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壮：通达的赛道与饥渴的油——2024年诗歌综述

通达的赛道与饥渴的油

——2024年诗歌综述

李 壮

必须承认，每一年诗歌综述的撰写，都是一件令我十分头大的工作。这与当下中国诗歌现场状况乃至诗歌文体的基本规律有关：如果以年为尺度，我们所观测到的诗歌发展特征，往往是“散点”和“渐变”的。所谓“散点”，是说构成诗歌现场图景的基本文本单元是很小的：最主要的构成分子是一首首诗、一组组诗，这些成果可谓海量，但如若掰开来单独打量，其个体体量又都难称巨大；因此，不同于长篇小说等领域，诗歌上想要靠一系列单篇新作来总览全年，显然十分困难——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情况实不多见，不然我们的年度综述会好写很多。而所谓“渐变”，是说当下中国诗歌大致处在一种“平稳的繁荣”之中，个体的创作在累积着演进，总体的风貌在微调中平衡，断裂性的诗学变革久未出现，爆点性的诗歌事件也并非年年都有。总体来看，平滑的转色居多、陡然的变调少见，诗歌发展状况从十年尺度上看或有颇多不同，但前一年与后一年之间区分则未必明显。

于是，如同在公路上行车，道路是通畅乃至通达的，驾驶是顺利且娴熟的，车窗外的风景不错，投来目光的行人似乎也在变多，但总感觉还有些能量无从爆发，我们仍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一种必然的理由，去轰一脚响亮的油门，做一次久违的——或许也藏着些许不确定性的——飙车加速。这是2024年诗歌现场带给我的直观感受，大概也关联着中国诗歌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情形。

因此，在今年综述的开篇，我想先提及一篇理论性文章，那就是青年评论家贾想分析《诗刊》改版的长文《新〈诗刊〉为何要发一篇“旧文章”》（《文艺报》2024年4月8日）。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作“点”，引出对年度诗坛之“面”的观测，是因为这篇文章身上有几方面要素，能勾连起当下诗歌现场的核心关切。其一，是诗歌行动。2024年作为诗歌“国刊”的《诗刊》进行大改版，从上下两册合为体量更大的单本、系统性重新规划栏目设置，显然是引起诗歌界高度关注的行动，它“透露出诸多新鲜而意味深长的信息”，“关乎一本传统诗歌刊物向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性思考与全方位实践”。这无疑是2024年诗歌界引人瞩目的事件，因为“诗歌刊物怎么办”的问题，自然牵动着“诗歌发展怎么走”。其二，是诗歌语态。这篇文章有一处很值得注意的信息点，就在题目上：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网感”的题目，虽然文章内容本身是严肃、综合、具有学理性的，但其题目却优先亮出了高度具体、日常的话题发起点，显示出活泼的“交互性”和鲜明的“对话感”——换言之，它给出的姿态乃至信号在于，我们要学会用更具弹性的表达语态，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这不仅仅是“文章怎么写”的问题，更涉及到诗歌创作生产传播全链条上的“语态更新”“姿态进化”。它背后的大问题是，诗歌如何在新的时代信息场上，有效与公共生活对话。其三，是诗歌想象。所谓“旧文章”，是指《诗刊》2024年第1期刊登在“经典诗论”栏目的头条文章——叶嘉莹的《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这篇文章要点有二：一是分析诗歌与时代的深入互动关系，二是论及诗人个体如何“集大成”。这二者都涉及到当下中国诗歌极为核心的想象愿景和现实焦虑：我们时代的“大诗人”在何处？面对“有内力、缺爆点”的现状，诗歌写作该如何“破局”？文章还分析了百年新诗系统内部的“五对矛盾力量”，进而提及当下新诗领域的“内耗型系统”尤其是“内循环”问题，以及打破僵局、兑现想象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我们大概都能隐约感受到，当下新诗在历经一系列“回暖”和“热度”、积累了繁荣自信之余，也依然存在某种巨大的“滑翔惯性”，成就背后有不满和焦虑，通畅驾驶的背后也存在着“能量的不充分燃烧”。因此有必要建构一种新的诗歌想象、诗歌意识、诗歌激情：它来自于燃油的饥渴，期盼用更新形态的燃烧，带我们去看更阔大的风景。

“燃油”的问题比较根本、也相对务虚，在这里权且作为“起兴”的引子亮出。实质性的盘点，还是要从“赛道”（版块、路径）的层面具体展开。可供梳理的第一条“赛道”线索，是年龄的赛道。

