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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手“入行”：以社会学为业的制度门槛与职业身份三、成为“内行”：社会学新手的知识准备与职业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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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在中国社会学刚获重建的历史背景下,新一批社会学者是如何“入行”并成为“内行”的?本文以口述史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呈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的学术职业建构过程。研究发现:一方面,新一批社会学者在职业化程度较低的制度条件下取得职业身份,社会学的培训项目、专业学位或教学与研究职位构成了他们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的制度性标准,入行门槛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新一批社会学者在长期、系统的正式教育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但强调社会阅历、自学能力和在教研实践中持续提升的职业社会化过程则部分弥补了这一不足,甚至可能形成他们在职业上的独特优势。![]()
中国社会学重建;社会学史;学术职业;职业社会学;社会学的社会学;反思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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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以此为背景,1952年被取消的中国社会学也开启了重建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和邓小平对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强调,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得以恢复,并一时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学科”。各种自上而下的学科建设工程逐一开启,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大量有志青年也被这一“新兴学科”所吸引,并由此走上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之路。
随着历史镜头的日渐拉远,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史近些年成为学科史的关注对象。不过,在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历程的研究中,更为常见的是学术成果史、学科制度史和学人生命史,相对少见的是学科重建的微观实践史。进一步而言,由于缺乏明确连贯的理论框架或分析视角,既有研究对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的分析和反思存在一定局限,也缺乏将这段历史作为案例来探讨一般社会机制的尝试。本文则试图将职业社会学的视角带入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史的研究中,以期为相关研究打开新的思路。一般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学科(discipline)可被视为三种现象的结合,即“为研究领域创建边界的思想构造,定义了参与规则的制度结构,以及通过规范约束表现方式的文化共同体”。把三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作为学科载体的学人。换言之,如果缺少了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那么任何意义上的学科都将不复存在。因此,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历程同时意味着以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为主要工作的职业群体的形成过程。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研究和讲授社会学作为一个职业是如何实现的,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社会学刚获重建的历史背景下,新一批社会学者是如何“入行”并成为“内行”的。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社会学者,其主体大致对应我们今天常说的“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在时间范围上,主要集中于中国社会学重建初期,也就是从1979年社会学重建启动到80年代中期的时段。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1)周晓虹教授团队的40位社会学家口述史访谈;(2)80年代初较早恢复重建的部分社会学系系史资料(包括访谈资料和文献材料);(3)以各种形式出版的回忆文字、文件资料、访谈记录,等等。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回顾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史的研究,并以职业社会学的相关概念为核心建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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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学史主要关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发展,对于社会学在1949年后的遭遇及改革开放后的重建过程往往一带而过。然而,如果我们将一门学科理解为一个现实的制度结构而不仅仅是相对抽象的思想构造或文化共同体,那么,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来说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与实践主体其实形成于更加晚近的历史中。因此,对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今天和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自从这门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和反思就一直存在。比如,张琢主编的著作回顾了从1979到1989年之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状况,从学科制度到研究主题都有涉及。周雪光和裴晓梅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学术状况进行了回顾,在肯定学科进展的同时,他们也以美国学界为参照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中国社会学重建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的关键节点上,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历程的梳理和总结尤其得到重视。上述研究大都是对学科发展的整体回顾。在此之后,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历程的专题性、系统性研究慢慢增加。比如,张龙以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社会学本科培训班——1981年“南开社会学班”——为切入点,细致呈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早期的历史过程。