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天下群雄争霸，唐国公李渊趁势在晋阳起兵，于公元618年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李唐王朝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大量汲取了异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影响巨大、传播甚远的大唐文化体系，并在公元7世纪到公元10世纪这段历史时期中，成为整个世界的文化中心。
唐朝的对外文化输出，影响最大的还是周边的东亚各国，并形成了以大唐为核心的唐代文化圈，大诗人王维的“万国衣冠会长安”就是描绘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处于领袖地位的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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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的疆域版图，网络图片）
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开始对隋朝派遣特使，开启了东瀛国学习隋唐文化的序幕。贞观十九年（645年），日本孝德天皇推行“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创设班田制；落实户籍和记账制度，参考《唐令》写成《大宝令》法典；此外，日本还遵照洛阳布局规划建设了平安、平城二京；这一时期（对应日本奈良时代前期）大唐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日渐凸显，东瀛文化对于大唐文化的模仿和植入让日本逐步走向国际化，继而和世界产生了紧密的连接，使之一跃成为东亚强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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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洛阳城布局，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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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城京城市布局，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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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安京宫城市布局，网络图片）
律令制度的引进是日本学习唐朝文化的核心之一，而都城的营造则是律令制度的直观显现。日本的藤原京是唐朝都城营造思想的初步效仿，而这种营造思想在平安京和平城京得到完善。对律令中建筑生产组织形式的学习，使得日本的建筑生产活动也逐步向高度组织化和技术化发展；参考唐朝将作监，日本发展出了木工寮（日本古代负责修理职协力营造、修理宫殿，采集木材、制作工艺品的部门，寮下有诸多工匠），它是最为基础的建筑生产组织模式。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述日本诗文的描述，正是照应了日本大量学习中国唐代文化的那段时期，整个社会的风向，即越是中国风的事物，越是受到当时日本权贵阶级的偏爱，越能反应民众的审美取向。
在日本对于唐朝文化的汲取过程当中，遣唐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媒介作用，从日本历史文献中关于平安宫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到日本建筑风格学习唐代建筑的深入程度：平安宫“太极殿者大唐大明宫含元殿之体也，遣唐使常副申也，一事不违彼宫，是依有兴事所记付也”；其中的“遣唐使常副申也”，即表示无图，完全参照遣唐使的对唐学习报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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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元殿复原想象图，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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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安宫建筑，后期重建，网络图片）
日本从奈良时代（710年—794年，是以平城京（今奈良）为都城的时代，上承飞鸟时代，下启平安时代，对应中国的盛唐和中唐时期）开始，日本僧侣将在中国兴起的佛教学说引入日本，形成了当时所谓的“南都六宗”；随着佛教的盛行，佛教寺院的营造也开始变得繁盛起来，而唐代寺庙的营造理念和技艺也相应得到了学习和效仿，甚至还出现了盗图事件；根据文献记载，日本遣唐僧侣曾“偷图取西明寺结构之体”，回到日本后，按照唐长安西明寺图纸指导建设了平城京大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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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城宫建筑，后期重建，网络图片）
自日本学习唐代文化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建筑形式快速的从飞鸟样式过渡到了白凤样式（飞鸟时期过渡到奈良时期、仿照初唐建筑风格的建筑样式，以药师寺东塔为典型实例）；而随着唐代的建筑发展，日本的建筑形式也相应发展到了天平样式（奈良时期仿照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样式，以唐招提寺金堂为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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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隆寺五重塔，飞鸟样式代表建筑，效仿中国南北朝时期建筑风格，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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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药师寺东塔，白凤样式代表建筑，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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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天平样式代表建筑，单檐庑殿顶，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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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内部，天平样式代表建筑，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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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建于中唐，单檐庑殿顶，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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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内部佛像，网络图片）
奈良时期（又称天平时期），是佛教文化在日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而平城京总国分寺东大寺是这一历史时期寺院营造的顶峰案例（公元745年）。东大寺的金堂尺度为11间开间X7间进深，重檐庑殿顶结构，从建筑体量上来看，甚至比同时期的唐大明宫含元殿规格更大，体现了日本当时狂热的宗教热情以及对唐代建筑营造技艺的学习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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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东大寺金堂，又称为大佛殿，1709年即江户时代重建，网络图片）
从日本建筑风格发展来看，白凤样式发展到天平样式后，其形式已经趋于成熟和定式，并作为日本的古典建筑特征，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过多变动，日本称之为“和样”，实质上是大唐时期建筑样式的日本本土化。
时间来到日本平安时期（公元794年-1192年，对应中国唐朝中后期到南宋中期），随着唐朝密宗佛教的兴起和传播，日本众多遣唐僧侣开始巡礼五台山圣迹、拜访长安名寺求法。在这些僧侣当中，“最澄”在天台山学法回国后，在日本开设天台宗，创建比山延历寺；“空海”在长安青龙寺求法回国后，在日本开设真言宗，创建高野山金刚峰寺。自此，密教在日本开始兴盛，相应的山地寺院和密教建筑同步大范围建设，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真言堂、灌顶堂、常行堂及法华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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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法华堂正堂，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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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常行堂，网络图片）
唐代末年实属乱世之秋，日本相应停止了遣唐使的输送（公元894年）；而后近30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国风时代，即藤原时期（886年-1192年，属平安时期的中后期，作为外戚势力的藤原家族逐步把控朝政，形成了以藤原氏为主的贵族统治，天皇成为摆设，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也以藤原家族为代表的贵族为主体，形成所谓国风时代风潮，其中一大特点是有特别强烈的女性色彩），这一时期是从奈良时期唐风建筑向日本本土化建筑风格过渡的时期，即从雄壮、宏伟的唐风建筑向柔美、纤细的风格转变，这个风向的转变和净土宗的盛行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建筑尤以日本平等院凤凰堂和中尊寺金色堂为经典实例，它们是净土境界的建筑形象化，作为极乐净土在人间的显现，表现出净土般的唯美和华丽。中国现存净土寺院已不复存在，但敦煌唐代净土变壁画中的寺庙特征和日本藤原时代的净土寺庙有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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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平等院中的阿弥陀堂，即凤凰堂，建于1053年，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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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尊寺金色堂，极尽展现极乐净土的世界，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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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敦煌唐代净土变壁画中的寺庙特征，网络图片）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网络资料。
2.《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张十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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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漫谈
一个醉心古建筑的小二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