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艺术家在K庄丨夜 阑

艺术家在K庄

夜 阑

　　去见阿德瑞的头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个餐厅，在一座山坡上。进入餐厅，要游过一条河，爬过一个迷宫似的管道。我从管道口吃力地钻出来，落魄得赛过一只老鼠，就差抖一抖身上的毛了。我用袖子抹掉眼前黏糊糊的东西，阿德瑞正坐在一把转椅上瞧着我。我打量了一圈儿说，嘿！还不错嘛，就是晕了点儿。

　　实际上，那天是阿德瑞请我吃饭。我打算跟他谈个项目，看能不能把荷兰当代美术馆的几件作品运回中国，放到我的家乡K庄展示。我有个预感，这些西方艺术品，一旦进入中国农村，一定会引起一片轰动。我那时因为参与上海世博会平台上的一个合作项目，结识了阿德瑞。他是个胡须茂密、眼光锐利的老人，在艺术作品的传播方面很有一套。我对阿德瑞说，我想以艺术的方式回到故乡。因为在我眼里，故乡都快变成他乡了。阿德瑞被我的热情打动了。但他说，Mr.赵，你为什么不考虑用复制品呢？这样不但风险小，还可以免去不少麻烦。你知道吗，光运输、包装、保险，就会掏空你的口袋。

　　那时，我在上海过得很穷。我母亲有一次专门打电话来，说她找人给我算了一卦。算命的说，你儿子辞掉美院工作，是他命中的一个错误。她后来又打来说，我都没脸出门见人了。我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她说，你太自私了，一心只顾着自己的梦想，从来不替我们着想。这话让我难受了好几天。后来我才听说，开旋板厂的牛红旗发了，给他爸妈换了新房，连抽水马桶都带热风烘干功能。这事刺激到了我母亲。我父亲倒是不抱怨，因为他整天忙着锯木头，编鸟笼。

　　一个雪夜，我回到了K庄。

　　从出租车上下来，我听到庄西头的狗在叫。一辆满载着木料的拖拉机从我身边开过，突突突，喷着白烟。扶手上的男人，脸上的肉抖得很凶，我没看清。就算看清，也未必认识。站在白茫茫的村口，我发觉自己像个异乡人，就像蜗居在上海都好多年了，我还是个外省青年。

　　K庄是一座很小的自然村，人口不到一千。十多年前我离开时，就很穷。现在还那样。没有工厂，找不到出路，很多家庭只能以中式木工作坊为主业。年轻人都去了北上广。

　　我甚至怀疑，有一天，K庄会不会从地图上消失呢？

　　我这次回来，想用一年的时间，和村民一起完成荷兰馆藏作品的复制。十件作品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记得当时阿德瑞问我，你为什么选中它们？我说，相比其他作品，它们更容易转换成当地艺术。我打了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你口袋里的欧元，不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掏出来就能花了。

　　早晨在镜子前刮胡子，我发现鼻毛长了出来，忘记带鼻毛剪了。母亲站在身后，从镜子里忧愁地望着我。我注意到她脸肿了。我听到她说，我几晚上没睡着。我问怎么了，她说你过完年就三十五了，你到底打算啥时候要小孩？我说你儿子现在正在做一些很积极的东西，要等这些都弄好。她盯着我，半天不说话，过后抹着眼睛出去了。

　　我听到院子里锯木头的声音。锯子的声音平实、有力，不紧不慢。等我走出去时，父亲已经不锯了，站在碎木屑堆里，正试着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板栗木板，金黄金黄的，像上等的绸缎。父亲真是个好木匠。他对着太阳干活，身体浸在光里，好像拉锯这个动作自身会发光，木板和锯子自带了能量。我递给父亲一支苏烟。他把锯子靠在木板上，接过烟，嗅了嗅，别在左耳上。他又把两块木板拼成一个角，选了一根楔子，举起锤子，对准榫槽，砰，砰，砰，像在打一口老井。村里的文六伯快不行了，父亲在赶制棺材。他要做一副称心的寿材，好送他的老伙计上路。

