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人生有疾 | 王安林

人生有疾

王安林

　　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但有四个人。

　　有那么一阵子，我有一种走进火车车厢的恍惚。两张床已经被他们占据。这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床头布满了各种仪器，两个人一动不动，而仪器却无比活跃，屏幕上的线条跳跃着，不时地发出声响。我看到大哥紧闭双眼，与那些跳跃的线条形成紧张的对峙。旁边病床上的男人是睁着眼睛的。他的眼瞳很黑，似乎是为了与大哥保持一致，他将嘴巴闭得紧紧。

　　医生和护士都走了。最后出门的小护士将门关上，让病房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四个人，两个躺在床上的人与两个陪护的人。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大哥的手术是下午两点开始的，现在差不多七点了。这不是一般的手术。虽然是激光微创手术，一种先进的科技手段，但对手是肝癌晚期，何况大哥还患有多种疾病。帕金森病已经伴随了他十多年，限制了他一大半的生活。我扶着那把刚刚将大哥送进去的轮椅，待在手术室外面。我看到有连接在一起的四把椅子，过一个门又有三把连接在一起的椅子，然后墙体转了个弯儿又有五把连接在一起的椅子，对面同样有五把连接在一起的椅子。这些排列奇怪的椅子全坐上了人。他们都一言不发地在等待着什么。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站着的人。他们不敢随意走动，只是偶尔会悄悄轮换一下站累了的双脚，像一个被罚站的低年级学生。

　　我看了一眼那扇已经关得紧紧的门。上方有电子屏幕。但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在这上面。门是金属的，结实厚重。门打开时的声音沉重缓慢，像是一辆缓缓开动的装甲车，但又像一个迈不动腿的老人。现在它关得严严实实。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个手术室或者多少张手术台。外面等候的病人家属有十多个。我不排除一个手术病人有两个甚至三个亲属等候的可能。我看到有一个年轻女人的肩膀上长出一个苍老妇女的头——原来是一个年轻女人扶着一个年老的妇人。老妇人将自己的头无力地依靠在年轻女人的肩上，稀疏的白发垂挂在年轻女人饱满的胸脯上。尽管她们没有说话，但这种连接在一起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们等待的肯定是同一个病人。我在想象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那个等待的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手术的是一个老男人，比我大哥还老，那么他应该是老妇人的丈夫，是年轻女人的父亲。也许是一个年青点的，比我还年轻，那么可能是老妇人的儿子，是年轻女人的丈夫。但在里面手术的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女人呢。我竟然又偷偷打量了年轻女人几眼。年轻女人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出门时应该用心地化过妆。她为什么要化妆呢，是为了唤醒一个生命？我想起自己出门时连牙都没刷。

　　有声音响起来，像车站、机场或者动车上报告站名。屏幕上应该在滚动病人的姓名。门在开启，那辆装甲车在没有油的轨道上艰难地移动。但没有推车也没有移动床出来。门里面站了一个白大褂。我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提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很快地过去。他和那件白大褂隔着一道开着的门。“割下来了。”我看到白大褂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个很小的透明塑料袋，里面可以看到一点儿带着血迹的东西。那个男人想拿手去接，但被拒绝了。“你看清楚了，”出现一根手指，应该是白大褂的，“这就是从他身上割下来的。”男人低下头，几乎都要碰到那个塑料袋了。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连连地点着头，不知道是认识了那个从来不曾见过的器官，还是在为切除了器官的人祈祷。白大褂消失了。门沉重而缓慢地合上。那个男人一边往转角处走一边掏出手机。那边是长长的走廊。我想象他在手机里面向亲人们报告手术的消息。“割下来了，割下来了！”我不知道他的声音是兴奋还是害怕。他应该如何描述他所看到的那点血肉模糊的东西。

