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的崛起与跌落

作者｜左凤荣

原载｜《财经》

刊期｜2014年第11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贝利亚是斯大林信任和提拔起来的人物，曾是苏联元帅、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苏联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1953年6月26日，也就是斯大林死后不到四个月，贝利亚被捕并被处死（见《不可一世的贝利亚之死》）。

六十多年来，关于贝利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他是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也有人认为他是斯大林去世后首倡改革的人，有人赞赏他放手东德的立场；有人说贝利亚是在被捕的当天在家中被打死的，也有人说他是在经过审判后被处死的，甚至还有传言说贝利亚逃到拉丁美洲藏了起来；有人说贝利亚见斯大林病倒而不施救，加速了斯大林的死亡，有人认为斯大林就是被他毒死的。不管贝利亚身上有多少谜团，他都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

1899年3月30日贝利亚生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附近的一座小镇，父母均为贫苦农民。1915年他中学毕业来到巴库进入中等技术学院学习，靠自己打工上学，到17岁时他已经可以养活母亲和聋哑的妹妹，把她们接到自己身边。从1919年3月到1920年4月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建立，贝利亚不定期地领导技术人员的共产党组织。1919年贝利亚顺利从技术学院毕业，拿到了建筑设计技术文凭。贝利亚想进入综合技术学院继续学习，但被派到格鲁吉亚组织反孟什维克政府的武装起义，被捕并被关进了监狱。1920年8月贝利亚返回巴库并进入综合技术学院继续学习。

1921年4月贝利亚被党派去做肃反工作，他为人精明、智力超群，在肃反和情报部门的工作表现出色。1923年，国家政治保卫局通令表彰了他，还奖给他一件武器。贝利亚晋升很快，1922年成为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副主任，担任此职的十年期间，积极参加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大清洗，数十万知识分子和各种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成员身受其害。1931年，贝利亚一跃而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年仅32岁。

贝利亚被提升到高位与斯大林直接相关。1931年夏天，斯大林到外高加索休养，贝利亚负责警卫工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斯大林与之多次交谈，认定他是可用之人。1931年9月、10月，斯大林突然提出任命贝利亚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当时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多数成员反对，斯大林坚持任命。过了两三个月，斯大林又任命贝利亚为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

贝利亚在格鲁吉亚时“表现为目无法纪，为所欲为和残酷对待被捕者”，但受到斯大林的赏识。

1938年7月被斯大林从格鲁吉亚调至莫斯科，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副职。11月25日，贝利亚接替叶若夫成了新一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对斯大林选中贝利亚的原因作过如下解释：“首先，这个相对年轻的人具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其次，他将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全部命令，即唯命是从；再次，斯大林客观估计那一时期围绕党和他这个党魁个人所形成的紧张局势，对他的路线，尤其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不满情绪，就是在他周围最近的圈子里也能感觉得到。”“斯大林明白……必须有一个人，这个人要在有效监督之下来使党的制度所制造的镇压机器停下来，这个人就是我父亲。总之，那一时期父亲使斯大林完全满意。”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斯大林无限信任贝利亚是因为他救过斯大林的命。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在裹扎湖休假期间。当时曾有人猜测，谋杀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结果造成对一些“化装人”的流血镇压，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多疑症。于是，这场闹剧被冠之为“英雄行为”，成为贝利亚非凡仕途中的一块奠基石。

在贝利亚上任前，斯大林就开始为大清洗刹车，贝利亚实际上就是来执行斯大林这一指示的。1938年1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决议”一方面强调在苏联清除各类反动分子的斗争远未结束，另一方面又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进行的粉碎和消灭敌对分子的大规模的行动，都是采用了最简单的侦讯和审判办法，这不能不导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

为了在本部门系统贯彻中央11月17日的决议，贝利亚上任第二天便签署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纠正谍报—情报工作的命令》。该命令的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集体逮捕的做法，逮捕只能按单个方式进行，对每个被捕者都要做出专门决议，其中要详细具体地阐明必须实施逮捕的根据，且实施逮捕应预先征得检察长同意；对人员拘留应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施，并在48小时之内办理逮捕手续或释放被拘者；取消延长被流放人员的流放期限和集中营被关押人员的拘押期限的做法，服刑期满人员应予释放。

此后，大规模清洗平息下来了。赫鲁晓夫常听贝利亚说：“这里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停止它，免得太迟了。”

贝利亚上任后，“大规模的镇压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已经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而这些案件本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开始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各州和边疆区都成立了由检察院检察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专门平反小组，其中有些地方的平反力度还较大，如罗斯托夫州就释放了60%的被捕者和在押犯。从劳改营、教养院分别释放了22.36万人和10.38万人，从1938年底到卫国战争爆发前释放了四分之一被捕的军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苏军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等人。一些科学家也被平反了，如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许多党、苏维埃和共青团的干部也得以平反。

