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爽,《似曾相识》,2022年,影像静帧
图片致谢艺术家和Peres Projects
在2024年的上海艺术季中,不难注意到一批拥有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和国际化教育背景的90后、00后艺术家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叙事空间,如此趋势在其他城市的当代艺术场景之中也逐渐显现。以UCCA青年赞助人年度选择奖为例,最终获奖的张移北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和伦敦艺术大学,她刚结束在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的驻留项目及其个展“请脱钢盔”,其他入围该奖项的艺术家如王玉钰、李海南、戴圣杰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具备海外留学背景,并在近年来活跃于国内的展览现场。
与此同时,Prada荣宅正在展出“李爽:月球的距离”,艺术家从纽约大学毕业后生活和工作在德国柏林和瑞士日内瓦,以声音装置和一系列树脂作品探讨了数字化时代东亚家庭关系与交流困境;START星美术馆“零度雕塑计划第1期”正在展出艺术家经傲的“神游”,她先后毕业于伦敦⼤学金史密斯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正在呈现刚获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设计博士学位的艺术家李维伊的个展“三合一”;真宝艺术空间则正在为曾于乔治亚大学修读美国历史和性别历史的艺术家龙荻举办第一个机构个展。再将时间回拨至九月,佩斯画廊宣布将与Michael Kohn画廊和Pippy Houldsworth共同代理艺术家李黑地,其教育背景横跨中国、美国和英国,作品也探索着人类的具身化认知、被动迁移和亲密关系。
“李爽:月球的距离”在PRADA荣宅展览现场,2024年,摄影/Alessandro Wang
上文中提及的李爽、李黑地与近年来展开国外画廊代理或合作关系的艺术家,以及其他频繁出现在各大国际双年展上的华裔面孔们都或多或少在国际艺术场景中作为西方叙事下的“边缘群体”受到瞩目,其他选择回到国内发展的年轻艺术家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身份议题,但他们的艺术创作中也存在某种相通的共性。相较于在国内市场更受欢迎的架上绘画,这一代年轻艺术家都更倾向于使用多元媒介和跨学科知识,他们的艺术语言游走于不同文化符号之间,关注的主题也与文化认同和全球性议题有更强的关联,意在突破传统地域性叙事的局限。
这似乎揭示了一种微妙的艺术实践转向:得益于海外学习和文化交流经验,这一代艺术家构建起了一种流动的、去中心化的艺术认知系统,使其创作出更为多元的装置及其他多媒介语言作品,在与同辈策展人、艺评人逐渐凝聚同温社群的同时活跃于国内外大型展览、艺术机构、画廊、艺术博览会现场。但是留洋背景带来的跨文化表达是否真的成为艺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这会反过来作用于国内市场与艺术生态吗?国内的展览、市场与讨论环境又是否做好了迎接这些作品的准备?
“经傲:神游”在START星美术馆展览现场,2024年
让我们将目光转至近期备受关注的几个展览现场——艺术家经傲在星美术馆的个展是“零度雕塑计划”的首期项目,该计划关注“所有当代正在挑衅、觉醒、突破边界的雕塑创作者”,并指出“经傲是一个‘非标性’的雕塑艺术家。在她的作品里,你很难看到明确的学院制式,或者经典的艺术史回溯痕迹。”这位从纯艺转学表演、做过音乐还当过模特的艺术家探索各种质材在不同环境中成为雕塑、行为、影像的发生方式,在非二元对立的语境中,探索“物质”与“非物质”、“意识”与“无意识”间的暧昧关系。她与各类“拾得物”构建起亲密的关系并对其进行重新发现,同时引入了声音与时间——她允许材料间的碰撞所产生的一切发声,也允许材料在存在的过程中被自然造化或腐朽——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她所期待的。相较于当下以辩证思维为主导的艺术⽣产模式,经傲的创作更偏向于叙事性⽂学,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在疑问中游⾛,将⾃⾝对⽣命体验中所有的态度与抉择,均诚实地呈现于作品中。星美术馆正在持续进行的“艺术家谱系研究”项目也先后关注到蒲英玮、傅斯特这样有类似背景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在创作中所展现的自我意识和生命力也呼应着星美术馆发起这一系列“生长”的研究及展览的初衷。