　　刚刚大哥还未进手术室时，我接到了侄女的电话。几天的陪护，她的腰椎罢工了。我想象她躺在床上艰难地拿着手机：“老爸进去了吗？”我说还没有，“如果进去了，告诉一下老妈。”她迟疑了一下，“大师们会给老爸念诵。”我领悟了侄女的意思。她说的老妈就是我的嫂子。她躺在另外一家医院的病榻上。她的盆骨裂了一条缝。她本来应该为自己念诵——那是另外一种手术，我再次从遥远的地方打量那边，我看到金色的大殿，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我听到钟声从天际传来，大师从松柏间飘过。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回来了。他有点失落。也许是电话那边对他所看到的器官的描述并不满意。我想，那塑料袋里面的东西太小了。我想象医学与生理学、解剖学之间的关系。幸好大哥进行的是一种微创手术，不需要开膛剖腹。我想象一支针管正在进入大哥的身体。这支针管会散发出无穷的热量，这类似于宇宙大爆炸，不要说癌细胞，一切都会被消灭。

　　那门打开合上，不断地重复着，但内容层出不穷。进去的不一定是躺着的病人，也会有医生有护士有各种手术用的辅材。我甚至看到有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坐在轮椅上进去，两个人都烫着菊花一样的卷发。进去时她们是有先后的，我以为自己的眼睛出现了重影。她们出来时是一起的，我才认定了事实。她们应该是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就像电视剧里面演绎的那样。我还看到一个宽而薄的男人自己走进去，他从我边上过去时，就像一块移动的铁皮，我往后退了一下。他出来时，一只手上缠着白色的绷带，一只手举着一只盐水瓶。铁皮难道真的没有亲人？

　　坐在椅子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大哥一直没有出来。侄女来了电话，嫂子来了电话。她们在电话里面问我是怎么回事。语气好像是责怪我将大哥藏在了手术室里面。我让她们放心，如果手术中出现什么问题，马上会通知家属。我看到有一个胖女人被叫到了。她被叫进了铁门。我看到她的腿都软了。现在我的腿也软了。我一直想坐到那些椅子上，但总是会被人抢先一步。后来我发现自己扶着的就是椅子，虽然是轮椅。只是我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坐在轮椅上是不道德的。

　　不断延长的时间终于击败了我内心的道德观。我将轮椅推到一个角落坐上去。我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我的身上。与此同时，我听到了大哥的名字。门打开了。移动床由那个专业的护理工推出。大哥肯定是看到我占据了他的轮椅。只是他没有挑明。当我从轮椅上起来时，他将头扭向一边并闭上了双眼。大概是为我感到羞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记起我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丑事。我没能够看到主刀医生。门慢慢地关上了。我不知道在这漫长的五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大哥在那门里面经历了什么。

　　病床里面的灯像是被锁起来的样子，光是从装在屋顶的金属栅栏里面泄漏下来的，让人觉得这光是有限的。大哥的麻药还没有过去。他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刚刚护士一下子就在上面挂了四袋软包装和两大玻璃瓶药水。我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有秩序地下来。护士走时说，这些挂完了后面还有。旁边床上的男人似乎一直睁着眼睛，我只要看到他的眼瞳，就会觉得比上面的灯光更加明亮。我看到有两根管子从他的被子下面出来通向两个透明的塑料袋，这应该是导尿管。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是两根管子。我看到一个袋子里面的液体是黄色的，而另外一个袋子里面的液体是红色的。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刚刚为他擦过脸。从他们的称呼中我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年轻人的脸完全像个孩子，但肚子凸出来，那根皮带只是象征性地系在下面，像是一只上面还带着藤蔓的西瓜。我尽量不去关注他的肚子，只是盯着他孩子气的脸庞。