　　我朝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刨子的声音。

　　唰！唰！唰！

　　我去村文史办，去找一个叫宋香草的女人。宋香草是我二姐闺蜜，有一间老磨坊，废着。复制项目启动前，我想先建个图书馆。这个位置看上去不错，连着村里的主干道，村民们随时可以进来，翻翻我带来的那些艺术画报和书，孩子们也有读书、看电影的地方了。我以前给少管所做过一个“白色图书”公益项目，选了几十个孩子一道做。仝所（少管所所长）说，几个月下来，小家伙们都不好意思打群架了。

　　我在文史办的走廊里转，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来。胸部丰满，眼睛有点像《复活》里的玛丝洛娃，稍稍有点斜睨，发髻蓬松着，裹一件道袍似的粗棉大衣，色艳，不俗。胸口印着一株商陆，我在它玫红色的杆子凸起的部位逗留了两三秒，就把目光闪开了。她把钥匙交给我，没说两句，走了。第二天，我拾掇磨房，她来了。第三天，又来了。这次开着一辆皮卡，摇下车窗，大声叫我。我灰头土脸，跑出来一看，哈！一车皮的桌椅板凳，歪歪扭扭，腿都在，七八成新。空当处还塞着咖啡壶、打印机、取暖器，以及花呀草呀之类的玩意。宋香草说，要整就整个上海样儿的，光秃秃的几排书，鬼见愁啊。

　　宋香草抽烟，抽得还挺凶挺寂寞的，像一种野蛮生长的植物。挺好的，我干活儿，她抽烟，中间像放一部默片，后来被窗玻璃上挤来看热闹的娃娃们打破了。

　　宋香草丢掉手里的半截烟，把最后一口烟吐在玻璃上，说，走，姐带你去见个人。

　　宋香草车开得鲁莽，连野狗见了都怕。雪一停，天就放晴了，土路重新变得泥泞，新一轮严寒正在来临。我从副驾驶的后视镜里，瞟见一轮落日，像一只血红的蛋似的挂在一堆晚霞上，我看得不由得钉住了。宋香草见此情景，把车速减下来，靠到路边，没熄火，打开车载碟片，杨坤的一首《无所谓》。我不太喜欢这个唱歌时脚碾来碾去、跟踩烟头似的男人。她和我要烟，我递给她。我们把脑袋靠在椅背上，透过后视镜，松松吐着烟，看落日。

　　你是怎么想的？我听到她问。我没听明白，便问，什么？她说，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书来？我只有这些东西，我说。停了片刻，我觉得有必要说得更清楚一些，于是说，这些书只是一个工具，和一把锄头没什么区别，跟拿几块糖给村民吃也没什么差别。再说，有了图书馆，就有了一个类似供销社那样的地方，村民们上这儿来，烤烤火，聊聊天，还能了解一点儿西方艺术。她又问，那万一没人感兴趣呢？我想了想说，那就送人，白送总有人要吧。我说这话时，太阳正在没入暮色，眼前一刹那，灰了几度。那他们肯定会抢，她说着，一脚油门，车窗外飞起两股雪浆。

　　她带我去见的人叫倪先忧，是村里的老画师、老光棍。早些年学过画画，务过农，上公社打过井、挖过河，当过大队会计，做过老师，干过木匠，给县剧团打过灯光……听她的口气，这个倪先忧似乎一生的运气都不好，岁数大了，还要靠给人画神像谋生。宋香草指着远处几排破房子，告诉我那儿是教堂。逢周一、周三、周五，那里都是聚会啦、唱诗啦、祷告啦。但不像你们大城市里的人，村民信耶稣跟信神信鬼一个信法。比方说，谁家的牛不见了，去祷告一下基督，牛就回来了。倪先忧也因此多了许多订单生意。他给人画神像，心不黑，一幅一米见方的画，上面好多个神仙，也不过一两百块钱。

　　我们见到倪先忧时，他正伏在桌上画画，头发奓得赛过一只老猫头鹰。地上铺着几张画好的年画。我拿眼瞄了瞄，每个神仙都祥云朵朵、彩带飘飘的。我给他看了索尔·勒维特的两幅墙面绘画，大概说明来意。话到一半儿，就给他的大长脸拦截了。我和宋香草就在他屋子里，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再假装欣赏他那些画，和笼子里的八哥问个好。过了两天，我一个人去了，拎着烟酒肉。坐在他家厅堂中的毛主席像下，和他边喝边探口风。