但镇压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戈洛晓金就是这一时期被捕和被杀的，只不过规模小了。在叶若夫时期被捕或被判极刑的重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贝利亚时期得到了执行，其中包括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丘巴尔、政治局委员柯秀尔、莫斯科市委书记科雷特内等人。苏联元帅布留赫尔的妻子在谈到贝利亚第一次审讯她，给她留下的印象时说：“他非常高傲自大，不是在看人，而好像是在观察人，就像用放大镜观察小昆虫一样。他的外表令人厌恶，令备受其害的人们感到无比阴森可怖。”

贝利亚还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清洗，1939年开除7372人，更换了四分之三的领导干部，急剧缩减国家安全机关中的犹太人，剔除了波兰族、拉脱维亚族、德意志族干部。1939年春，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从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转向与德国联合，1939年5月4日，一直谋求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被解职，厄运随之降临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李维诺夫的几位副手遭到了枪决，各处处长几乎全被免职，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驻外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共有2500人遭到镇压。1940年贝利亚还派人对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实施暗杀（见《托洛茨基被刺案真相》）。

因斯大林对这位新的内务人民委员比较满意，贝利亚被授予一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在1939年苏共十八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贝利亚同时还兼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情报工作由他负责。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称部长会议副主席），随后进入国防委员会，负责监督飞机、坦克、武器、弹药的生产。

卫国战争爆发后，贝利亚曾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两次去高加索前线扭转那里的战局。由于贝利亚对战争胜利的贡献，1945年被授予元帅称号，还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及一系列勋章、奖章。1946年3月成为政治局委员。战后任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

贝利亚对苏联研制原子弹和氢弹做出巨大贡献，他领导苏联情报机关从国外获取原子弹研制的机密，并负责原料铀的开发。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为此联共（布）中央和部长会议专门嘉奖贝利亚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也有人把贝利亚称为“苏联原子弹之父”。贝利亚继续负责主抓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结果比美国早一年研制出来，为苏联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军事保障。

“二战”后，斯大林对贝利亚日益增长的权势有了一定的戒心，1945年12月，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改由梅尔库洛夫担任。但斯大林还是倚重贝利亚的，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经常参加他的家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在1953年3月5日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实际上由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掌握着实权。会议开始，贝利亚立即提议由马林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提议贝利亚当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他还提议把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一个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的职务，以便他能集中精力抓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成了布尔加宁的副手。

斯大林逝世后，熟知苏联国内外局势的贝利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大胆举措和提案，成为尝试改革的先行者。从斯大林逝世至6月26日被突然逮捕的一百多天里，贝利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提案，其中涉及平反冤假错案、健全法律保护制度、完善民族政策、缓和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并亲自主抓落实一些议案，诸如平反冤假错案、释放了约有半数的劳改营里的囚犯，纠正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西乌克兰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民族政策，等等。

贝利亚是第一个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人。5月9日，在贝利亚的坚持下，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今后国家节日期间禁止在企业、机关和单位的建筑物上悬挂已故和现任领导人的肖像，也不得在游行时高举他们的肖像。贝利亚认为最高权力重心应集中到政府，即苏联部长会议，党的作用只应在党内进行宣传鼓动，而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应该由苏联部长会议及相应的部决定。

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就着手法制建设，平反冤假错案，1953年4月4日，贝利亚签署了《关于禁止对犯人实行逼供和体罚的命令》；同日，《真理报》刊登了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见《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平反的通告。五天后，苏共中央在贝利亚的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属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

贝利亚发起组织了苏联1953年的大赦，从集中营和流放地释放了大批被判刑的轻微罪犯、儿童和妇女，社会的紧张气氛得到缓和。贝利亚认为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有自己的农业传统和特点，不能搞集体农庄。贝利亚主张在民族关系上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多用地方民族干部，不要到处派俄罗斯族干部当第一把手。

贝利亚主张缩减军费，多发展经济。他提议修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起草了致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件。

贝利亚提出改变对德政策，乌布利希体制推行硬性工业化、强制集体化和粗暴的反宗教运动，其结果是两年来至少有50万东部德国人逃往西德。贝利亚认为在东德缺乏搞社会主义的条件，东德与西德长期分裂对苏不利，苏联长期在那里驻军花费太大。他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并倡议实行两德统一，建立一个统一和中立、对苏友好的德意志国家。

1953年，贝利亚只有54岁，正当他精力充沛地纠正斯大林时期的错误，想大干一场时，却被赫鲁晓夫等人用非常规的手段拉下了马，跌落下来，并丢了性命。

斯大林突然去世，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马林科夫被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他长期从事党的工作，是个精明干练的党务工作者，但他对管理政府没有经验，更缺乏战略决策力，实权实际上在贝利亚手中。在苏联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只有马林科夫与贝利亚关系亲密，“二战”后初期，马林科夫一度被斯大林赶出中央书记处，并被派到中亚这个偏远地区，是贝利亚伸出援助之手使马林科夫重返莫斯科，重新得到斯大林的宠信，马林科夫因此与贝利亚成了好朋友。