　　护士刚刚来换过药水。护士走时说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你们可以睡一会儿了。我没有去打两张床的主意。靠窗的地方放着两张木沙发，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在那上面打个瞌睡。但依照我的生活习惯，现在还没到睡觉的时间。我想起昨天晚上的这个时候，我坐在书房里面，在电脑上玩那种麻将消消乐的游戏。也有一种说法是麻将对对碰，就是点击屏幕上相同的麻将，它们就会自动消除。这是一种极其简易的游戏，它是按时间来设置的，所以每一次重复并没有让你有进步的意外。我已经玩了许多年，不知道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厌倦。它唯一的益处就是不断地消失，在让相同的麻将消失的同时，让时间消失。当时，我刚好开始新的一关游戏，侄女的电话打进来了。她说自己的腰椎不行了，只能让我去陪大哥做手术。我有点兴奋。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半夜了，侄女打来电话说大哥出事了。一个女同事将两把刀插入了大哥的胸膛。那时是夏天，我穿着一双拖鞋靠在手术室外面的墙上。然而，另外一个电话似乎更加久远，我在电厂上下半夜班，大哥给我打电话。电话在传达室。大哥在电话里面告诉我二哥出事了。“自缢身亡。”大哥艰难地说出四个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坐汽车乘火车，最后出现在银川姨妈家。我的眼前出现了三张相似的麻将。现在我的身边没有电脑也就没有了游戏。时间变得犹豫不决，走走停停。我想看看周边有没有相同的人和物。我和大哥，年轻人与他的父亲。我想起在手术室外面看到的那两个一模一样的女人，她们是一对一模一样的麻将，我只能让她们消失。

　　年轻人将自己的脸也擦过了。他还刷了牙换了一件衣服，像是在家中一样装出要上床睡觉的样子。他走向那两张沙发。我看到他弯下腰，将其中的一张沙发拉出来。奇迹发生了。那张沙发竟然像只猫一样弓起了脊背。他继续拉动，猫似乎是伸了一下懒腰，然后躺平——木沙发变成了一张简易的小床。我一边发出赞叹。一边笨手笨脚地模仿。他马上过来帮助我。现在两张木沙发变成了两张简易的板床。为了感谢他的帮忙，我开始尝试与他搭讪。他似乎是真的累了，一边应付着我一边眼睛就闭上了。我看到他的父亲依然睁着眼睛。这时候的局面有点奇怪，就像两对麻将，在昏睡的是我的大哥与年轻人，而醒着的是年轻人的父亲与我。

　　天还没亮大哥就醒了。他要起来，但动不了。这是他的常态，就算没有昨天的手术，他如果要起来，也是需要人帮助的，如果要行走，需要轮椅。估计他根本就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晚上又是怎么过来的。我一直盯着他和吊针。我看到他的被子动了动。我想他是要尿了。护士说过，尿过就好了。我将床下透明的尿壶放进他的被子下面。我这样放了五次。第六次他终于尿了。天似乎是被他的尿惊醒的，而我开始松懈下来。我的眼睛慢慢地合上。

　　我不知道自己睡着了，因为没有梦。门被推开了。我听到有人进来，走进卫生间拎走了什么。又有人进来了，开始拖地，那把拖把在我的身体下面划过，让我有坐在火车上的感觉。又有人进来了，这次是护士。我看到年轻人站在护士的身边。我只看到他的手在比画着，应该是在描述病人的状态。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赶紧起来。我也要向护士描述大哥的状态。护士过来了。给大哥测体温量血压，还测了血糖。我迫切地向护士报告：“他尿了。”像告诉一个母亲孩子尿了，声音中充满愉悦。“很好！”护士点点头。我不知道她是在表扬大哥还是在表扬我。“接下去得大便了！”她的声音让我感动。我不知道这个护士是不是昨天的那个护士。她们穿着统一的护士服。我不知道她帽子里面的头发是长发还是短发。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包括年龄长相身材都不重要。她会与你长时间地观察和讨论病人的排泄物。那个年轻人拿起父亲导尿管下面的塑料袋说：“大概三百毫升。”她接过去掂量了一下说：“四百二十。”口气肯定。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她去护士站拿来了量瓶。她将尿液倒进去。年轻人叫起来：“太神奇了，一点儿也不多一点儿也不少。”