陈汉辉以制度主义的进路回顾了包含重建在内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尤其关注社会学的制度建设以及学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熊秉纯则研究了中国社会学在80年代的合法性重建,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持续张力。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之际,这种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史的整理和研究达到新的高度。以口述史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周晓虹及其研究团队一方面追溯了历史剧变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社会学者的个人生涯、知识构成与学术实践,尤其关注“上山下乡”之类重大事件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又呈现了重建以来的社会学者如何在大转型的时代促成中国社会学学科制度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张静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四十年》则系统回顾了中国社会学各领域在过去40年间的学术脉络和知识增量。总体来看,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学科史的研究更常见的是学术成果史、学科制度史和学人生命史,相对少见的则是学科重建的微观实践史。进一步来说,既有研究由于缺乏明确且连贯的理论框架,无法对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中更加微妙复杂的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本文试图从学术职业建构的角度切入,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以此作为通向“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的一种可能路径。社会(科)学对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对学术职业的研究脉络中,规模和影响都很大的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学术职业的大型比较研究。基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问卷调查,这些研究详细比较了不同地方学术职业的职业生涯、工作内容、管理模式、工作满意度等等。尽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此类研究往往缺乏对学术职业在具体历史和社会情境中更细致与动态的呈现,也缺乏对特定学科学术职业的深入探讨。与上述研究相比,对特定学科学术职业的考察对本研究更具启发性。比如,富尔卡德(Marion Fourcade)通过追溯美、英、法三个国家经济学科的历史个案,呈现了经济学者在职业身份、制度化程度、训练方式、研究项目、学术模式、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等方面的差别,并分析了塑造这些差别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郦菁回溯了“经济学家”群体在80年代的丰富内涵、多元背景与政治参与,以及在90年代以来的内部分化与新一轮职业化。尽管同属社会科学,社会学在学科范式的统一性、知识的表现形式、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与经济学存在一定差别。对社会学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社会学者在学科诞生初期就面临差别巨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其职业身份的建立和明确也有时间上的差异。在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围绕“社会学知识”与“社会知识”、社会学的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也产生过大量争论。布迪厄大概是最著名的格外重视“社会学(家)的社会学”的研究者。在他看来,分析“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具有某种轨迹的行动者(或集团)在某一既定场域中占据了一个确定的位置”绝非一种闲情逸致,而是对学科本身带有根本意义的反思。既有研究大多强调学术职业的制度结构以及学术职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学术从业者层面则较多关注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与知识传统下,个体如何开启并经历职业生涯。然而,重建之初的中国社会学面对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近三十年的中断使得学科制度的建立和个体学者的生涯开启几乎同步进行。因此,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的学术职业建构,本文将同时关注制度建设和个体发展的双重维度,尤其是新兴学术职业在实践中的建构过程。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将重点关注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以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主要工作的新一批学人在实践中如何建构职业身份与专业技能。结合职业化与职业社会化的相关文献,本研究将从两个层面呈现新一批社会学者在80年代初的学术职业建构(见表1)。一方面,本文将关注制度层面上的职业化过程,尤其是准入机制建立与个体获得正式职业身份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关注知识层面上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个体通过这一过程掌握区别“外行”的知识和技能。![]()
具体而言,本研究中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主要指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建构职业群体的过程,尤其强调准入机制的建立。围绕特定的学术职业,现代社会往往会建立起制度化的门槛,通过这一门槛者会获得职业身份,而未通过者则被排斥在专业之外。换言之,制度门槛构成了从事特定学术职业的“门票”和“入场券”。与之对照,职业社会化(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则是指个体通过教育和实践掌握特定职业的知识、技能和从业规范的过程。相对抽象且有一定门槛的知识或技术体系是职业得以成立的基础。由于个体在个人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上的差别,围绕特定领域的抽象知识与专业技能往往会形成“内行”与“外行”的分化。对于学术职业的社会化或者早期生涯而言,制度层面和知识层面的建构实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般来说,制度层面的职业身份相对更加外显和明确,而知识层面的专业技能则更加内隐和微妙。在学科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这两个层面往往会有更加紧密的对应关系。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许多学科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因此这两个层面的作用机制也相对较为独立。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呈现制度和知识层面的学术职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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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入行”：以社会学为业的制度门槛与职业身份