陈若璠,《末节-冰呢 (10月17日)》,2024年,©️BANK
正在BANK画廊金库项目空间呈现的陈若璠个展“风的敏感”源自她2023年在挪威驻留时在北极圈内Fleinvær岛观察到的剧变自然现象,她坦言自己关注的内容“或许不是那么主流”,但驻地时的亲身经历让她意识到气候变化在北欧是真正迫切的问题,人们的环保行为也并非一种矫枉过正,她当时驻留的小镇由于台风频发致使近80%的人口迁移别处。事实上,曾分别在纽约和伦敦留学的陈若璠在创作中始终关注由自然与人相互构筑的地缘记忆,并将自身情绪注入其中,以绘画、影像、装置等多种形态的作品探索她与世界的微妙关系。这样的作品带有明显区隔于艺术季“卖座”展览的特质,不过BANK金库空间自2022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着呈现“全球视野的小型实验项目”的初衷,放眼于跨媒介创作、多元化表达的作品,内容旨在探讨全球性议题和文化认同。2023年,该空间展示了画廊最年轻的签约00后艺术家文爵的个展“超体:丰饶角”,这位脱离了常规教育系统、分别在巴黎大茅舍艺术学院和弗朗索瓦·勒朗德工作室进修的艺术家则为观众展现了一种更为杂糅和丰富的自我表达。
留学经历或为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不同视野,但如何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语言并在国内市场打开受众,以及画廊作为推动年轻艺术家发展的重要助力如何看待这样的“集体背景”和趋势,仍是悬置的问题。以在安福路片区的画廊为参考体系,曾经与李黑地、黎佳仪、钟云舒、石佳韵、志韦等一众艺术家合作过的LINSEED画廊正在为艺术家郑芝琳举办个展“感动”,同时在与另外两家国际画廊合办的群展“聚会”上呈现包括卢君意和王韵尧的作品。与郑芝琳一样,正在胶囊画廊举办个展的艺术家蔡泽斌也在艺术季频繁地被年轻一代藏家提及,虽然他的跨文化背景并非跨越国境。作为“具有跨文化基因的画廊”代表之一,胶囊画廊也在近几年内在各地带来或支持了王凝慧、廖雯、闫欣悦、陶斯祺等多位艺术家的展览和项目。
“跨越文化的‘可共情性’并非源于海外生活经历(艺术家数年前离开北京后,一直生活于家乡汕头),而要归因于他对古今中外的艺术、文学和文化的关切和理解,以及他的作品所传递情感的普世特质,”胶囊上海亚洲区总监周智溢表示,相较于胶囊上一场闫欣悦的个展,艺术家的经历跨越广东、欧洲、上海和洛杉矶,“经历了极为丰富的多文化生活,其展览情感线索围绕乡愁、漂泊和归属,清晰地体现在她的叙事和绘画中;而蔡泽滨的绘画‘对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或许都会显得亲切。’”周智溢将两个展览并置讨论,以探讨跨区域和跨文化背景经历在艺术家创作中的意义:“它是第一人称视⻆的、身体力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其中自有或强烈或细微的体会是只有亲历者才能完全了解的。但同时,认识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并不只有亲身经历这一种。尤其是在今时今日,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知识和体验,如何将其锻造为自己独特的创作,是艺术家们化腐为奇的炼金术。”也即,在选择艺术家时,胶囊并未特别偏好海外背景的艺术家,而是需要“艺术家创造超然于潮流更迭之外、属于自己的场域和时空的能力。”
在苏州河畔画廊群聚的曲阜路下沉广场,没顶画廊也带来了90后艺术家冯至炫的个展“迷航”,试图探讨在动态地理框架中个体经验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张力。画廊经理腊雪儿表示,这个展览全面展现冯至炫近期创作的新阶段,是其雕塑语言和观念上的又一次突破,而多维度、多媒介的呈现“或将和2023年艺术季带来的沈莘个展一样,反而能在一众比较同质化的架上展览中出挑”。先后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冯至炫和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现居双子城和纽约两地的沈莘与画廊代理、合作的其他很多年轻艺术家一样具有跨文化背景和留学经历,画廊创始人、艺术家徐震也观察到年轻艺术家们形成的集体和生态,在曲阜路画廊空间的首个“USB多端口链接展”之时,徐震就表示,在这种集体性的策展实践中,年轻艺术家们得以实现个人作品外的创意和想法,也帮助他们摆脱了既成展览、销售体制的束缚、形成了一种“自我的体质化”。
“咪咪史有限公司:啥是咪咪?”在33ml展览现场,2024年,图片致谢Mimi Shi Co.,Ltd
