱命运桎梏的最佳方法，这是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开篇剧情，整部剧虽然是主旋律的骨，但是每一集都让观众又哭又笑。
本篇文章内容可以用来回答英模剧的叙事特征、主旋律电视剧的叙事变化、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近几年的创新叙事、典型人物的塑造方式等等内容。
传统对英模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遵循的是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报道”路径，但如今我们正从典型时代步入一个所谓的后典型时代，人们对以往的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已疑虑重重，甚至心生反感，这就要求我们对英模人物的影像再现也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应该意识到英模人物不仅仅是典型，更是活生生的人。
因此，在新媒体视域下，单一的典型化人物形象已经不能满足当下观众的情感需求，多维立体的典型人物形象成为主旋律电视剧塑造的主要对象。《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人物形象在塑造时，采用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手法。呈现在剧中的张桂梅是个不折不扣的“麻烦人物”，鲁莽、嘴硬、急脾气，这样的书写方式与以往尽善尽美甚至千人一面的女性榜样的塑造有所不同，让女性楷模“降格”为可感可知的普通人，最终呈现出真实可信、多维立体的典型英模形象。而相比去年年末，同样改编自张桂梅真实事迹的电影《我本是高山》登录院线，却引发舆论的山呼海啸。电影创作者为了增强影片戏剧性的几处改编，如放大爱情元素、放大女学生们最初的厌学表现等，对张桂梅的塑造也只是以“强硬”、“苦哈哈”的形象呈现，违背了观众对张桂梅传记片的期待，一时间作品评论区成为舆论战场。
传统的英模作品当中，人物形象设计往往是具有典型的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以此来增强戏剧性的观赏效果、突出主人公的人物高光。新媒体时代，观众对影视作品的欣赏是多元的 ，所谓“非典型化处理”就是典型人物形象不再是完美无缺，其有着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山花烂漫时》整部剧的核心虽是张桂梅校长，但却处处展现的是群像。通过张桂梅周围的人和事，来讲述在大山里办女校的不易，进而反射出张桂梅的人物弧光。不浓墨重彩地讲张桂梅，而是着重描摹她建女高的“创业史”。让观众跟着一起，一步步把女高建起来，把女高人培养起来，把山里的女孩们送出去。
例如在剧中，谷雨、蔡桂芝是尖子生，宁华和柳细莺成绩较弱，于是她们四人组成了两对师徒关系，以先进带动后进，最终实现共同进步。谷雨和蔡桂芝争做年级第一，比拼学习，她们不服输的劲头也发挥了领头羊效应，带动了全年级同学的学习氛围，群像故事的燃点也在于1+1＞2的合力，经历过相似苦难的大山女孩们，在迈入华坪女高的那一刻，便自然团结成一个共同进退的整体，同样在《大山的女儿》中，通过多个人物的塑造和叙事线索来呈现故事 ：驻村干部、百坭村干部、百坭村村民的塑造，便于观众对黄文秀成长历程的观察和理解，从而形成一个更加丰富的故事网络。在塑造乡村人物方面，着重表现了他们的淳朴、善良和勤劳，但也有各自的缺点与局限性。剧中，无论是村干部、村民，还是黄文秀的同事，他们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点。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群像的非典型化塑造使得该剧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多样，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也符合新媒体时代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追求。
新媒体环境下，主旋律电视剧如果仅仅是自己封闭起来打造“阳春白雪”不结合相应的热点话题，则很难实现“破圈”，当下新女性题材剧目的热度持续已久，《二十不惑》《三十而已》《梦华录》等作品都是刻画女性群像的热剧，而《山花烂漫时》中女高姑娘们的难题，拨动了现实主义之弦，折射出性别歧视、教育受阻、月经贫困等社会议题。通过对偏远地区部分现象的呈现，让观众能够看到同一片蓝天下经常被忽略的群体，且剧集内容恰好切合时下社会对自立自强女性力量的定义。