党内其他领导人，十分害怕最高权力会落入贝利亚之手，赫鲁晓夫更是把他看成对自己最大的威胁。

1953年6月17日柏林工人上街抗议政府提高生产定额，贝利亚去化解危机，赫鲁晓夫则借机在莫斯科加紧活动，争取到了党内高层对清除贝利亚的认可。由于内务部是在贝利亚控制之下，他们不会动手去逮捕自己的上司。赫鲁晓夫只能求助于军队，他得到了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的支持，经布尔加宁批准，国防军将帅可以携带武器出入克里姆林宫，两个国防军师团被调入莫斯科市区，朱可夫和莫斯科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等11位将帅负责逮捕贝利亚。

一切安排停当，1953年6月26日，苏联的高层领导接到召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联席会议”的通知，赶往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衣袋里放着一把手枪，贝利亚拿着个公文包赶到会场，他把公文包放到桌面上，坐在了赫鲁晓夫右侧的座位上。其他人也陆续到齐，会议室隔壁房间坐着荷枪实弹、严阵以待的将帅们。马林科夫宣布“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开始，赫鲁晓夫要求首先发言，提出“本次会议讨论贝利亚问题”。

赫鲁晓夫回顾了1939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格里高里·卡明斯基曾在会上揭发贝利亚担任巴库党组织书记时曾为穆沙瓦特派的反谍报机关服务，因而也是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卡明斯基像其他许多中央委员一样遭到逮捕和枪决。这些事实说明贝利亚在1918年时是一个反党分子。赫鲁晓夫还指责贝利亚在内务部任人唯亲，只提拔格鲁吉亚同乡，他还在苏联各民族间制造分裂。赫鲁晓夫最后说：贝利亚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钻进党内的野心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所能做得出的。

继赫鲁晓夫之后，布尔加宁要求发言，他讲了大意相同的话。赫鲁晓夫提议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以及其他一切职务，马林科夫忘记让大家表决，就给信号让军人们进来。朱可夫第一个破门而入，莫斯卡连科等人也随即进来，马林科夫命令朱可夫：“我以部长会议主席名义，要求你把贝利亚看起来，以便对他的罪行进行审查。”

贝利亚在严密监护下，被推上汽车，押到莫斯卡连科司令部的一个戒备森严、日夜防守不殆的防空隐蔽所里。为防止内务部营救贝利亚或发生叛乱，布尔加宁、朱可夫加紧行动，一个营的海军边防警卫部队被紧急调至莫斯科，防守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卫兵也被撤换，内务部办公大楼被封锁。贝利亚的亲信和党羽被搜捕，几十名内务部高级官员和内务部直属各师指挥官被捕，负隅顽抗者立即被击毙，内务部迅速失去了反抗能力。

7月2日到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向中央委员们通报了贝利亚的反党反国家罪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将贝利亚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经赫鲁晓夫推荐，鲁金科担任了总检察长，负责审讯贝利亚。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剥夺贝利亚全权代表的决议。

1953年12月18日开始了为期六天的针对贝利亚的诉讼程序，完全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进行：没有旁听者，没有陪审员，不能上诉，判决立即生效。12月23日，经苏联最高法院秘密审理，确认贝利亚犯有如下罪行：一、背叛祖国，组织一帮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叛国阴谋分子，企图“利用内务部的机构来反对党和政府，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权力，瓦解工农苏维埃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二、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即同“外国情报机关建立了秘密联系”。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靠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加紧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活动，以实现其反苏叛国的阴谋。三、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四、对忠实于共产党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政治活动家进行恐吓和迫害，并在1919年破坏巴库工人革命运动。

判处贝利亚死刑并立即执行，同贝利亚一起被处死的还有其他六名共犯。

应该说这种审判与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对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审判无异，强加给他的叛国和间谍的罪名很难成立。不管贝利亚早期做过什么，他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为国家做过不少事，特别是组织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他实际上是苏共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贝利亚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包括其年迈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在内的20余人被逮捕，9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把贝利亚的亲属迁出格鲁吉亚的决议。

对于贝利亚的死，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贝利亚儿子说，贝利亚是在1953年6月26日在自己家中被打死的：人们在那里听到了枪声，看到了贝利亚办公室被打碎的窗玻璃，看到了被用担架匆忙抬走的一个人，此后无论是他的下属还是“法官”，都没见过活着的贝利亚。当时坐在法庭上的是贝利亚的替身。

从贝利亚一生的活动看，他做过斯大林大清洗的帮凶，也为斯大林大清洗刹车做了很多工作，还是斯大林去世后首倡改革的人。贝利亚还长期被当成苏共错误的替罪羊，如两万多波兰军官被杀（见《卡廷惨案：最机密的屠杀》），长期认为是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实际上贝利亚不同意对波兰军官“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斯大林作此决定可能受了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的影响，执行政治局决议的任务也是由伏罗希洛夫、苏联红军完成的。还有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问题，赫鲁晓夫说这完全是贝利亚挑唆的，但并不被铁托接受（见《铁托与斯大林的恩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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