　　我说，你一直强调你对西方的艺术没兴趣，到底是从哪个角度不喜欢？他说，那倒也不是绝对。达芬奇的画，我也喜欢。我画工笔画，爱工整、干净。他说，那梵高的、毕加索的，我见过，画得都抽象，都没个人形，那有啥味道？他说，你那两幅，这个色调挺好看，也清晰，也利朗。可从造型上说话，能说明个啥问题呢？我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西方艺术，我讲了你就了解了。他说，那也不成，我的神像订单在排队等着画呢。我说，和我合作的美术馆会付给我们画画的钱，我也会付给你钱的。他目光朝前，朝想象中的画面盘算了盘算，又说，我年纪大了，爬梯子这种事，我干不来。我说，你年纪大了，我爬到高处画，你只要画低处的就行了。后来，我又听他讲起年轻时偷煤矿制图纸画画之类的事，说着说着，他舌头大了，眼皮耷拉下来，头一啄一啄地，歪在椅背上。过了一会儿，我看他睡着了，我轻声说，咱爷俩儿明天接着喝。

　　我悄悄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我和倪先忧，一前一后，拎着颜料桶，扛着梯子，举着刷子和画笔，穿着一模一样的工作装，像牧师布道那样出发了。我们走到村口，在两座布满尘土的房屋前停下。倪先忧问，从哪里开始？我望了一下墙面，对照了一下手里的两幅小稿，大致一说，我们就开始干活儿。快到中午，陆续有村民溜达过来。其中一个问，你们画的是啥？倪先忧说，我们在画钻石呢。那人问，画钻石干嘛？倪先忧说，这是外国艺术，你要问他。他刷子朝我这边一指，那人就龇着牙冲我笑，笑完就走了。倪先忧干活儿很敬业，也很专业。连着两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讨论艺术，看得出他高兴，每次都哼着“魏景元我迈步下花山”回家了。

　　一天晚上，喝完酒，我想带他找个捏脚的地方。我们打了一辆滴滴。路上，司机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搞行为艺术的。司机不懂，我就换了种说法，搞综合表演的，司机还是不懂。下车时，我一边付钱一边说，就是做那种像精神病人做的事情。司机这才恍然大悟，哦，我在电视上见过。

　　我们爬在墙上画画，经常有村民过来围观。遇到有人看不懂，倪先忧就说，人家外国的艺术，越是看不懂就越是高级，等你都看明白了，就不值钱了。那人就问，那和你的神像画比，能卖多少钱？倪先忧朝空中想了想说，那不好比，我的画卖不了大钱，但能招财进宝，保佑你平平安安。那人咂嘴点头地走了。遇到有人说不好看，倪先忧就很生气地和那人辩。后来，我问他怎么理解村民的看法。他说，这些东西属于阳春白雪，他们这些土锤不懂。不过，你要让他说真心话，他是真不懂，真看不下来。我问，那卖给他呢？他说，那他真不要。我问他对这两幅画怎么看，倪先忧说也不反感，就是觉得用处不大。

　　画完索尔·勒维特的钻石和线条，倪先忧问我结束了没有，结束了他要赶回去画他的西王母了。我说，别急，安迪·沃霍尔的梦露还在等着我们呢。

　　梦露的三幅复制头像并排出现在村子主干道的围墙上后，村民们对钻石和线条的兴趣很快发生了转移。他们站在梦露的眼皮子底下，像照镜子那样，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跑运输的说，呦，这玛丽莲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有的说，你瞅这个外国女人的大嘴，比香肠还肥，比咱香草的还性感。话吹到宋香草耳朵里了，她说，去他娘的！有的说，把一个女人放在村口展览，有伤风化，让外面人还以为这里是洗头房呢。另一个说，你懂个锤子！人家是好莱坞的大明星，肯尼迪的大情人！宋香草说，让肯尼迪的情人上姐屋里来吧。