“双子座文丛”·第三辑，高兴主编，漓江出版社

当下中国诗坛一道典型且醒目的景观，就是成熟诗人多代际在场，且持续保持活跃。2024年，重要诗人和诗坛中坚力量继续展现能量，新的作品层出不穷。比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诗收获诗库”（吉狄马加《群山的影子》、雷平阳《夜伐与虚构》、张执浩《咏春调》、津渡《苔藓与童话》），由高兴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双子座文丛”第三辑（谢冕《以诗为梦》、华清《蜂拥而至》、何向阳《提灯而行》、敬文东《一切轻薄如纸》、戴潍娜《以万物为情人》），韩东主编、时隔20多年后重新“复活”的“年代诗丛”第三辑，以及由磨铁推出的“中国桂冠诗丛·第四辑”（作者为四位“70后”女诗人，即西娃《熬镜子》、宇向《朝向圣洁的一面》、巫昂《凡是我所爱的人》、尹丽川《混蛋的好心》）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推出《灰娃诗全编》，这位年近百岁的传奇女诗人在2025年初离开了我们。林莽出版诗集《满月金黄 悬于静水之上》，收录66首十四行诗，创作跨度长达32年。李元胜《渡过自己的海底》收录近年新作，胡弦《猜中一棵树》聚焦人与自然邂逅主题，叶舟《江山北望》勘探河西走廊，古马《河西长歌》同样注视西北大地的图景。沈苇推出《论诗·二集》，《诗刊》社与中国言实出版社打造的“新时代诗库”也继续推出牛庆国《哦，黄河》等新诗集。值得注意的是，身份的增重和技艺的成熟，并不必然导致创作的定型。一个例子是在2024年初上市（2023年12月出版）的西川《巨兽》，这本诗集收录了作者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品，尤其是收录了近年来大量实验性的“转型之作”，从中可看出诗人在题材、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线性演进和巨大变化，“自我迭代”的景观颇可玩味。另一个例子是2025年第1期《扬子江诗刊》头条刊发的何向阳长诗《碧色》，与以往的短诗写作有了差异，细腻的女性感知力背后明显增添了阳刚与阔大之气。成熟诗人的“新出发”与“再生长”，是近年诗坛值得关注的景象。

2024年10月23日，“青春回眸•青春诗会四十届庆典”开幕式暨“青春四十届•致敬诗歌和青春”座谈会在郑州举行

同时，青年诗歌力量广泛崛起，在2024年继续贡献“高光时刻”。2024年，《诗刊》社“青春诗会”迎来第四十届。“青春回眸·青春诗会四十届庆典”系列活动于河南郑州、开封、安阳三地举行，年底《诗刊》社又在广东惠州举办了“青春诗会四十届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从“朦胧诗”一代到新时代青年诗人，历届“青春诗会”优秀代表的同框出现，构成了超越年龄的共同体，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新诗的传承脉络，在历时性回顾中也凝缩着当下诗歌现场的共时性图景。青春与诗的结合，不仅跨越生理年龄限囿，也跨越国界民族的区分。2024年，我们见证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的举办。来自金砖十国的72位诗人齐聚中国，参加学术对话、诗歌朗诵会、同写一首诗等一系列活动，引发广泛关注。诗会成果诗集《青春，如风有信》在法兰克福书展首发。2024年，《诗刊》还启动了“我与‘青春诗会’”故事征集。另一家青年诗人培养重镇《星星》诗刊则推出了“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专辑”，邀请茱萸等历届营员代表，讲述自己从校园诗人成长为诗坛重要新生力量的故事。总体看，各大诗歌刊物平台对诗坛新力量的推举愈发有力，在此不妨引用王士强在《现状、问题与挑战》一文中的梳理：“各诗歌刊物都很重视青年诗歌群体，《诗刊》有‘后浪新声’栏目，《扬子江诗刊》有‘新星座’‘青春散板’，《星星》有‘星青年’‘校园榜’，《草堂》有‘青年诗人6家’，《诗歌月刊》有‘新青年’……可以看出，各大刊物都很注重对青年诗歌力量的‘争夺’”，或可补充的，还有《扬子江诗刊》带有“今昔对照”意识的“80后诗歌大展”栏目，以及《北京文学》的“星群”栏目。

年龄问题，指向生命进程维度上的纵向赛道。身份问题，则是社会结构维度上的横向赛道。后一赛道的存在感，近年来愈发获得凸显。

《低处飞行》，王计兵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2月

过去一年中，一个醒目的现象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诗歌创作者高度活跃，贡献出的作品不仅量大，而且质量不断提高。最典型的样本之一是王计兵。王计兵2024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低处飞行》，2025一开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并且继续着自己的“出圈之旅”：他以“外卖诗人”的形象出现在王菲新歌的MV里，并且参加了蛇年央视春晚。陈年喜《炸裂志》、榆木《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等，也是一线劳动者在2024年贡献出的重要诗集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王计兵在2024年第4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组诗歌新作，这组诗里许多作品书写的乃是乡居细节、亲情相处等，并不是局限于狭义的“外卖员故事”，其艺术水准依然比较高。这其实是一种启示：我们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基层行业）诗歌写作能量的关注，不是要靠“身份符号”来追求“注意力效应”，而终究是要落实在文本，强调的是来源不同、但彼此共通的诗歌创造能量的广泛激发。

