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名作欣赏杂志社”公众号，原载《名作欣赏》2022年3月刊。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20 世纪60 年代初，董乃斌先生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被选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留在文学所古代组，由钱锺书先生指导学业。文学所在60 年代初以编撰中国文学史而享誉学界，曾组织编撰过各种文学史或文学史性质的论著。董先生甫一入职，就参与古代组《文学史话》项目。文学所的业务环境，使得文学史始终是董先生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在一次访谈中，董乃斌先生称自己学术研究的核心就是文学史学，良非虚言。
从董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程来看，他的文学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由之而到断代文体专史、文学专史的撰述；第二阶段是文学史的学术史及文学史撰述方法、理论研究；第三阶段是文学叙事传统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是董先生文学史学的基础。董先生初以研治唐代诗文、小说名世，尤精于中晚唐，在李商隐、杜牧、许浑等中晚唐诗人以及唐代传奇小说等领域卓有建树。董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既能继承传统经史考据之学，又能与时俱进，吸收新的文艺思想和研究方法。如其对李商隐生平家世的考辨，对晚唐诗人许浑生平的考索，就显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底与精审的考证水平。然而，董先生显然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继承传统治学方法，他有浓厚的理论兴趣，也有高超的理论水平，更有当代学人的使命自觉，因此，新的方法、视野，新的思考和治学路径，潜根伏脉，早隐含在他的唐代诗人、小说的研究之中。
董先生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在以大量的文献考据厘清商隐生平交游之后，聚焦于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除了文本笺释、审美感悟等传统的诗文释证，还吸收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思想和成果，应用范式论、系统论等思维方法，破译李商隐的心灵密码，这本书将传统与现代治学方法相结合，融汇旧学与新知，给李商隐研究带来质的突破。董先生还将李商隐和现代诗人相联系，从诗歌意象、审美特征、诗人个性气质等方面，考察诸多现代诗大家如戴望舒、废名、何其芳等与李商隐的紧密关联，这种打通古今的眼光和气魄，为李商隐研究开辟了新的气象，也为其他类似古典诗人的研究，探索出新的路径。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是董先生研究小说这一叙事文体的力作。该书从人类叙事需要、叙事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入手，将小说与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紧密结合，从根源上探究小说这一文体的产生和发展。其眼光之敏锐深刻，思路之开阔深远，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董乃斌先生治学门径广大，他和程蔷先生合作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对唐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做了广泛的探索，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信实而又极其丰富、广大的文化背景。董先生还将文学创作、传记写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如其李商隐研究，既有学术专著，又有传记和小说。这有助于进入李商隐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将其当成促膝共话的身边人。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是感性而灵动的生命和灵魂，董先生通过文学写作，获得对诗人的共情和同情，他的李商隐研究，就有一种特有的体贴和温情，令人动容。
如果说唐代诗文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而和其他专家合作的《唐代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唐代卷》等断代文学史，则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总貌的通盘把握。先生曾撰文论述“文学史无限论”，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作家、作品、文体、文献等，都具有文学史的属性，都是文学史著述的某种类型或形式。不过，文学史尽管“无限”，却并非所有著述都称得上“史”。必得有史家的襟怀和视野，有对纷繁的文学现象的透彻把握和精确提炼，并能在撰述中体现出高超的史观、史识。董先生的著述和学问，具有文学史家的气质，首先在于他有一代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甘亦步亦趋，而是要做出有个性有特色的一代人的学问；其次是敏锐的眼光，精辟而独到的见识，是他的理论自觉。有了理论的观照，纷繁的史料才会呈现出规律，才能被测出深度和广度。