　　没多久，梦露的头像印刷品从村口一路挂到了尹秀才的卧室、王传德的小卖部和牛红旗的旋板厂。宋香草有一次送我回家。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白天还好，夜里醒来，看见中间那张血糊糊的脸，瘆得慌。不看还不行，还越想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揭下来呢？她说，你那不是一套吗？拆开来就不齐整了。我告诉她这是美国的波普艺术，是沃霍尔最牛逼的作品。她哦了一下，没再多说，好像一碰艺术，就伤到她了。过了一会儿，她放了一段民乐，抽着烟，开始说起她年轻时的诗歌梦、工作、倒霉的婚姻。女歌手的声音，有些低沉，带着一种跑调的悲伤。

　　我看到远处的山丘，土路就消失在那些山下，周围像石头一样黑下来。但还是能看到路边的杂草和堆积如山的垃圾。我想，这是我的出生地，我曾经那么想逃离，现在却重新回来了。这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

　　那天夜里，我梦见一个老和尚。我问他，我现在走的这条道，能带我上卡塞尔文献展吗？他说，这要看缘分，也要靠你的本事。我说，你看到了吗，这么多年，我一直很矛盾，想赚钱，又想坚持理想，我该怎么办呢？他说，丢掉这些想法，你只要做下去，就会有好的结果。我又问，我该不该要个小孩？我担心我养不起呀。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不可能养不起它们的孩子。说完，他走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头，我感觉头顶忽的一热，醒了，我把枕头哭湿了。

　　起床后，我听到院子里二姐在说话：他们说弟弟在外面混不下去，才跑回来挣村子里的钱来了。我母亲唉了一声。我父亲吐了口痰，骂了句什么。

　　春天来后，图书馆项目做了起来。周末，宋香草就带着她儿子来这里看书、写作业。不久，她儿子的同学也来了，还带来其他孩子。我给他们放片子。给他们看我做的录像：男男女女，十个人，排成一排，齐齐对着摄像机祷告。祷告的画面同时在十个电视机里播放。电视机竖一排，横一排，组成十字架形状。他们看得兴奋，有个女孩指着电脑叫：啊！我奶奶就是这样祷告的。她天天对着耶稣头像说，主啊，保佑我们家明年添个大胖小子吧。我说，我才不稀罕有个弟弟呢！

　　图书馆的作用起来后，我和宋香草把丹尼尔·布伦的黑白条纹画刷在图书馆门前的木栅栏上。宋香草又提出在门口开一块地，种玉米，我没意见。太阳一出来，村民们就跑过来坐在图书馆门前，晒太阳，拉呱。走过路过的人，偶尔有人背着手进来，跟逛商店一样，东瞅瞅，西望望，过后就加入到拉呱的队伍中去了。

　　文六伯走的那天，下了一场春雪。一夜，村庄就素净了。

　　送殡回来，我和父亲坐在窗下喝酒。父亲说，等我空儿了，给他也拍一张大头照，跟文六伯灵棚下一模一样的那种。我点点头，端起酒杯，和父亲走了一个。院子里，翠鸟叫得没心没肺的。我听父亲说，你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也像我看这些小鸟？我说，是的，这些鸟就是你的作品。父亲闭上眼睛，很久没再说话。

　　父亲拎着一笼金丝雀（他参加村爱鸟协会组织的比赛，拿了唯一一个特等奖），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署名“艺术家父亲”。父亲看完很满意。第二天，我在回复阿德瑞的邮件时，父亲走进来，说他看了一下，那个拐弯的梯子，他可以做，让我别再花冤枉钱了。

　　我和父亲合作，开始复制索尔·勒维特的“Z字形梯子”。我们打算一气做二十个，免费发给村民，扩大扩大影响。制作的时候，父亲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光想着艺术不艺术的，还要考虑到好不好使。

　　梯子做出来后，被村民们一抢而空。父亲留了一架，安装在过道，上面挂满鸟笼子，这里一时间成了鸟的王国。一个邻居，将梯子45°斜角固定在墙上，当博古架使，摆上全家福和纪念品。一个错过分发的年轻村民，炮制了一个木质的版本，挂在婚房当吊柜。我问他，家里有梯子和没梯子，差别大不大？他说，那大多了。很多人来我家里，都说这个梯子不孬。