《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李少君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

与行业领域相关联的诗歌现象，还有“新工业诗歌”热度的持续提升。《诗刊》社继续开展“新工业诗歌”研讨活动，李少君主编的《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出版，收录28位新工业诗人的优秀诗作，是对这一诗歌新现象阶段性成果的系统整理收录。2024年评出的第二届艾青诗歌奖，资深客机驾驶员王峰获得主奖，快递行业管理从业者王二冬获青年诗人奖，两人的诗歌创作都属于“新工业”题材范围。此外，薄暮《冶工记》等诗集的出版，都显示出“新工业诗歌”强劲可持续的作品生产力。

在“行业身份”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媒介身份”。诗歌写作上，传统而经典的“纸质印刷身份”，正在与全新的“网络数字身份”发生更多对话和碰撞。“小红书诗歌”在2024年继续受到关注，并且涌现出更多鲜明的诗人个体，例如焦野绿（2024年出版诗集《我应该，我要，我愿意》和《日子很好，我很我》）、隔花人（2024年出版诗集《带着诗歌上街去》）等。这些诗人的诗作，主打短小精致、贴近生活、轻松有趣，在形制和气质上有些类似数年前在专业诗歌写作领域出现的“截句”诗体，同时又更加年轻化，与网络媒介以及网络话语表述习惯有更深融合。例如，这些诗作大多会鲜明凸显随意感、强调当下流行的“松弛感”，尤其追求“治愈”，甚至焦野绿诗集在宣发上还使用了作者名字的“谐音梗”、亮出了“不蕉绿”（不焦虑）的旗号。同样是从“小红书”爆火的诗人，燕七今年也出版了新诗集《找翅膀的人》。燕七不是狭义上的小红书诗人，也会在传统纸质刊物上发表诗作，2024年她就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组诗，但其精短、治愈、情感化的文本特点，同样说明了“网络爆款”的内在逻辑。这是非常有趣的诗歌现象和创作实践，并且相关作品已在出版战绩上大获成功。诗歌出版人沉河曾在一篇文章中列出具体数据，指出“小红书诗人”的诗集常常可以卖到万册以上甚至十万册量级，“说明了他的诗读的人多”，“而我们平时关注到的诗人，哪怕获得鲁奖的诗人”，他们诗集的销量常常“也只有几千册”（沉河《由一本书谈到“诗学已死”》，见微信公众号“守界园”）。

销量当然不能等同于水准，也不能等同于更长久时段内的“影响力”。但这类写作也的确能给我们带来启发。例如，在尝试了解这几位诗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个“文本周边现象”值得分析。一是“融合性”，这些诗歌文本常与摄影、涂鸦等其他艺术文本有深度结合，并且伴生着现实中的创意性“诗歌行动”。二是“对话性”，这些诗作多有话题感、强调共鸣效果，能引发讨论对话热情；许多读者在小红书或豆瓣上自由自发开贴讨论相关作品，有尖锐的批评、有热心的维护，匿名网友广泛参与诗歌评价，评论水平未必多高，但热情与真实性确实在传统专业领域少见。尤其是其中有些判断标准和评价关键词，也存在着与专业学术话语对话或相互激发的可能性。例如，网友在评价焦野绿、隔花人等人的诗作时，常常用到的一个核心词是“可爱”；那么，“可爱”的概念，在学术话语里对应什么？我们要如何论述当下受众对“可爱”的需求？这些不那么学术的评价语汇背后，其实也都有学术话语的生产契机。总之，这类作品与现象，其实都构成传统诗歌生产的有用“参照系”，在“经典化”“专业化”的重点赛道之外，我们对这类“互联网身份”的诗歌创作实践，确实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关注什么样的文本和对象、以怎样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去关注诗歌新现象、新群体，是实践问题，也是观念问题。因此最后要简单提及的，还有诗歌的观念赛道。