近三十年的学科中断导致了中国社会学严重的人才断层。在人才匮乏且学科制度尚未建立完善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的制度门槛也呈现出了灵活弹性的特征。对80年代初的新一批社会学者而言,从制度层面对其职业身份认定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接受过社会学的培训项目,是否有社会学的相关学位,以及是否有社会学相关的教学或研究职位。这三个标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中任意一个都可以让人获得社会学研究与教学者的职业身份。社会学重建之初,对专业人才的紧迫需求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培养模式,即“专业(修)班模式”。费孝通先生曾将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称之为特殊时期“不得不用”的“速成”方法。培训对象包括中青年教师、干部、大学生等在内的不同群体。从1979年到1982年,这期间举办过多次社会学专业班(见表2)。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1980年—1981年中国社科院与社会学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的两期暑期班,另一个是1981年教育部和中国社科院委托南开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专修班。▼表2 社会学专业班(1979年—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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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培训项目在中国社会学重建初期具有快速培养社会学师资的作用。在8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专业班对学员的知识收获当然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这些培训项目也为许多人从事社会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创造了机缘,并在客观上成为很多人“入行”社会学最初的“资格凭证”,赋予他们作为社会学者的职业身份。比如,参加了1980年北京暑期班的部分学员,在返回各单位后很快就承担起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1981年南开班的学员,不少刚一结业就返校开设社会学的相关课程,并很快成为学科建设的骨干力量。正如南开班结业后就回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的王思斌所说,在培训近一年后,“我们从对社会学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的学生似乎一下变成了懂社会学的一批人”。由此可见,重建初期的短期培训项目对新手“入行”的重要作用。专业学位是职业化过程中常见的制度化门槛。伴随着社会学专业点在部分高校的建立,社会学专业学位也逐渐成为从事相关学术职业的凭证。由于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往往是先招硕士生后招本科生,同时80年代初尚未有学校建立社会学博士点,所以社会学的硕士学位在多数情况下已经算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的“顶配”。在80年代,全国能够招收社会学硕士的院校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寥寥几所。其中南开大学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硕士项目尤其具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招生人数较多。在常规的导师制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各院校限于导师人数,无法招太多学生。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在总结1981年南开班经验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设置了“由集体上课、专题讨论、逐步发展到导师的个别指导”的“研究生班制”。在费孝通先生和教育部的支持下,这种新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大大增加了南开社会学硕士的招生规模。在硕士生尚属稀缺人才的年代,很多院校一个系所仅能招收个位数(甚至一两位)的研究生,而南开社会学系在80年代中期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却能达到每年30至40人。据估计,南开在80年代培养的社会学硕士生大概能占到全国的半数甚至60%。其次是录取方式灵活。在考生普遍没学过社会学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不限专业,不看学校,并创造性地使用“选考”的方式择优录取。比如,报考社会学专业方向的考生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近代史、数学(一说为逻辑学)、统计学等科目中选择两门(一说为三门)作为专业课的考核科目。这种安排给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层次院校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比如,本科学哲学的关信平当时不了解社会学,但选考历史唯物主义则“轻车熟路”;本科学医的周晓虹惊喜地发现报考社会心理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可以选考生理学。所以,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南开社会学研究生考试以灵活的录取方式尽可能网罗了来自不同学科的青年人才。再次是培养模式开放。由于刚刚起步,南开社会学系当时的师资力量也非常有限。不过,南开社会学系施行“开门办学”的方针,积极聘用校外导师和外教进行授课。这些课程大大开拓了学生视野,并使得南开社会学系的硕士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在毕业后很快成为各院校社会学学科的中坚力量。至少在整个80年代,从南开取得社会学专业学位都“被认为是接受过正宗的社会学‘洗礼’”。这种专业学位自然也成为年轻人取得职业身份的重要基础。除了社会学的培训项目与专业学位,更能直接赋予社会学从业者身份的则是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职位。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入学竞争激烈,但多年教育停滞导致的人才匮乏使得他们毕业时找工作较为容易。由于人才不足,在80年代早期,本科毕业生就有资格直接进入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学科研岗。即便没有相关的培训经历或专业学位,本科或硕士毕业生也有机会直接进入创建中的社会学专业或社会学系所任教。比如,1986年,硕士毕业生邱泽奇在完全没学过社会学的情况下,凭借自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史专业的硕士学位而进入了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被系里安排讲授社会学课程。他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硕士毕业生属于高端人才。我不是学社会学的,那时学社会学的人也不多,用人单位能找个硕士毕业的,很难得了。……报到后,系里给我排课,问我教哪门课。我对社会学却一窍不通,不知道需要哪些课程,当然也不知道能教什么。