　　随着项目的进展，我在给阿德瑞的邮件中写道：

亲爱的阿德瑞：

你好！

　　很久没和你写信，有些不知从何说起了。

　　在上次信中，我和你谈到了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村民们都很喜欢。最近，有个村民，请我在他的婚房里再作一幅，由他的未婚妻来决定底色。他还想把卡尔·安德鲁的“25块钢板”铺在客厅的地上。理查德·朗的“圆圈”，我现在打算用枯树枝摆放在村外的河堤上，因为之前看中的那块空地，被主人搭了瓜棚。这样的话，要等冬天来临，我才可以找到更多的树枝。

　　这里一天比一天热了。索尔·勒维特的墙画前，柿子树疯狂生长。人们早就适应了它的存在，加上树叶的遮挡，没人再对它多看一眼。我知道，到了深秋，树叶凋落，这些墙画又会被过路的人看到。

　　约翰·考美林的“嘻哈”终于制作好了，安装在小卖部对面的墙上。一到傍晚，“嘻哈”就开始闪烁，村民们聚在那里聊天、打牌。大家都觉得这个作品喜庆。约翰·考美林曾告诉我，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一种喜悦。那么，这种喜悦已经被这儿的人们接受了。只不过，房主在灯光前种了几架豆角，用不了多久，豆角就会爬满豆架，挡住灯光。看来，艺术和人们的生活一旦碰撞，艺术是要让位的。

　　阿德瑞，你作为这个项目的策展人，对此有什么新的看法？另外，项目经费快花光了，我希望获得你的继续支持。

你的好友 

　　邮件发出去后，我打算上图书馆看看。路上经过王传德的小卖部，他伸出头和我打招呼。他的嘴唇上下翕动，声音一出来就好像被太阳吸干了。小卖部里很黑，白天也亮着灯。由于明暗反差，我走进去时，一时什么都没看见。等看清，我从堆满货物的架子上，要了一包凤鸣塔，挑了两袋洽洽瓜子和旺旺仙贝（给宋香草和她儿子的）。冰箱上的旧电视机里，正在放神舟十号对接嫦娥玉兔奔月。玛丽莲·梦露的粗制印刷品，用透明胶带纸贴在斑驳的墙上。绿脸梦露的鼻尖上，落着一只小小的灰蛾。我慢慢撕掉烟盒包装。烟丝有点干，还辣嘴，我抽了两口，掐灭了。王传德把机顶盒左右晃了两晃，屏幕上的雪花消失了。三名宇航员站在舱口，对着镜头挥手致意。

　　有那么一阵，我想起一件事。好多年前，我放学回家，听到邻居家传来哭声。我问二姐，谁哭得这么伤心呀？她说，是王传德，都嚎了一天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王传德的梦破了。他父亲要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钱给他哥哥娶老婆，这样他就没法复读了。后来，王传德就睡下了，一睡就是几个星期。再后来，一遇到什么事，他就睡倒。时间一久，大家对他的卧床都习以为常了。

　　王传德是个驼背（我记得他以前不驼呀），伏在柜台上，脑袋的姿势很古怪。脸上有几道划痕（或许是皱纹），这更增添了他的老态。还有一分钟就要发射了，他说。幸亏你叫住我，我说。你猜会不会成功？他盯着我的脸问。我给他举了美国的成功例子，话音刚落，火箭就上天了。这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一激动，柜台挨了一巴掌，随即他的眼睛就亮了。我点点头。他告诉我聂海胜出征前，把头发染黑了，显得神气得很。我说你怎么连这个都晓得？他腼腆地笑了，说看电视看的。

　　过了一会儿，我把刚冒出的想法说给他听。他先使劲摇头，后来说愿意试试。

　　隔了几天，王传德的小卖部变得热闹非凡。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表演录像在电视里循环播放。每到夜晚，村民们就坐在那里喝酒的喝酒，打牌的打牌，讲段子的讲段子。从窗口望出去，“嘻哈”灯影绰绰，把那片豆角地照成了魔幻城堡。

　　我要了瓶青岛啤酒，找个角落坐下。不多久，进来几个中年妇女，见里面乌烟瘴气，还放裸体表演节目，脸一红就跑了。又过了一阵，宋香草来了，穿着一条红裙子，挨着我大大咧咧一坐，和我一起看录像。