　　有一大群人进来，应该是查房的医生和护士。他们都穿着白大褂，但你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走在前面的看样子只有三十来岁，戴着一副眼镜，一只手拿着一个金属的夹子，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支笔，像是永远都在准备着往上面写点儿什么。后面身材有点魁梧的背着双手，所有人都叫他金主任，以他为中心。他边上那个小个子像是贴身助手。动手的都是小个子，他掀开被子查看伤口，问话的都是那个拿着笔的，一边问一边往上面写。周边围着的除了正式的护士，还有几个医学院的实习生。实习生也是有区别的，从他们的眼神可以判断出实习时间的长短。一群人围着大哥时，金主任意外地伸出了手，轻轻地压了压大哥的身体：“老院长，感觉还好吗？”金主任对大哥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大哥笑了。这是他从手术室出来第一次笑。我觉得比他的第一次尿更加鼓舞人心。

　　医生护士实习生都走了。门还开着，走廊上有病人在走动。他们穿着统一的病号服，大多由人搀扶着。我看到有一个葫芦形状的头探进来。我已经见过这个人，胯间挂着尿袋，总像一匹没有主人的马在四处遛弯。年轻人把门关上将葫芦头挡在了门外，他觉得有义务保持老院长的安静。大哥已经开始进食。只是他需要服用很多的药，有饭前药，饭中药，饭后药，有上午服用，有下午服用，有睡前服用。那是因为他的病太多了，每种药都针对不同的病。我扶大哥起来服药。他竟然如一个双杠运动员般支撑起自己的双臂，这是奇迹。他还伸出自己颤抖的双手来拿喝水的杯子。我对他说：“握手，放松。”我并不希望他能够拿起杯子，只是想指导他做手操，“这样有助于心脏舒张。”大哥将手伸得很直，只是手臂太细了，他按照我说话的节奏在认真地锻炼。我看到边上年轻人想将父亲的手放进被子里面，但父亲坚决地将手伸出来，他的眼睛盯着大哥，手随着大哥的节奏在握紧、放松。

　　年轻人坐到木沙发上。我也坐到木沙发上。我们都累了，而一天刚刚开始。大哥将手伸向双腿，好像我们小时做的弯腰下蹲。他想让自己的手掌握住脚掌。在够不到的情况下，他将腿弓起来，形状像一只青蛙。那边年轻人的父亲也在模仿，但他的伤口让他无法做到。我觉得这个房间变成了两个世界，大哥与年轻人的父亲是一个世界，他们像是排队站立在学校的操场上在做早操，而我与年轻人却处在黄昏的暮色中。

　　“原来你大哥以前是这里的院长？”年青人在喝一盒牛奶。

　　“那是他自己创立的医院，比这个医院大多了。”我说，“当时，金主任怕还没上医学院。”我看了一眼大哥，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大哥的医院。那里还只是一片田野，不远处有一条河流，再过去是一座漂亮的山，山上有一座道观。我还想起大哥当年坐的是日本原装的凌志车，现在满大街的雷克萨斯都是假的，当年整个城市也就这么一辆。那次卫生局长来医院检查工作，那个卫生局长我认识，会写文学评论，原来在办公室写材料。大哥用自己的凌志车去接。卫生局长竟然就喜欢上了凌志车。

　　“你大哥主治什么？”

　　“脊椎，包括颈椎腰椎。”我说，“都快二十年了，我经常看到那些人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进来，然后，没过几天，就活蹦乱跳地走出去。你不知道，大哥的医院就像是个魔法大院。”

　　“我知道。”年轻人兴奋起来，“在我工作的广州，到处都是这样的诊所。脊椎，这两个字很难认，我根本就不会写，但我家旁边的小巷里面就有。”刚刚年轻人与我说过他在广州买了好几套房子。他的老家在郊区，老家也造了五层的楼房。大哥那边发出咳嗽的声音，似乎是一种不满的表示。“不一样的，关键是他创立了自己的理论学说，”我转向大哥，似乎在征求他的意见，“是有关小关节紊乱的理论，他是从《黄帝内经》里面找到的依据。他发表了无数的论文，获得过世界大奖。他医治好的病人数不胜数。”但年轻人已经将我营造起来的氛围破坏了。他竟然与我说起了什么福建蒲田系。他说自己的家庭，父亲做小生意赚了点钱，他的大哥做的就是医疗器材生意，是那种一次性注射器，不知赚了多少钱，但最后还是被骗了。“是被他自己的老婆骗了的。”他有点生气地说，“钱全被那个女人骗走了。没有钱还好说，父亲病成这个样子，他连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有。”大哥那边又咳嗽了。