在唐代诗文研究和断代文学史撰述之后，董先生的文学史学进入第二阶段，即文学史的学术史和文学史理论研究。他先后主持“中国文学史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等国家社科项目，主编出版《中国文学史学史》（三卷本）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第一次系统清理了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脉络，论述了文学史的规律、范式、形态等问题，论证了史料、史观、史纂之间的关系，总结并规范了文学史著述的诸要素，为文学史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和拓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独立而富有个性的理论系统，是衡量文学史家的重要指标。董先生文学史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学史家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
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首先是董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发现的真实存在的文学传统。董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既涉及抒情性较强的诗歌，又涉及传奇小说等叙事性文体。诗歌的抒情，离不开叙事；而传奇等叙事文体，也不排斥，甚至非常重视诗笔和抒情。叙事、抒情两大传统，在各类文体中互融互渗，博弈共进，贯穿了中国文学史的始终，乃至成为文学史演进的基本动因。不过，促使董先生将这一发现拓展深化，并以之来重新构筑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直接诱因是旅美学者陈世骧先生“中国文学主要是一个抒情传统”的说法。
陈世骧用“抒情传统”来概括中国文学传统，自有其合理性。中国文学以诗歌最为发达，而诗歌被认为是最富抒情性的文体；古典诗学批评在形式与语言上的诗意化特征，以及感悟、性灵、情韵、意境等诗学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陈的“抒情传统”说有呼应。然而，陈的“抒情传统说”，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渗透着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学史的总结，不如说是其文学理想的描述。推向极致，就有以偏概全之弊，与抒情并列的叙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一点也不“次要”啊。以诗歌而论，叙事诗蔚为大观；即以抒情诗论，其间的叙事因素亦不容忽视。因此，陈世骧的说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史论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宜作为讨论中国文学史的当然结论。传统诗歌批评本有偏于“务虚”之弊，“抒情传统”独尊，迎合并助长了古典诗学批评过于感性、随意的一面，使得中国诗学的面目比较固化，阻碍了我们从更多的面向、更深的层次去认识中国诗歌，不利于中国诗学批评及诗歌创作的转型和拓展。
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为凸显。董乃斌先生率领其学术团队，首先完成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后在中华书局以同名著作出版。该书对中国文学中各类文体中的叙事传统，做了系统的梳理，以充分的文学史事实证明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存在。该书还进一步描绘了叙事传统在各类文体中的演变情况，总结其表现和特征，并予以理论的提炼。在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做了宏观上的梳理和观照之后，董先生及其学术团队，投入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的工作中，这是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细化和深化。诗歌多被看成是抒情性文体，抒情传统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国诗歌的高度繁荣。因此，诗歌的叙事传统如能得到可靠而清晰、深刻的描述，则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也就有了更为牢靠和坚实的基础。
中国诗歌叙事传统源远流长，不仅在于历代都有数量丰富、质量上乘的叙事诗，还在于叙事是诗歌中普遍存在的要素。诗歌的叙事要素既包括笔法、章法、修辞，还包括诗学观念上的写实性、现实性及“诗史”精神等。传统诗论中，“言有序”“言有物”“诗史”“六义”“美刺”等，也都在不同的层面包含着叙事的因素和精神。叙事传统是诗歌史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诗歌叙事传统研究，既要考察叙事诗的叙事，也要考察非叙事诗、抒情诗的叙事问题，而在目前则要重点考察抒情诗的叙事问题。因为论述抒情诗的叙事，分析、揭示抒叙两种手法在抒情诗里的复杂关系，最能说明诗歌中抒叙两大传统同源共生、互惠博弈的现象，体现中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史在抒叙双轨上并肩同进的特色。这也是对“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这种说法最直接而切实的纠正。