　　王传德驼着背，拎着两只空杯子走过来。

　　宋香草问，他们在干嘛？

　　他们是一对情人，在长城上分手。

　　为什么呀？她盯住电视机问。

　　我说，他们在艺术上想法不一样，不能再在一起了。宋香草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灯光在她脸上投下的阴影，让我想起好久前看过的一幅炭笔画的手稿。

　　有人在发牌，在笑，在喝酒，讲故事，很下流的故事。有人叫，再来一箱冰啤！叫的人是牛红旗，对面坐着的几个，是他旋板厂雇的工人，也有外村来的几张陌生脸，嘴里一人叼着一根香烟。牛红旗扭过头时，目光放肆地在宋香草身上扫过来扫过去。我注意到，他衬衫领口都快敞到肚脐眼了，戴着一条狗都不肯戴的大金链子。

　　电视上，阿布拉莫维奇用低沉的声音讲述她和乌雷的故事。她登上二郎山后，向空中挥舞红旗。乌雷举着一面白旗，走上长城，与阿布拉莫维奇会合了。他们相拥而泣，彼此对视，身后是悲风中的长城，仿佛一条银河，百转千回了十万八千里。

　　宋香草喝酒，不小心给呛到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有人大声问，咋不放那个脱得光溜溜的录像了？他们笑得很猥琐，快速发牌，骂脏话，讲荤段子。桌上堆着一大堆钱，他们在扎金花。牛红旗又赢了，他又回头朝我们这边看，样子像一只蜥蜴，盯紧目标，只有喉咙在一上一下地鼓动。他们的说话声很大，明显兴奋了。过了一阵儿，他们把头转向电视画面时，突然都不说话了。

　　电视里，乌雷拉着弓弦，将有毒的箭对准握弓的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他们的心跳声被麦克风放大了好几倍，仿佛两颗定时炸弹。那一刻，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只有烟在空中飘。这种紧张大概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就见宋香草腾地站起来，招呼也不打地走了。门帘掀起又落下，带起一股热尘。过了几分钟，我站起身，把杯子放在柜台上，付过钱，走了出去。

　　他们在身后继续叫牌，喝酒，吵吵嚷嚷。

　　白色皮卡停在一棵乌桕树下。

　　宋香草坐在副驾驶上，眼睛红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语气低沉地说，你开车，我们走！

　　好大一会儿工夫，她一言不发，只管盯着前方，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她的眼睛和嘴巴给系在一起了。又过了一阵，她把音乐打开，把车窗摇落。把烟抽起来的时候，我问她我们这是去哪里？她指了指前方，说，带你去个特别的地方。

　　出了县城，公路变宽了，一路上不断有汽车和跑长途的运输卡车呼啸而过。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她眼睛里一种富有野性的东西，就在对面灯光射过来时，让我哆嗦了一下。也可能是酒精，让我摇晃了，也可能是她的红裙子，让我躁动了。

　　快到了，她说，指挥我离开公路。车子又驶了一段，右拐，停下。车灯呈扇形扫射到一片凹地上，我这才看清，离我们不远处，有一片湖。再远处，村子或者公路上的灯光在摇曳，远处缓缓传来车流的声音。她用手帕擦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好让我看得更清楚。

　　就在这时，一道光从她的眼睛里逸了出去。我这才发现，不是湖，是一条河。河上面有一座桥，弧度很美的一座石桥，桥下面有几个孔，每个孔里都钻出半个月亮。

　　河水浸月，一如银瓶乍破。

　　我们静静地抽烟，长时间地望着窗外。这时，一群飞蛾被吸引，绕着车灯飞舞。一只落了下来，腹部紧贴着挡风玻璃，翅膀和触角在微微颤抖，我甚至都能看到它的小黑眼，凸在圆圆的脑袋上，窥视着我们，一动不动的。

　　我问她刚才是不是哭了。她说没有时，手搭在前额，嗓音有些沙沙的。沉默了片刻，她扭过头来问，你把艺术带回来，因为这里是你的出生地，对不对？我说，对啊，可大多数村民不理解，包括我父母。他们说我在外面搞的艺术，只会把别人的东西搬来搬去，还想跑回来捞一笔。我说这话时，看到那只飞蛾蓦地飞入了夜色，窥探的眼神却还留在那儿。她叹了口气说，你不能指望那么多。这个地方——她说到这里时，用一根手指机械地敲打着玻璃，向着黑夜，不往下说了。我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我问她后来怎么不写诗了，她说，哈！如果我现在还在想着这件事，我早就饿死了。我说是啊是啊。她说，但是你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她用了一个很概括的词：另类。我问她怎么理解这个词。她想了半天，没找到更合适的词，又换上一种缓慢的语调说，走吧。