这部剧之所以被观众喜欢，不仅是因为张桂梅校长的真实事迹打动人心，还是因为整部剧对人物，故事，场景等方方面面的真实还原。剧组主创前期作了大量考察、调研，查阅了众多相关文字和影像资料，深入华坪女高等地采风，重走张桂梅校长家访的路，采访与张桂梅熟悉的朋友、老师以及从女高毕业的校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剧本创作和人物塑造。土砖垒的猪圈，漏雨的房子，走不完的田埂和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的陡坡，将大山的险，辟，穷赤裸裸地呈现。
黄文秀、张桂梅等有关女性英模人物的表彰与影视转化是近两年的热点，在近年大热的电视剧主题中，“新女性”精神占据了半壁江山。在《二十不惑》《三十而已》的女性群像或《都挺好》《安家》的大女主形象中，女性的成长与独立是这一性别叙事的精神内核；在爱情婚姻剧（如《欢乐颂》《我的前半生》）或古装大女主群像剧（如《梦华录》）中，女性的“独立”是以自爱、平等为内核；在农村题材剧（如代表农村新女性的《幸福到万家》）或都市职场剧（如《女性的法则》）中，则进一步以自强、解放为内核，不断探索当代“娜拉”“出走以后”的命题。而在黄文秀、张桂梅的身上，这种女性个体的觉醒与独立不是塑造人物的核心，着眼大局、创新于时代的立意才是“新女性”精神的根本。
相较而言，女性主义的“独立性”诉求侧重的是个体精神，而《大山的女儿》与《山花烂漫时》中对女性“创新性”的表述则更指向时代洪流中的集体主义命题，这使全剧既承担起有关时代主题的讲述，也打开了“新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这两部剧的剧作避开了早期革命叙事中的“去性别化”的英雄范式，而以一种蕴含传统性别文化的空间结构和深层叙事模式来完成这一“超越性”讲述，使人物更为立体、饱满、合理——这也为当代荧屏的性别叙事打开了新的面向。
《大山的女儿》中带领乡亲脱贫的“最美第一书记”黄文秀是正面形象或积极形象，村里的懒汉与“老赖”则是相对的负面形象。创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摆脱了单一的塑造方法，从人道主义视角深刻挖掘负面形象的真实性：贫困户六叔由于酗酒生活逐渐贫困，在妻子离家出走后更加一蹶不振，但在黄文秀走访中其他老人回忆起六叔年轻时也曾经英俊潇洒、颇受欢迎，还是村里的升旗手。这些借黄文秀视角补充的信息充分展现了人文主义特点。
创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深入描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在面对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反面形象时，创作者没有简单地用“一元论”加以呈现，而是结合现实中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在黄文秀走访的过程中从真实的人文视角出发，挖掘出背后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遭遇的不幸故事，并对这些小人物遭遇的不幸给予充分的同情。这显示出现实题材电视剧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负面典型的改造作用与引领作用，在创作中凸显了现实题材电视剧弘扬真善美的永恒价值。
在选取地点进行影像创作的过程中，有时文本描述的人物活动空间无法从现实空间中进行选择获取，为了还原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需要人工搭建故事文本中的想象性空间，塑造新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新设计的景象仍是现实存在的，人物活动处在固定地理空间中。在更复杂的故事背景下，甚至需要创作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只依存于故事文本中的虚拟空间，随着数字影像、特效合成等技术的发展，现实题材电视剧在“现实+情感”等定式类型之外引入了“现实+科技”等新类型，实现了创作类型的多向延伸，助力剧情发展更为顺畅。实景以其真实附带的共同文化记忆、地域特色勾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虚景借助超现实的想象力打造极其逼真的沉浸式场景或意象，激发受众的虚拟“在场”感受，现实题材电视剧影像设计顺应时代发展，走向技术与文本融合创新的道路。
例如《大考》中，洪水来临时，在影像画面中，房屋被冲垮、高考考点被淹没、无数家具和垃圾漂浮在洪水中，剧中人物穿着雨衣在洪水中艰难前行，镜头截取冲击力强的水流片段并将人物置于水流之中，采用多视角剪辑，烘托剧中人物面临的环境之险恶，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适当运用后期技术打造沉浸式场景，为剧中人物搭建互动环境既能准确表达故事，也能给观众带来新体验。
作者/江江
排版/Mint
编辑/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