我找来课程指导大纲看,有一门“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也没人上,系里就让我上。随后,年长的老教师给我一本临时教材,我就开始备课了。另一个例子则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几十年的李路路。本科就读于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他,大学时期就对社会学有兴趣,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在党政机关工作两年后,李路路经人介绍进入新成立的人民大学社会学所工作,从此走上了社会学的职业道路。回顾自身经历,李路路自认为能从事社会学工作依赖的重要机遇就是“在一切都还不那么规范的时候,人大的社会学研究所给了我一个从事专业的机会” 。他甚至觉得,“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这个平台和郑(杭生)老师的支持,很可能就没有我的研究”。因此,李路路的职业道路有点像是先获得了“社会学教师”的职业身份,之后才慢慢积累了社会学的知识素养并开展了较有影响的社会学研究。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教学与研究职位对于社会学重建初期新一批学者的职业身份具有相对独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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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内行”：社会学新手的知识准备与职业社会化
对于学术职业来说,制度与组织层面的标准构成了职业身份的关键基础。不过,仅仅具有职业身份未必意味着真的就成了特定知识领域的“内行”,在制度建设刚刚起步的年代这种区别可能尤其明显。对于新一批社会学者而言,学习和掌握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必备的知识和核心技能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不管是在尚未入行的准备阶段还是在获得职业身份的情况下,这种职业社会化的过程都是建构“内行”和“外行”差别的关键。狭义的职业社会化特指从为职业进行准备的正式教育到真正开启职业生涯的过程。不论是学术职业还是其他对于抽象知识有一定要求的职业,最常见的职业社会化方式都是在正式教育中的系统学习。而在中国社会学重建初期,相对系统且漫长的培养方式难以实施,更常见的则是较为短期和集中的训练模式。因此,社会学专修班的学员以及社会学硕士学位的获得者,都已经能被视为是重建初期的“科班出身”者或“正规军”。有此经历的学员,在知识层面上的最大优势可能是有机会直接师从著名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国外和境外请来的教师——那里收获较为新颖和多元的知识,并在师生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互勉中获得提升。不过,正如狭义的职业社会化概念遭受的批评那样,为特定职业进行的准备和投入实际上可能远远超出了正式教育的阶段。因此,如果我们采用更广义的职业社会化概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更加漫长的成长过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社会学者大多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他们普遍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并在务农、做工、当兵等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些经历对于任何同时代的人来说都意味着学业的中断,但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早年的社会阅历却意外成为他们开启学术职业的知识富矿和灵感来源。换言之,新一批社会学者以社会阅历和现实经验进行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职业社会化,他们从对社会的丰富直观体验走向对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比如,经历过“上山下乡”又做过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宋林飞就从熟悉的地方开始调研,并从真实的社会问题出发撰写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他回忆:我的学术研究,是从农村调查做起的。在南通县委办公室做秘书期间,我随县委书记走遍了全县每一个乡镇,对这个农业大县的经济社会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这个熟悉的地方开始调查研究,既有个人生活经历与前期体验,又有对语言沟通、社会历史背景相对了解等有利条件,更容易鉴别调查材料的真伪,从而保证调查研究的科学性。1981年暑假期间,我在家乡南通县进行了第一个农村调查,选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对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我写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主张转移农民,发展农村工业、城镇化。宋林飞的案例生动体现了新一批社会学者从社会出发进入社会学的过程。尽管经历各不相同,但相对丰富的社会阅历构成了新一批社会学者相似且独特的职业社会化内涵。社会中的历练让他们自信能更加直接地面对“社会”而不会过分陷入“社会学”的专业束缚。同时,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又为他们将“社会知识”转化为“社会学知识”提供了重要工具。这种从“社会人”到“社会学人”的职业社会化路径,也赋予了新一批社会学者鲜明的学术品味和研究风格。在通常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中,个体的自学一般只会被视为系统化教育的补充。然而,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的独特历史情境却大大提升了自学的相对重要性。原因在于社会学的培训项目和专业学位所能涵盖的人数有限,即便是参加了社会学的培训班或专业课程,师资的相对不足与知识系统性的相对欠缺也使自主学习变得相当重要。在这种背景下,通过自主阅读和自主学习获取知识就成了新一批社会学者实现职业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在信息匮乏的条件下,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发挥主动性,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学习资料。比如,在1980年北京暑期班开班后,一些消息灵通的大学生主动找到本校参加了暑期班的老师,向他们借阅相关资料或请教学社会学该读什么书。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边燕杰因偶然的机会对社会学产生兴趣,之后泡在图书馆读了大量不外借的社会学旧著。而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雷洪,为学社会学甚至专门拜了一位老先生为师,他在老先生的指导和介绍下读了许多深藏于校图书馆书库的社会学著作。在社会学中断多年且阅读资料有限的时代背景下,读到别人较难接触的材料本身就会建立起“内行”相对于“外行”的知识优势。而如果有机会和能力直接阅读较新的外文著作,很可能会把这种优势拉到更大。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求学时,酷爱读书且英文较好的李强不断往返于人民大学和北京图书馆之间,拿着父亲和自己的借书证借阅了大量英文书籍,凭自主阅读获得了相对前沿的专业知识。他回忆:我在1978—1985年这七年没少读书……我读的大部分是外文书,尤其是社会学,因为当时中文书出版很少,也没什么吸引力。读的社会分层书很多,如米尔斯、帕金、吉登斯、洛克伍德等人的书……改革开放后北图可以大量采购外文书,采购的很多都是人家七八十年代初期的书。