类似的集体性实践在上海为数不多的艺术家空间33ml offspace中则发生得更为密集,这个由艺术家夏瀚、代占坤、颜达夫共同发起的自营空间:“作为一个艺术平台,既是文化得以沉淀的空间站,又是进行探索的实验室。我们鼓励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们用任何深刻或新奇的思维,在此进行集合、展示、蔓延、交锋。”三位创始人与正在空间呈现个展“Who’s Mimi? 啥是咪咪?”的艺术家Mimi均有留学背景,在此地发生的许多交流、联结、共创与合作也都围绕着艺术家们在学院中建立的友谊展开,“集体背景”在作为身份标签或是一种桎梏的同时无疑也催生了同代艺术从业者的同温社群。
由成立于纽约的Stilllife主办、在艺术周闪现上海的展览“恋旧蜉蝣”也同样指向了这一点,Stilllife作为“一个由Z世代建立的艺术社群,为有雄心壮志的艺术家和藏家组织沉浸式艺术展、工作坊体验和策展项目。”该展览集结了13位来自纽约和上海的90后、00后艺术家,探讨记忆、身份与文化传承在后全球化时代的转变,意在增进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毗邻没顶画廊的另一新兴空间,即由艺术家运营的商业空间Third Street Gallery正在展出由哈利(Harriet Min Zhang)策划的“雾下症状”,意在探讨城市空间的流动性、边界感和社会性。其中,王文轩的作品通过雕塑和图像将群体的⼼理异化展露无遗,这些人群的无力感诉说着迁徙的疲态、融入新⽂化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以及社会接纳过程中的苦痛与病变,他们的身体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抹消、遗忘。刘丽娟的影像则专注于图像和记忆的流动性,常捡拾生活碎片,通过摄影、装置和动态影像重构新的关系与景观。钱宁越的作品以烹饪文化为创作灵感,使用面团、糖等日常材料,探讨现代性神话下的情感空间。在展览现场,钱宁越在本科时的导师也即当代雕塑艺术家刘建华提及,“留学经历某种程度上让她的作品语言更丰富了”。参与群展的中国艺术家也均有海外背景,他们的创作视角均跨越中西方文化,共同在探讨现代性、记忆、身份等复杂议题。这一成立于2023年的画廊空间的开幕展览“家在成立之时”由任越策划,其中的参展艺术家阚辛、黎佳仪、王闻笛、袁仲屿和赵玉也是如此。同期,哈利还策划了正在上海BROWNIE Project展出的、跨媒介艺术家Dori Deng的个展“静噪”。精准切割的工业材料、天然石材和光影塑就了一个干净、规整的视觉场所,将现代建筑中形状与空间的复杂进行剖析。
策展人陈旻在看完“雾下症状”后表示展览显得“很欧洲”,对此,哈利则持相当开放的态度,她将这个形容理解为一种本地观众不熟悉的状态,而非艺术界崇拜的“西方”身份。在艺术家因特定身份而获得一定优势的同时,创作者的主体性同时在被消解,“标签”、以画廊为代表的市场的裹挟和根植于艺术生态之中的多重问题,共同塑造出了年轻艺术家的表达困境。在谈及她作为策展人和写作者与同代艺术家构建的“社群”时,她表示展览本身实际上是策展人假设的社群,而艺术家作为个体都各有不同,“没必要有强烈的社群‘感‘或者一个集体现象、一种行动,而是一种面向对象(object-oriented)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于它的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新型的裹挟,让我们无法有效地批判别人,我们必须认同,因为我们认同自由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圈内力量的集结就在于它的松散,它有针对性地去探讨问题,它又为什么不可以是‘很欧洲’的,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观众呢?”正如刘丽娟作品中,被置于发光板上的摄影图像展现出一种混乱的场景,而这只是还原了自然世界中有机的、没有人造秩序的原貌。
90后艺术家也是年轻藏家的蔡坚认为,在眼下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存在的同质化问题与信息获取方式高度相关,这意味着即便没有留学背景,仅凭网络媒体、同圈层内的社交活动,艺术家们接收到的信息也都很相似。这种创作困境不仅存在于留学群体中,或也逐渐成为整个青年艺术群体面临的共同挑战。他个人的应对方式是尽量在现有框架下寻找独特视角,比如通过选择玉石这样具有文化特性的材料来与“留洋派”或西方艺术拉开距离。