　　我瞅着她笑了，把头扭向窗外，望着我周围的土地、眼前的河水，已经变成了墨绿色。我从未见过的墨绿，那颜色带着微微的闪烁，仿佛我内心跳动的什么东西，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我发麻的神经在提醒我。我舒展一下双腿，长吐了一口气，从椅背上坐直了。

　　过了一星期，我从郊区的建材市场，拖回一批钢板，摞在院子里，准备去找那个装婚房的村民，听说他都在挂窗帘了。半小时后，我灰溜溜地回来了，盯着那些钢板，替它们考虑新的地方。那个村民说，他的未婚妻改主意了，不打算把我那个卡尔牌的钢板铺到客厅，她担心生锈，还担心老鼠在下面养儿子。总之，他说了一堆理由，变卦了。

　　女人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在院子里转悠，叫父亲出来，告诉他我决定把卡尔·安德鲁的“25块钢板”就铺在这里，我指了指院子中心，赶跑一群觅食的老母鸡。父亲说，你花那么多钱，总不见得为了打水漂吧？工夫不大，我和父亲就让“卡尔”躺平在了院子里。父亲轻轻站上去，说怎么都觉得脚底下踩的不是艺术品，而是一沓沓人民币。他很快发现每块钢板的纹路和颜色不对。他说，你这个“卡尔”太乱了。他又按顺序重新铺了一遍。弄好后，还不过瘾，把鸟笼子拎出来，跟摆龙门阵似的，每块钢板上站只鸟，他站中央，一手拎一只鸟笼，问道，这算不算一件艺术作品？我笑了，说，这是一件装置艺术。

　　一场雨后，女人的话像魔咒一样再次应验：钢板全都锈了。黄色的锈水从钢板下流出，流过泥地，像泥鳅一样四处游走。父亲坐在门槛上，磕着烟斗，对着老天爷长长叹了口气，唉，我看到钱都流进沟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就算当废铁卖，也值不了几个钱啊。我纠正他，艺术作品的价值不是称斤算两。他说，就算是艺术，你这件作品也是最没看头的，也不能挂墙上，也不能当摆设，还占地方。

　　秋天到来后，我做了一个突然决定：和王传德、倪先忧、宋香草合作完成一场行为表演——“身份互换”。正式表演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不少邻村的。他们问我，你们在拍电影吗？我说，我们不拍电影，但和电影差不多。他们说，是不是王传德的小卖部里放的那种？我说，差不多。这时，我看到人群中，我大姐和大姐夫也来了，他们是专门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赶过来替我捧场的。

　　我忽然觉得，这或许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个早晨。

　　我穿上王传德的灰夹克，戴上油乎乎的套袖，穿着沾满污泥的白球鞋，驼背进入他的小卖部。王传德穿戴齐全我的一身行头：西服、衬衫、领带、手表、皮鞋，两条胳膊僵在身体两侧，像一对方括号那样，佝着背走出小卖部。我们以交换身份证的方式，完成了身份互换。

　　我记账，我盘点货物，我看电视，我发呆，我抠鼻孔，我嗑瓜子，我盯梦露，我摸梦露，我捅炉子，我抽烟，我烤土豆，我无聊，我打哈欠，我揉眼睛，我看电视，我换台，我用扑克算命……