　　我想起当年大哥每天捧在手上的那本《黄帝内经》。“有诸内必其外……”他总是摇头晃脑，“手太阴……手阳明……足阳明……足太阴……”那时我太小了，一直以为黄帝是一个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仙，所有的皇帝都是黄帝的后代。后来，我认为所有的医生都是黄帝的后代。大哥手上的那本《黄帝内经》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他送给我很多装潢精美的书，那些书里面有他的论文，有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神采飞扬。大嫂告诉我，为出这些书，大哥花了许多钱。但大哥说这些钱全是他自己挣来的。确实，那个卫生局长经常向他借凌志车用。据说那个局长被判了十年徒刑。大哥后来将凌志车卖了，买了好几辆救护车。我想象大哥去省城京城开会都是乘坐救护车。他总是身体健康地从救护车上下来，走进会场，然后走上主席台发言。然而，此刻他羞愧地躺在病床上，关于那个规模庞大的医院，他恐怕是连怀念的勇气都不敢产生。

　　大哥开始进食了。

　　大哥上午吃了一个肉包子，还有半小碗小米稀饭。他一直在称赞这个已经装在肚子里的包子。尽管他的口齿不清，但我能够从他的表情上知道。护士进来给他挂针时，他正按照自己的心愿歪着脑袋缩着脖子。护士批评了他的姿态：“你这样歪着脖子不利于脊椎。”“他不是也歪着脖子。”大哥嘀咕了一句。

　　大哥指的是那个年轻人，他歪着脑袋在木沙发上打瞌睡。大哥这句话说得特别的清楚。他的口气不是在抵制护士，而是拿自己与一个健康的年轻人进行对比，从而产生一种好玩儿的语境。只是他这样有智慧的话太少了，更多的时间里他并不言语。他的脸像文言文般简短，浓缩得让人难以捉摸。现在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了解了他的底细——曾经的某家医院的院长。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年轻人的父亲对他表现出无声的仰慕。他似乎永远都不会合上的眼睛始终追随着他，从年青人口中我知道他父亲做生意的日子比下田的日子多得多。年轻人没有详细描述过父亲的生意。年轻人现在做的是房产，而从他的叙述中，多与建筑工地房产中介有关。他经常会用一只手抚摸自己的肚子：“你大哥肯定赚下不少钱。”他的眼中露出的是对金钱的一种贪婪之光，“那么大一个医院，就是卖地，也是不得了的一笔财富。”他肯定不是一个建筑工人，也不像一个小包工头。关于让人唏嘘的房产，我搞不清他处于哪一端。他一会儿说自己出手了两套房子，一会儿说谈下了一个楼盘，一会儿又说转手了一块工地：“好不容易出手了，再不出手，就是一个坟场。”

　　“老爸动过一次刀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复发。医疗费我是能够支付的，但大哥他总得露个脸。”

　　我看到大哥从被子下面露出脸。他转了转脸。他一定认为自己不是那个大哥，也许是那个父亲。那个父亲动过一次刀了，因为什么动刀呢？大哥是动过一次刀的。那个女人将刀插入他的胸部，那时他才四十多岁。女人说他骗了她。那次他差点就死了。大哥想不起自己骗过什么。年轻人的大哥反倒是被那个女人骗了个一干二净。那次大哥从手术室出来时说，《黄帝内经》说的真好，天人合一，果然是真的。他说当时他的身体升起来，轻飘飘的，有个白胡子老人在高处对他说，回去吧，你还得办一家医院。他果然就办起了医院，一个很小很小的医院，租的是一家废弃了的仓库。白胡子老人说，你得好好为人看病。他就待在那个仓库里面好好为人看病。有个香港来的老人，从三十岁开始腰椎就不行了，不要说干活儿，就是打个喷嚏，都得卧床。老人几乎看遍了香港所有的医院。然后，去北京去上海，最后才到了大哥的医院。大哥让他不仅可以痛痛快快地打喷嚏，还可以满世界地旅游观光。