相较于上一代艺术家面对的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议题,新生代艺术家的创作困境更多体现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持个体表达的独特性。他们既要面对西方艺术体系的影响,又要思考本土文化的定位;既要回应时代议题,又要避免陷入某种固定的创作模式。在这种复杂的艺术生态中,一些年轻艺术家开始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突破既有框架,重新定义自己与“西方”、与“本土”的关系。同样位于苏州河沿岸的项目空间“天线的线”由天线空间于2021年春季启动,其首个展览为今年UCCA青年赞助人年度选择奖入选者王玉钰的个展“钩子·眼睛·领子”,艺术家的最新系列雕塑作品也将由工作室画廊带至2025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现场。“天线的线”是天线空间为进一步加强展览实验性并以新兴艺术家为导向的作品委任项目,“同时,作为逸出的隐喻,‘天线的线’不断质询着机构重新进入知识生产边缘的潜力,以期用更广泛与复杂的方式思考区隔、流动和联系。”上一个展览“钟笛鸣:凹”即为典型,展览通过巨物与微小之间的对比,探讨了空间的隐退与存在的挑战,艺术家拥有罗德岛设计学院玻璃艺术学士和耶鲁大学艺术硕士学位,现生活工作于纽约。
事实上,对于新一代艺术家而言,留学再归国发展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迁移概念,而是一个多元文化认同与艺术价值重构的命题。例如曾参与没顶画廊夏季群展“拆开彩虹”的00后艺术家姚慕然就在国外生活了8年后选择回国发展,她的创作基于“萌文化”,探讨东亚女性的欲望投射等主题。姚慕然发现,虽然国外市场对这类主题有需求,但往往难以真正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这种被她称之为“文化税”的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也成为了推动她回国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家们正在探索一种更加流动、开放的文化实践模式,那么这也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国内画廊和艺术机构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支持这一新兴的艺术生态?
此时,若拓宽时域、地区,总计展览数量的话,或许会发现留学归国的艺术家似乎更青睐华东沿海地区。当然,这也与上海的地理优势和其多元的文化背景有关,无论是先前提到的如胶囊画廊、LINSEED画廊、工作室画廊,或在上海中心城区的Gallery Vacancy,均具有海外背景的创始人与团队,也特别关注具有跨文化背景的新锐艺术家,尤其是留学归国的90后创作者。其作品与展览往往体现出对全球化语境下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当代社会议题的独特观察,在展呈模式上也以装置、新媒体等多元媒介上的实验性探索为主。
冯山,《地址簿, 木,混凝土,铅笔》,2024年,在PETITREE“我向空中抛了枚二分钱币”展览现场
在杭州新开放的桉画廊 (ZIAN Gallery) 成立于2022年,创始人之一曹子安曾在纽约生活十年,有室内设计和雕塑背景,是古根海姆美术馆青年收藏家委员会成员;另一位创始人刘梓艺毕业于伦敦大学考陶德艺术学院,专注于艺术史脉络和理论研究。深圳亦涌现一些小型画廊,如新成立的PETITREE ART,其主理人本科毕业于切尔西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于华威商学院,在创立空间的一年间,带来了相当规模与数量的新一代同背景艺术家展览。结合上文中提及的艺术家空间与流动艺术社群,新一代策展人和画廊创始人们也与艺术家们共享相似的留学背景,更共享一种跨文化、去中心化的视野,这种由留学归国艺术工作者组成的松散但紧密的“文化聚落”,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一种新型的艺术生产模式。
在西南片区,成都千高原艺术空间目前代理的90后艺术家如冯冰伊、陈萧伊也均有留学背景,其创始人与艺术总监刘杰曾表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出国留学的常态化,使他们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多元化的媒介运用习惯”,这或许也成为此代艺术家的共性。在这个基础上,画廊或艺术机构不再仅仅是作品呈现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要将年轻艺术家的个人经验与更宏大的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直接对话,使观者能够在微观的个人叙事中窥见宏观的时代脉络,也即,将空间转化为可供引发讨论、可供文化意义生成的空间。