董乃斌先生组织、擘画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和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等国家级课题，亲力亲为投身到课题的具体研究之中。此间，他写过多篇重要论文，既有对文学史两大传统的宏观梳理，有对叙事传统构成诸要素的专题辨析，又有对《诗经》《古诗十九首》、唐诗乃至民间竹枝词等具案的深入研究，还将视角延伸到古典文论，系统考察了《文心雕龙》《诗品》《史通》《艺概》《文史通义》等文史理论著作中的叙事批评，对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及关键问题，做了全方位的爬梳和清理。
董乃斌先生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围绕诗歌叙事传统所发表的系列论文、专著，逐渐形成较为成型的文学史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诗歌叙事传统的演变史，诗歌史演变的动因、模式、形态，诗学观，诗歌写作学、批评学、接受学，等等，既有宏观层面的叙事传统诗史，也有具体的诗歌叙事批评，还有概念的归纳和理论的总结，是一个具有实践性的理论体系。
诗歌史方面，着眼于叙事的表现形态及其演变轨迹，董先生的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课题将诗史分为五大阶段考察：第一段先秦两汉时期，是叙事元素孕育与诗歌叙事传统之发生；第二段从汉魏至中唐时期，是叙事能量蕴蓄与诗歌叙事传统之生长；第三段从中晚唐至宋金时期，是叙事功能增强与诗歌叙事传统之完型；第四段为元明清时期，是叙事场域拓展与诗歌叙事传统之繁衍；第五段是近现代诗歌叙事，在语言、文体的文白演变中，叙事观念因革，诗歌叙事传统的新变和发展。对每一个阶段的研究，均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客观的史的描述；二是表象下的背景、因缘、源流等方面的逻辑推论；三是艺术分析，包括叙事传统内含的思想观念、其他文体对诗歌叙事的渗透、叙事型诗歌的叙事性问题、非叙事型诗歌的叙事因素及其所体现的叙事精神，等等。在叙事传统的描述和分析中，抒情传统始终是既定的、同等重要的存在，其中贯彻着这样的学术理念：叙事与抒情互惠博弈，是文学史演进的基本动因，也是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姿态。
在上述五大阶段诗歌史的分述与梳理之中，叙事、抒情的博弈、互动，作为诗歌史演变的动力，得到揭示，诗歌史的脉络、贯穿线等，也有清晰的呈现。而在对诗歌的文本分析和艺术批评中，涉及诗学观、创作方法，在艺术批评中也包含着文学史、批评史的研究范式等问题。这些问题以“传统”“事”“叙事”“叙述”“诗史”“叙事修辞”“叙事伦理”等核心概念来展开、发散，涵盖了从诗歌史、诗歌美学、叙事理论、诗歌批评等各个层次，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线到面，自然形成内在结构完整、体系严密的诗学理论或诗学批评体系。
董乃斌先生的思考，围绕着诗歌叙事与诗歌史的关系，着眼于对诗歌史的再阐释，有其现实的关怀和指向。这关怀一是以叙事传统研究之实，矫正诗歌批评中玄虚、神秘的风气，以期对诗歌写作有切实的指导。二是在应用叙事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理论，深化本土诗歌研究，打破传统研究的瓶颈，拓展新的学术空间。同时，也是以本土的文学写作经验，弥补建立在西方文学经验上的叙事学的欠缺，建构基于本土文学实践的中国诗歌叙事学，为国际学术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
董乃斌先生好学深思，在学术研究中，既有坚定的信念，又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因此，其在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中所建构的文学史学体系，既有严密的逻辑学理，又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既有穷根究底的透彻，又有转益多方的通达，突出彰显了先生鲜明的学术个性。诗歌叙事传统的提出及相关文学史学的体系建构，对重新认识、理解中国诗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通过叙事传统的发掘，矫正抒情传统独大的偏颇。叙事传统的提出，不是要否定抒情传统，而是主张以两大传统作为文学史的贯穿线，考察二者的博弈互动与文学史演进的关系；其二，叙事传统，包含了中国文学极其重要的观念和精神。诸如文学的经世致用、诗歌的“诗史”精神，等等，认识中国文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三，发掘古典文学中的叙事理论及批评，并借助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古典文学中的叙事因素，尤其是将诗歌中的事与叙事，作为重点来关注。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剖诗歌写作的奥秘，将对文学性的研究落到实处。其四，修正、弥补传统诗学中过于主观和随性的感悟式批评的弊端，借鉴包括叙事学在内的人类文艺理论成果，探绎并解析感悟式批评玄虚神秘的美学密码，使之脱虚向实，揭开神秘的面纱；其五，叙事传统对诗文写作在方法和技艺上的解密，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可资借鉴、模拟的范式，嫁接古今文学，使古典文学焕发生机。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董乃斌先生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也许还有诸多不周之处，其有效性与可靠性，也需要在文学史撰述和批评中做进一步的验证。然而，董先生及其团队，不甘学术研究只是量的积累，而是抱有一代学者强烈的使命感，勇于突破既往古典文学的研究瓶颈，其推进学术的现代化、国际化的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钦佩和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