　　大哥想起那些时候，病人挤满了他的小医院，他们乘飞机乘火车从全国各地过来。有一次他乘坐救护车去上海开会，司机告诉他，后面有一辆轿车一直跟随着。在快到会场时他们终于被那辆轿车追上。车上的人说是因为看到救护车上印的医院的名称才追上来的。他的医院虽然小但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地方官员都成了他的病人。那些官员认为他的医院太小了，确实是太小了，他们开来的车都没地儿停。不只是官员这么认为，老百姓们也这么认为，他们从天南海北赶来，却因为病房紧张住不上医院。官员们顺应民意，召集财政、土地、城建、卫生等有关部门开会。于是，就有了他后面那个庞大的医院。那个医院太大了，有一次我带朋友去找大哥看病，走进医院首先就是一个庞大的花园，花园两边才是停车场。花园中间有一个古人巨大的雕像，不知道是华佗还是扁鹊。走进门厅，看到市长写的一副对联。在医院里面转了老半天才找到大哥的办公室。病人还是很多，但与医院的面积比起来，那些病人就像撒在沙漠里的一把芝麻。我更喜欢大哥开始坐诊时的那个小医院。他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与病人说脉象，说沉浮虚实。我一直记得大哥偶尔会说“滑”或者说“涩”。尽管我什么也不懂，但觉得很有意思。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大哥与市长坐在会客室里面，办公室主任为市长泡好茶就退了出去。这不像是在医院，市长也不像是来看病的。只是市长的胳膊突然变得没有力量，并且一日比一日细小。市长脸上布满了忧虑。大哥说市长的颈椎错位压迫了神经血管。大哥说时脸上也布满了忧虑。医院太大了，银行的贷款一直压在他的心上。两个忧虑的人坐在一起，脸上却都带着微笑。大哥给市长加水，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手颤抖得厉害。

　　我已经记不得准确的时间，也没有完整的睡眠。我总是时刻担心着大哥。他已经能够下床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护士反复警告我，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下床，也就是说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就像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不，比婴儿更加危险。任何一个失重都可能导致生命危险。”护士说，“我们的手术让他的肝脏脱离了危险，但帕金森仍然是最危险的敌人。”护士走时都会反复检查病床两边的护栏是不是竖起来，是不是加上了保险扣。

　　我知道，我的任务比年轻人更加艰巨。刚刚护士在检查年轻人父亲的身体时将中间的布帘拉了起来，这样就隔开了我们的目光。护士在布帘那边说：“你应该刮胡子了。”在我的想象里面，这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嘱咐。我看到大哥竟然伸出手颤抖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只是白天的大哥都是很安分地躺着，他经常是闭着眼睛处于一种冥想之中。年轻人的父亲则总是将身体侧向大哥一边，就算身体是平躺的，头也歪向大哥一边，他瞪着乌黑的眼瞳一刻也不放弃对大哥的注视。我不知道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是不是进行过交流。如果有，那就是医生与病人的交流。

　　早餐，大哥对包子没有任何兴趣。他的吞咽产生了困难。在他好不容易咽下一口小米汤后，我紧接着又要他服用第二波药片。那是两粒粉红色的药片，与前面他已经服用的黄色药片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他将嘴巴闭得紧紧的。当我劝导他时，他将双眼也闭上了。他将声音压在喉咙里面但我仍然知道，他在指责我让他服用的饭前药让他对食物产生了厌恶。“所有的药物都是敌人。”他没有睁开眼，但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愤怒，“他们就是个骗子。”大哥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好像是故意不说清楚，“它们以治病的名义，破坏了我的胃，消灭了我的食欲。如果没有了对食物的欲望，还有什么意思。”我想他指的应该是西药甚至指的就是他现在服用的那些药。我说，有病吃药天经地义，你以前当院长时不也是每天与你的病人这么说，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有正虚而邪实者，有邪实而正虚者……”我看到那边年轻人的父亲以乌黑的眼瞳在声援大哥。年轻人显然站在我一边。“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在这儿就应该相信医生，他们就是权威。”年轻人觉得他是在与一个医院的院长说话，口气有所缓和，“当然，你当院长时，我们都听你的。”大哥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儿：“你把药给我。”