　　与此同时，透过窗户，我看到王传德进入图书馆，打开笔记本，敲击键盘，移动鼠标，抽烟，吐烟，皱眉，痛苦，打开书，合上书，整理书，冥想，撕稿纸，拍桌子，大口呼吸……

　　倪先忧颤巍巍爬上梯子，像一名老拖拉机手驾着犁车那样，在小卖部的墙上画画。他先用粉刷将墙面刷成白色，再画上一个黑色十字架。

　　宋香草穿着前两天的红裙子，站在小卖部门口，举着麦克风，迎着四面八方赶来的目光，大声朗诵阿布拉莫维奇的艺术格言：

　　艺术家应该奉献自己的生命；

　　艺术家不应该欺骗自己；

　　艺术家应该把爱当作生命；

　　艺术家不应该爱上另一个艺术家；

　　……

　　艺术家不应该自我标榜；

　　艺术家不应重复自己；

　　艺术家应当学会原谅；

　　艺术家是与磨难有关的；

　　艺术家是与符号有关的；

　　艺术家应当在瀑布下找寻；

　　艺术家应当在激流中找寻；

　　艺术家应当在星空里找寻；

　　……

　　艺术家不仅应当思考如何活着，也应当思考如何死去；

　　艺术家应当无畏地死去。

　　村民们围成半弧，从头到尾，没人离开。不过，他们也只是站在那儿，面对十字架，用一种近乎麻木的表情。一只彩色羽毛的漂亮山雀，停在棕叶狗尾草丛间。

　　阿德瑞的后期经费迟迟没到位，这期间，我只好回了趟上海，赶制了几件作品，在西岸和蓬皮杜艺术展上卖掉了。等我再回到村里，已是冬天。

　　理查德·朗的“圆圈”，在我母亲和一个靠捡废品为生的妇女帮助下，终于在村外的河堤上摆好了。尽管过程中，她们老是摆错树枝，还时不时说一些令人泄气的话。但当我站在高处向下望，荒凉的雪地上，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黑色的，空洞的，紧紧贴着坚冷的大地，深深望向天空时，一股暖流，一下子冲出了我的眼眶。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有人敲玻璃。我头一抬，是宋香草。我示意她进屋，她不肯，隔着窗户撂下几句，匆匆走了。过了几秒，我才回味过来，她说的好像是道路扩建，我的项目要被拆除之类的话。

　　我走出家门，沿着主干道一路向西。经过村口，我看到绘有索尔·勒维特墙画的那面墙上，一个大大的鲜红的“拆”字，给红笔重重地圈画了起来。梦露的头像，也人老珠黄了。旁边的钻石，也不闪闪发光了。我继续向西。牛红旗的旋板厂，不时传来刺耳的切割声。王传德依旧坐在昏暗的小卖部里，电视机里传出的不再是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表演。图书馆门前的玉米地，枯败的玉米秆，被厚厚一层雪压弯了。就在这时，一个村民从图书馆门前走过，我盯着他。他整个人灰突突的，走在雪地里，像一匹劣马在泥地里迈着小碎步。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气息，也像一瓶盖子被拧歪、二氧化碳全都跑掉的汽水。我突然意识到，他和这个环境，和这里的冷空气，都是一样的，他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但这就是全部的事实，就是我的整个项目呈现出来的样子。最后变成像他一样，满是泥泞，毫无生气，走着走着，就不走了，或者消失了。连同我的野心，一步一步，走向了消亡。

　　那天，在给阿德瑞的最后一封邮件中，我写道：

亲爱的阿德瑞：

你好！

　　非常抱歉地告诉你，关于这个项目，在这个冬天就要终止了。因为这里的土路很快会被拓宽，连接起两条通往城市的大道，很多房屋也面临着拆迁。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大部分项目将被拆除。最后一件作品是理查德·朗的“圆圈”。这个作品的完成，仿佛为整个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

　　外面在下雪了。我不时地望着窗外。雪稀稀疏疏地静静飘落，似乎在考虑落向何方。

　　夜深了，我感到很累，请允许我就写到这里吧。

　　夜里睡下后，我梦到这个项目以录像的方式回到了荷兰当代美术馆。展览开幕了，我站在电视机旁，眼前是汛期来临时鱼群一样穿梭的观众。不时有人认出我，过来说，Congratulations！我不知所措，想好的词全忘了。大厅里有鸡尾酒会，我过去喝了几杯。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吵，空间越来越小。小到我最后只能像一只气球那样，浮在空中，斜着飘。人头攒动中，我到处找阿德瑞，想对他说：我要出去，换个安静的地方！

作者简介：夜阑，本名梁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教师，苏州市学科带头人。先后在《飞天》《星火》《朔方》《天津文学》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近三十万字。出版小说集《风信子旅馆》。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