李强的案例体现了主要凭借自主阅读积累专业知识的过程,从未获得社会学专业学位的他认为自己“社会学基础大体上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对国外前沿著作的直接阅读很快让他取得了知识上的优势,并为他撰写和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较强的自学能力构成了改革开放后新一批社会学者的普遍特质,并部分弥补了他们在正式教育上的缺憾。在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中青年学人经过短期学习获得了职业身份,成为社会学的教师或研究者。这种特定年代的特殊安排必然会导致很多人在知识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就要开始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继续学习和提升。这种特殊的职业社会化形式经常被形象地概括为“现学现卖”或“边学边干”。比如,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社会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由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夏天召集成立,成员均为北京暑期班学员。曾作为编写组联络人的杨心恒回忆:因为我们过去都是教哲学的,(编写组成立时)对社会学知之甚少,只能边学边编。所以我提议先集中半个月学习,不议论或少议论。半个月之后再拿出提纲。《概论》编写组1980年10月开始拟订写作提纲,至1981年2月基本完成初稿。在3月份召开的审稿讨论会上,编写组一边听取修改意见,一边在为1981年南开班的概论课试讲做准备。在1981年南开班授课期间,编写组与南开班学员之间有很多相对平等的探讨和交流,甚至会围绕某些问题产生争论。而当南开班的学员成为老师后,他们与新一批学习者之间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名为师生,实为同学”式的关系,两者甚至可能会坐到一个课堂中共同学习。除了在写作与教学中的“现学现卖”与“边学边干”,当社会学的从业者面对更广阔的受众时,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比如,80年代中期,还在南开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的关信平就有过这样的经历:198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开始牵头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项目,并找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来帮忙。……我们当时也都不懂什么叫“社会保障”,回来以后我马上就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去查关于social security的资料,找到了一本加拿大人写的Social Security,然后马上看,恶补。下次再去开会的时候,我就给项目组的人讲什么叫社会保障、开始怎么回事、后来怎么回事、包括哪些方面内容。他们一听,觉得这是专家啊。其实我也是现学现卖的,马上看,马上讲,但毕竟能够讲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在人才不足且信息匮乏的年代,这种在教学和研究实践中不断学习的能力更加重要。同时,这也是个“边干边学”或“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职业社会化过程。在写作、教学、做项目、开会等构成的职业实践中,新一批社会学者逐渐掌握了学术职业的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核心技能由此在类似的教研实践中得以不断积累,并在之后的漫长职业生涯中持续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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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就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以社会学为业”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曾经不具备任何现实性。改革开放与社会学的重建则开启了社会学者作为一种职业的崭新可能。在中国社会学刚获重建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如何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说,新一批社会学者是如何“入行”并成为“内行”的?本文主要关注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社会学者,呈现了学科重建初期学术职业的形成与建构过程。研究发现,新一批社会学者在职业化程度较低的制度条件下开启职业生涯,但强调社会阅历、自学能力和在教研实践中持续提升的职业社会化过程则部分弥补了这一不足。更具体地说,一方面,对80年代初的新一批社会学者而言,社会学的培训项目、专业学位或教学与研究职位构成了他们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的制度性标准。由于当时的学科制度尚未建立完善,这些入行的门槛也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新一批社会学者在人才不足且信息匮乏的历史情境下进行了职业社会化,他们在长期、系统的正式教育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但社会阅历、自主学习和在教研实践中的成长构成了其相对独特的知识积累方式,甚至可能促成他们在职业上的特殊优势。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史的研究来说,本文尝试以职业社会学的概念开启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过程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学界的生态与现状有一定启发意义。其次,对于学术职业的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的学术职业建构过程也提供了一个包含独特历史情境的个案。这一个案展现了在制度层面的职业化和知识层面的职业社会化同步进行时一种学术职业在实践中的形成过程。最后,这种分析可以让我们系统回顾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社会学者的早期职业历程,为不同代际社会学者之间的比较奠定了基础。不过,值得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80年代中期以前的状况,伴随着学科制度的完善与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社会学者的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重建后的第一批社会学者也在这一过程中持续自我提升,因此本文呈现的起点并不导致其后续的发展受到限制。从横向的角度来说,社会学者如何与其他相邻学科从业者之间建立、维持或打破边界也很值得进一步探讨。另外,本文主要从外在的学术职业角度谈论“以社会学为业”,而韦伯所谈论的“以学术为业”还包含内在价值追求的维度(即“志业”)。将“职业”和“志业”的双重维度进行结合可以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浙江学刊》。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享有编辑排版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学术匠”开设了投稿交流、新书咨询和学术交流类社群，有意愿参与社群互动或交流相关学术资源的学人可以在文末扫码入群或添加小编VX：XueShuJiang001，纯公益、不商业，因此也谢绝一切商业机构或相关个人营销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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