　　我将两片小药片放在他手心。他将药片紧紧地攥着又闭上了那条刚刚睁开的缝儿。“吃吧”，我说。我将他的手抬起来。但他却不肯松开。我发现自己不是在与大哥较劲，而是在与一只手较劲。我想我如何才能让这只手松开，让这只手主动将药片送进嘴里面。我和大哥中间隔着一只手。那只手不是大哥的，也不是我的。手是现实存在的，而我与大哥分别属于不同的时间。大哥还是如此年轻，比年轻人还年轻。他坐在一盏灯下复习。那个夏天他几乎都坐在那盏灯下，他必须得考上大学。父亲走了，母亲早就走了。所以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那盏灯在父亲生前校园里面的一间寝室里面。那间寝室在一座山的半腰。外面一片漆黑，大哥抬起头对床上的我说，去给我买碗馄饨吧。寝室到馄饨店有一大段路，这中间是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没有路灯，有的是农户养的看家狗。那条狗很凶，我对大哥说。大哥告诉我，如果它追出来，你就蹲下，它就不敢追了。那个夏天的晚上，我拿上带盖的搪瓷罐为大哥买过许多次馄饨。在路上，我会偷偷地吃上一两个，最多不能超过三个，否则大哥就会发现。但有一次我吃着吃着发现超过了一半。看着罐子里面所剩不多的馄饨，我知道已经无法交代，于是我索性将所有的馄饨都吃了。我将空空的搪瓷罐扔在了一家农舍的屋后，我还躺在路上打了个滚，让膝盖沾上点儿泥土。我甚至拿一根树枝在腿肚子上划了几道划痕。那个晚上，我狼狈地出现在大哥面前，向他叙述自己被那条狗追赶的过程。我说我蹲下了，但那条狗还向我扑过来。我抱着的罐子掉在了地上。“馄饨全撒了。”大哥应该是记不起这件事了。然而追赶我的那条狗此刻显得无比真实。

　　我猛睁开眼，发现床上的大哥不见了。

　　大概是凌晨两点。我想起护士的叮嘱，吓得连忙坐起来。年轻人睡得很香，他的父亲也睡着了，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他闭上了眼睛，那张脸没有了睁着的眼睛让人不习惯。大哥的床上只剩一条白色的被子。被子甚至都没有掀开的痕迹，床两边的护栏也没有放下，我听到卫生间里面传来轻微的响动。

　　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里面露出一道光。我过去推开卫生间的门，看到大哥站在洗漱盆前面盯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他的手上拿了一条毛巾，哆哆嗦嗦地拿着那块毛巾擦着镜子。我想，他是在给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洗脸吗？你怎么一个人起来了，说过让你有事叫我。他看到我，像是做错了事般放下毛巾。

　　我想起昨天晚上，我就是拿着这条毛巾给大哥擦洗身子。我是第一次那么全面地观察大哥的身体。我看到大哥左边胸脯上的伤口，那是有了几十年历史的伤口。我在想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将刀插进大哥的身体。现在那个地方像是一块过度种植后的土地，土壤完全硬化。毛巾擦上去像是在擦一块铁块。我偷偷地敲了敲那块铁块，听到里面发出一种回声。当年那个女人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我并不想探究大哥与那个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我想寻找那个新的伤口，大哥在手术室里面的时间长达五个小时，在这五个小时里面他究竟都经历了什么。但我不好直接问他。他一直不愿意与我说手术室里面的事情。但我怎么也找不到，我说的是那个手术后的伤口。我一直奇怪这种先进的手术是如何进行的？我听到那个金主任与大哥在探讨手术后可能的结果。他们如此坦率。他们在思考堵塞与扩散，根除与转移。大哥想起许多年前，那些痛苦的表情里面对他寄予的期望。现在这些表情不知转移到了谁的脸上。我突然发现，大哥可能就是在对着镜子寻找自己身上的伤口。他是个医生。他有权利这么做。尽管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十多年，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人的身体的思考，从大脑到肢体，从血脉到经络，从气血到细胞。不管是那个为他医院开业写对联的市长，还是给他送过黄鱼、梭子蟹的渔民。现在只要让他瞧一眼，他就知道他们身体上某个地方产生了堵塞，哪个地方又发生了疏漏。

