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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兽”开始
——读穆旦的诗有感
北塔
一
首先必须声明，我之所以要谈穆旦诗歌中的“野兽”意象，不是因为这个意象在他诗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出现——一共只在《野兽》《在旷野上》《诗八首》《春底降临》和《童年》中出现数次。但是，与这个意象相关的“意”和“象”在他的诗中大量存在，这是由穆旦的创作方法决定的。作为才华卓绝的现代诗人，他不会让某个意象在自己的诗中反反复复、唠唠叨叨地多次出现，他擅长用指代、象征和暗示的法门，来写某个意象。“野兽”在穆旦的思维和诗歌中是一个带有原型色彩的意象，是出发点，也是生长点。
这个意象之所以受到关注，首先是因为穆旦的第一首真正个人独创意义上发轫之作，就题为《野兽》。他自己编选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1945年）是以此诗打头的，杜运燮编选的《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周良沛编选的《穆旦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也都以它开卷。以至于袁可嘉和蓝棣之两位先生都误认为，《野兽》是穆旦最早的作品。敏锐如唐湜也始终抓住这个意象。在穆旦逝世20周年之际，他写下了《穆旦赞（十四行四章）》，其中最后一章的开头说：
呵，穆旦，你可从早年
那歌唱小野兽的爱情年代，
就感到黑夜里野性的呼喊，
那一团猛烈的火焰的大海。
二
穆旦诗歌中的“野兽”充分体现了他从小就形成的反叛意志，是“本我”的隐喻。弗洛伊德将人格划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即“原我”，它由被称为"力比多"（libido）的原始生命本能所构成，是精神结构中最古老的部分，它是生命的核心，是人格中最原始、最生物性的部分。它无条件地按照"快乐原则" 行动，没有道德是非和时空限制，无所顾忌地寻求本能需要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穆旦作为西南联大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应该在那时就知道精神分析学，不过，可能只是知道而已，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没有提到“本我”这个概念。他用的“真正的自我”，如“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 （《听说我老了》）。这样的自我只存在于旷野中，因此，我们说，它具有野兽的特征。弗洛伊德又说，“超我”是来自外在道德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意识状态，它遵循理想原则，自以为是圣人，不仅自己摆脱了野兽的特征，还要控制野兽，或者说别的野性未驯的凡人。因此，“本我”与“超我”经常打架，后者要管前者，而前者总是不服管。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相互敌视。穆旦《三十诞辰有感》一诗曰：“而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这个“我”的含义比较复杂。如果是指“本我”，那么它敌视的是“超我”；如果是指“超我”，那么它敌视的是“本我”。使这一指谓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按照穆旦的语言习惯，被动词前往往省略“被”字，所以，“敌视”也可以理解成“被敌视”，“本我”与“超我”相互敌视，也即相互被敌视。
孙玉石在解释《诗八首》时说，“你的年龄里的小小的野兽，/ 它和青草一样的呼吸”，中的“‘小小的野兽’，是暗示‘你’的爱中萌生的狂热之情，或者说是潜意识中产生的一种爱的冲动”。笔者以为，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力比多”。关于“青草”的喻意，我们可以借用郑敏的话来解释，即，那是“一股隐藏着的向上突进的生命力。”青草要向上突进，必然会碰到许多阻力和障碍，因此，它也必然要反抗。所以郑敏说：“20岁的肉体要突破禁闭，只有反抗土地花朵才能开在地上。”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自我” 一方面像个方向盘，控制着“本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它会参照现实原则，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实际情况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本我的需要。不过，穆旦的自我似乎没能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不是超我太厉害，而是本我太强大。因此，那头“小小的野兽”不仅在20岁的肉体里，而且在他一生的年龄里始终存在。怪不得有读者感觉到，穆旦“就像一头困在笼中的野兽，被困的绝望与突围的渴望粗暴地折磨着这个焦灼的灵魂。”
三
穆旦学生时代的名篇《野兽》这首诗写于1937年11月，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伟大的艰苦的“抗战”。在一般的语境里，野兽是伤害别人的主体，如在很多时候，我们骂日本侵略军是野兽，因为他们残暴地加害中国人民。但在这首诗里，野兽成了受害者。“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如果说这野兽是中国或中国人民的象征，那么，“谁”指的就是野蛮的侵略者。穆旦没有说作为加害一方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野兽，反而说被害一方的中国人民是野兽。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肯定很难理解，而且很难接受。因为在普通情况下，我们喜欢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民是善类，中国人民的伦理原则是“以和为贵”。事实上，穆旦在野兽身上看到的，或者说肯定了当时中国人因为缺乏而正急需的品质，因此，他正面肯定了野兽这个形象。纵使倒在了“紫色的血泊中”，它也依然会抖身，站立，跃起。这就是野兽的意志和力量。只有凭借这样的意志和力量，中国人民才能打败日本侵略军。正如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中说的：“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纸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的‘天阉’的民族。”这段话正好可以用来阐释刚才所引的穆旦那句关于狼的诗。是啊，人身上，尤其中国人身上的人性太多了，甚至狗性太多了。尼采早就嘲讽过“人性的，太人性的”人类，他嘲讽的主要是欧洲人，鲁迅引尼采为同道，用这话嘲笑过中国人。穆旦也看到，文明有时就意味着文弱，中国人太文明了，以至于太脆弱，以人或狗的姿态去对付狼，是不可能赢的。中国人要想重新变得强壮起来，必须从狗回到狼，像狼一样地去搏斗，才能取得对狼的胜利。总之，要凭“野兽”来拯救人类，或者说，人类起用自身的野性来拯救自身：“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出发》）
四
与自然相对的是人类，尤其是人类的文明。自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作家对人类文明进行了不尽的反思和批判。作为思想超前的诗人，穆旦很自然地就加入这一知识分子的谱系。自然是整个儿一体的，而文明出现了分化和敌对。自然是粗糙而豁达的，而文明意味着“精密的计算”《暴力》。所以穆旦说，“离开文明”就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有敌人时，我们就要战斗，但是，没有敌人，不需要战斗，岂不是更好？如果要计算，那当然是越精密越好，但是，如果压根就不需要计算，那该多轻松。因此，穆旦对文明的态度是否定的，他以戏谑的口吻说：“这一片地区就是文明的社会/ 所开辟的。呵，这一片繁华/ 虽然给年青的血液充满野心，/ 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饥饿的中国》）
穆旦诗里关于野兽的描写，充满了自然的色彩和气度。
无数荒诞的野兽游行云雾里，
（那时候云雾盘旋在地上，）
矫健而自由，嬉戏地泳进了
从地心里不断涌出来的
火热的熔岩，蕴藏着多少野力，
这野兽是多么可爱、飘逸，“嬉戏地泳进”完全是儿童的行为特征。但是，“而今那野兽/ 绝迹了，火山口经时日折磨/ 也冷涸了，空留下暗黄的一页。”野兽绝迹意味着人类童年的消泯，文明的全面胜利，人类开始被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所累、所害。
本文（节）选自《照亮自身的深渊-北塔诗学文选》，
作家出版社，2015年。
相关注释请见原著。
作者简介：北塔，诗人、学者、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原研究员。曾受邀赴美国等40余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访问瑞典等30余国。有作品被译成罗马尼亚文等近20种外文，在国内外多次获创作奖和翻译奖。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巨蟒紧抱街衢》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石头诗人”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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