相比之下,北京的艺术生态更偏重本土性和学院派传统,798等艺术区的大型画廊往往更注重成熟艺术家的市场价值,所青睐的媒介与关注母题也自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798内的C5CNM实验艺术空间,这个由周翊创始、艺术家金宁宁设计的仅20平米的空间,“以‘画廊airbnb’的方式与非营利机构及艺术家个体合作”,接连带来过如李昕頔、敖乾枥(Chando)、李泽易等年轻艺术家的个人项目,相对填补了对非常年轻的艺术创作者关注的空隙。此外也有零散的替代性空间,如艺术家储云租用的工作室作为“外部空间”,也带来过有00后艺术家王雨萱、伽让、刘涂文锴的群展,虽然这些年轻艺术家背景仍属于国内美院系统下,却也展现出其对于自我、身份、身体和性别议题的关注。但或许在北京,由体制、市场、艺术家群落和既有话语权已共同构建出的“护城河”,使得更年轻的艺术家相对难以突破既定的艺术生产模式,转而向地理位置相对边缘的空间求索。
在河北秦皇岛,以阿那亚艺术中心为例,其馆长张震中谈及,他们希望在带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个展、成为当代艺术展呈目的地的同时,也能够为新兴艺术家提供“展示和成长的平台,特别是在近些年国内一些机构迫于票房压力减少、取消年轻艺术家项目的背景下”。张震中认为,“英美教育系统培养的艺术家‘习得了’某种国际化的艺术语言,能够在职业早期就创作出看似完成度较高的作品,这对策展人和机构而言或许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但通过近些年对国内系统毕业的年轻艺术家的观察,我们依然能惊喜地看到一些与体制内传统美学经验进行决裂的个案。而对有西方留学背景的艺术家而言,要向看似已经是‘更新、更当代、更国际化’的习得经验和创作制式进行决裂,则需要更强大的‘自反性’和创造力。”
尽管艺术家的学习背景和创作方式各有不同,艺术关注的核心主题却未曾改变,只是各代际的叙事方式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讨论生死,早期前辈艺术家可能通过宇宙去讨论,而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则可能通过一根毛发去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艺术从宏大叙事的关注逐渐转向微观叙事,“具体”或说“具身性”开始显现,这似乎又让艺术在形式上又陷入了另一种趋同的境地。独立策展人陈嘉莹进一步指出了这现象背后可能性的根源:“当前的策展机制或许还在推动这种同质化”,因为当代策展机制作为一种筛选和呈现系统,在追求叙事完整性的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排斥了那些难以归类但具有创新性的作品,“这种做法其实反映了网络和AI时代的算法逻辑,其本质是追求标准化,但这很可能会抑制年轻艺术家的创造,让他们为了迎合策展语境,不得不简化作品的复杂性,使其更容易被分类和理解”。
当国际化背景本身成为一种“话语陷阱”时,这一代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他们必须在去中心化的全球语境中,既保持个人独特性,又不落入身份政治的窠臼。海外背景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技术或学术能力,更是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方法论: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敏感性,如何在流动性中创造出真正能与本土观众建立连接的作品?
“当下的碎片化会让个体发声容易被淹没,所以有时趋同也是为了发出声量。这是积极的部分”,在采访的最后,陈嘉莹如是说。此刻,如果重新审视新生代艺术家的“集体留洋背景”,实际上也暴露了当代中国艺术生态的某种结构性困境:以欧美为主的留学地理空间,使艺术家走上了地理和学术上的单一路径;国内以美院体系主导的展览模式,将市场进行派系化和等级化,压缩了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空间;而上海和海外因其相对开放的文化生态,成为新生代艺术家逃避体制性压抑的“避风港”,而这种抵抗本身又面临着被市场收编、被国际话语同质化的风险。而要拆解这种结构性困境,则或许需要整个艺术生态系统的共同努力:艺术家需要保持创作的“真诚度”和对全球社会议题的持续关注,画廊、机构和市场要为此提供良性的平台和空间,策展机制也需要抱持更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而批评界也需要构建更多元的叙事框架。在差异与共识之间建立起对话,本就不是终点,而是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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