《诗人的诞生》，韩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

例如传播观念。近些年来，诗歌拥抱新媒体进行跨界联合，通过诗电影、纪录片、网络直播对谈等形式进入公众视野，在线上线下举办各类贴近新时代公众文化生活习惯的诗歌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24年，各类诗歌活动继续保持热度，并不断探索新的形式形态。2024年末，由《诗刊》社和“为你读诗”策划发起的“一行诗能使我们沉醉——十大诗刊主编联合直播活动”，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诗歌拥抱数字传媒时代的愿望与实践。同时，诗歌界有意识地“开门、开课”，主动面向更广大的社会读者介绍诗歌之美、交流诗歌艺术。由《青春》杂志社开发的“青春课堂”陆续邀请韩东、胡弦等知名诗人开讲，其中韩东的诗歌课讲稿《诗人的诞生》已于2024年3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南方周末》开发、7位诗人和评论家（欧阳江河、于坚、张执浩、张桃洲、黄梵、西渡、陈先发）主讲的“南方周末诗歌写作课”也于2024年正式上线。这些面向公众、具有较宽社会覆盖面的诗歌普及实践，有助于提升公众对诗歌的兴趣和认知、扩大诗歌的社会影响力。与现代科技结合、推动诗歌作品多形态转化传播，也是当下常见的诗歌实践。2024年长江诗歌出版中心推出“诗歌音乐计划”，将诗歌与AI技术结合，创作出别具特色的诗歌音乐作品，截至目前已发布超过70期。

再如传统意义上的诗学观念。《诗刊》社与《星星》诗刊、《绿风》诗刊在新疆石河子联合举办“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讨会，意在推动诗学观念革新。与会诗人、批评家围绕“中国传统诗脉与当代诗歌的现代化融合”“创作主体的‘人民立场’与构建‘人民诗学’”“打造新时代‘史诗’的难度与可能”“奋斗的诗意与创造的诗意”“‘新时代诗歌’与诗歌刊物如何守正创新”“营建‘生态诗学’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诗译介现状、‘民族性’与‘世界文学’格局”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2023年轰轰烈烈的“未来诗学”讨论在2024年继续推进，并结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文艺争鸣》杂志刊出“九十年代诗歌研究专辑”，刊发张伟栋、李章斌、王东东、张光昕的论文；《东吴学术》也推出了李章斌主持的“九十年代诗歌研究”专辑。同时，与此一讨论相配套的诗歌论坛、诗歌节和“拾壹月诗歌奖”也陆续推出。在这里，向“九十年代诗歌（诗学）”的发难，显示出诗歌和诗学“求变”的迫切要求，可理解为试图重修姜涛曾言及的诗坛“十年变速器”动力装置。当然，在所有热闹的诗学论争面前，我们也依然要有强大的定力甚至警醒，以便随时察觉那些把观念革新矮化为“重分蛋糕”“重拉圈子”的哪怕最细微的风险苗头。

那么，定力来自何处？我想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我们对诗歌——以及诗歌背后的生活——最本真的热情和最本初的爱。有两个例子在此简单提及，权且作为这篇综述的结尾。一是霍俊明2024年编选出版的《夜雨修书》。这本书信集收入诗歌评论家陈超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去世数十年间与近百位朋友的重要书信上百通，这些书信呈现出的是一种私人化的、因而更隐秘也（或许）更真实的文学历史现场，许多细节及观点构成了与现有文学史叙述的极富意味的互文。而在学术价值之外，这本书更加动人也更为本质的力量在于，它重现了一种基本已灭绝的交流方式，以及依托于此方式的那种对诗歌的诚挚热爱。看着当年的诗人们在纸页上长篇累牍、多年如一日地往复谈论专业诗歌问题，那种热情令我们感动，也多少会令我辈省思。二是谢冕先生关于“天真/深刻”的言论。第41届“青春诗会”发布会上，谢冕的“天真说”（从对青年诗人尹东在诗作的认可谈起，相关报道及视频见《诗刊》社公号推文《北大教授谢冕寄语青年诗人：不要深刻，要天真，要纯粹！》）引起诗歌界广泛关注（当然也有争论）。谢冕建议青年诗人回到自然纯粹的状态，“现在诗写得太成熟了……不要一下子追求深刻，要天真，要纯粹”。“成熟”“深刻”与“天真”，在此当然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作解读。我个人的理解是：不要油腻、不要“装”，不要“太会了”。现在的诗歌、乃至现在的文学，“会”的人太多，但最重要的事情首先不是“会”，而是“有”——要真正有感知、有热切、有活生生的痛感和快感，有实实在在的话想要说出来。今天，文学像许多行业一样产能过剩，我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便是，我们在书榜和期刊上看到的，大量是“无话可说”但“特别会写”的作品。那将意味着一代人心灵的枯竭。因此，最根本的，乃是重建我们的生命感受力、重建我们对诗歌的信与爱，重新以赤子的身份及态度站到艺术和语言的面前。这是我们踏上一切“赛道”的前提，也是远远超越于所谓“赛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