　　我让他回到床上去。我告诉他现在是凌晨，医院的大门还没开。他盯着我说：“哪家医院的大门？”

　　大哥将自己的身体弓起来。他似乎是想避开那面镜子，回到什么地方。他自己转过身走了几步，在卫生间门口，他突然说：“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医院。”我想过去扶他。他甩开我的手，然后盯着我：“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他竟然自己走出去，爬上床，躺到白色的被子下面。

　　我不知道他是赌气还是真的不认识我了。我回到自己的小床上躺下。现在，我再也不敢闭上眼睛，我怕大哥又会爬起来。他如果真的是不认识我了，那么就是一般人认识中的老年痴呆症。一种莫名的悲伤向我袭来。我看着大哥的床。我看不到大哥，他躲在白色的被子下面。我不知道他此刻的精神世界，他说的精气神。他以前与我说过，精气是物质的，他与我说人的精、气、血、津、液，而气形成的神才是精神的，也就是意志。他一定是想回到他的医院。他会去洗脸刷牙，梳理头发。他意气风发地走进他的医院。但不是那家规模宏大的医院。那家大医院就像一个大气泡一下子就破了，银行来要贷款，大哥吓傻了，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欠下了这么大一笔钱。他开始怀念自己原来的小医院，就是那家被废弃的仓库。病人们躺在木板床上，挂葡萄糖的架子也是木头的，粗糙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注意事项、天气预报、食堂食谱。这些字还是我给写上去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这场景有点像是电影里面看到的战场临时医院。大哥坐在他那个小房间里面，外面围满了病人，他们来自山区、海岛，也有的来自平原。他们带来了山里面才有的果实，海岛才有的海鲜。有人背着麻袋，里面装着老母鸡或者是半边咸猪肉。食堂就在边上，但大哥告诫刚刚复位的病人不能食用海鲜。在食堂与病区之间有块空地，那边有上了年份的石锁与石担子，这是边上人家不要了的。有闲时，大哥就会去玩耍一下。能够走动的病人与家属会围着看并称赞大哥的力气。有人送来了锦旗，上面的字也是我给想的。他们憨厚地说不知道应该写点儿什么。大哥害羞地转过脸。

　　我已经记不起大哥是什么时候坐上轮椅的。他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已经写不了病历。他的步子越迈越小，后来就停在了原地。他问我那个市长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我没有告诉他市长的真实情况。市长在某个晚上从市政府大楼飞出去了，据说是因为患了抑郁症。大哥盯着我，似乎明知故问称隐瞒了什么。我装作自己没能听清，你问的是哪个市长，你认识好几个市长呀。大哥笑起来。他说，把他们都叫来，我们开车去饭店吃一餐。外面的天已经亮了。屋子里面还是一样的光线，这让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时间。因为我听到年轻人在叫护士，声音有些急迫。我看到护士进来，先进来一个，又进来一个，几乎所有的护士都进来了。她们在那边忙乱了一阵子。年轻人站在一边。后来，他们将年轻人的父亲抬到一张移动床上搬走了。年轻人尾随在后面。我看到大哥坐起来。他咧着嘴巴在笑。“他还没刮胡子呢。”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听到大哥的声音。“不能这样的。”护士过来批评他，就像是批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只有我知道，大哥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了。

作者简介：王安林，浙江台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主要为中短篇小说，部分为各种选刊转载，入编多种选本，出版有小说、随笔集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