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开始推行“燃油税改革”,并以此取消了养路费,新增税收收入以转移支付方式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道路的养护。
普通公路因此逐渐被视为公共产品,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
为了规避通行费,许多习惯于精打细算、寻求经济出行方式的人,乃至一些中小企业出于节约成本的考量,都倾向于选择国道,即便这意味着行程时间的延长。然而,面对不断增加的养护资金压力,现在有些地方重新开始对国道进行收费。
8月26日,一则“济南黄河大桥设置收费站”的消息引起市民热议,而且收费期限长达25年,让不少市民感到很困惑。
但事实上,近几年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地方的国道已经恢复了收费。
在停止十五年后,顶着重复收费的嫌疑而重启国道收费,无他,地方政府缺钱了。
当来自土地财政的收入锐减,为了增加收入,很多地方政府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风云变幻,很多城市仿佛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战争的后果,则是财政的困难。
曾经,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如疯狂的野兽般狂奔,迅速崛起着高楼大厦成了繁荣的象征。相应地,很多三四线城市都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之高令人愕然。根据Wind数据显示,2022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4%,而三四线城市这一占比普遍超过50%。譬如,西宁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为150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2%。当然,新一线城市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卖地大户杭州,2017年的土地出让金高达2190亿元,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多出600亿。而自2014年到2017年,杭州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也从85%一路涨到了140%。如今,随着楼市持续疲弱,土地出让金收入也自然一路下滑。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今年1-7月份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7763亿元,同比下降22.3%。众所周知,土地财政对于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应对各类支出,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土地财政的收入锐减,即便地方政府想要补贴公共事务,也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一些地方甚至连公交车运营都维持不下去。类似的案例还有,高铁票价开始涨了,因为之前有些高铁线路长期亏损,是靠财政补贴才能维持运营,现在补贴不起了。一些地方开始精简公务员人数。山西早在2020年就开启了针对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河南在今年4月也开启了机构改革,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的事业单位。在2022年,乐山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48亿,但支出却高达315.12亿,而地方债务余额为643亿元,因为这一年乐山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只有15.86亿,而2021年乐山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为95.34亿。这个雪崩式的降幅,逼得乐山欲哭无泪,使出了拍卖乐山大佛的混招。乐山的情状,就是土地财政断炊之后,地方政府面临严峻的债务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很多地方政府都加大盘活存量资产资源以增收。现在,三四线城市在化解债务,处置资产时,“砸锅卖铁”成为一个高频词。今年7月,宁夏的永宁县出台了一份安置房闲置资产处理方案。这份文件提到,“为深入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快推进我县债务化解,砸锅卖铁、全力以赴、用尽全力、穷尽办法做好资产处置变现化解债务工作。”此外,青海的海东市在盘点一季度经济发展情况时,提到“以砸锅卖铁的决心化解债务6.33亿,化债率为10.4%”;泉州市泉港区为了研究“砸锅卖铁”处置资产化解债务风险方案、强化预算管理坚持过紧日子,召开了第37次常务会议就连重庆披露的发改委2023年工作情况报告中也提到,会同市级相关部门编制“砸锅卖铁”盘活变现资产资源方案。而且,今年重庆同样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显然,当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之时,三四五线城市的政府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压力。面对日益加重的地方债务负担,政府无法逃避或废除这些债务,只能艰难地承担下来。错就错在押在楼市上的宝太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这些城市如今只能想方设法地在各个地方找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