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常江：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媒体文化研究、数字新闻学研究、视听传播研究等。曾出版多部学术专著、译著，并发表SSCI/A&HCI/CSSCI论文160余篇。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亚太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影视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曾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杰出青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优秀青年学人奖，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优秀著作奖等学术奖项。![]()
人工智能作为关键技术类行动者的崛起令人机共生成为数字媒体生态的基本结构。人类能动性被机器逻辑弱化乃至褫夺，导致了全球媒介文化的后人类状况。在此局面下，媒介尚古主义兴起，其本质是通过复兴旧媒介实践、重建旧媒介经验的方式对人工智能支配下的数字媒体生态进行反拨的人类文化行动。媒介尚古主义体现出有限连接、反自动化和模拟美学三个核心特征，培育了包括黑胶唱片再生、慢传媒、众包新闻、故障艺术等诸多全球性媒介行动。媒介尚古主义主张复建人类在场的文化生产机制，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数智时代人类媒介抵抗实践的基本框架。但与此同时，媒介尚古主义也不可避免受制于科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面临着文化挪用、商品化和拜物教化的困境。![]()
媒介文化；人工智能；后人类；数字媒体生态；媒介尚古主义
![]()
“我们将在2024年见证纸质杂志的复兴。”加拿大著名记者、媒体评论家拉娜·霍尔（Lana Hall）在今年年初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宣称。她的兴奋并不仅仅是源于传统媒体人常有的怀旧之情，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数据显示，仅在美国，从2019年到2023年就有466种纸质杂志诞生，这些杂志覆盖了新闻报道、生活方式、科技与艺术、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就连早已停止发行印刷版、全面转型为网站的老牌杂志《生活》（Life），也于2024年3月宣称即将回归纸质形式，以重建“有品位的叙事、本真性与文化共鸣”的日常生活。这一状况令人沉思：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数字媒体生态加速扩张的当下，为何像纸质杂志这样“原始”且“笨重”的印刷媒介能够迎来复兴？这引发了很多观察者的兴趣。对此，《福布斯》（Forbes）杂志专栏作家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表述——“死亡互联网理论”（the dead internet theory）——做出解释：数智时代充斥着由AI和机器人生成的内容，人已经失去对文化的支配权，故而对于人的真实需求而言，互联网正在变成一个陌生、虚假，甚至正在死去的世界。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对前数字、前智能媒介经验的记忆重现成为了一种文化理想。
纸质杂志的重生并不是上述文化溯旧潮流的孤证。在此之前，黑胶唱片（vinyl）的复兴已经吸引了全球范围大量实践者参与。大约从2007年前后开始，黑胶唱片这种早已被时代“淘汰”的音乐存储媒介开始在全世界范围悄然重生。彼时，不但远比黑胶便捷的磁带和CD都已在市场上销声匿迹，而且今天几乎全民普及的流媒体服务也已相当成熟。然而2023年的数据显示，黑胶唱片的全球市场规模已实现连续17年的高速增长，占据整个音乐行业实体介质售卖盈利的71％。值得一提的是，复兴黑胶唱片的主力人群并非更倾向于怀旧的群体（如古典音乐爱好者），而是几乎完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住民。当下最为知名的流行音乐巨星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甚至专门发布黑胶唱片专辑，其于2024年4月19日推出的《苦难诗社》（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打破了有史以来的黑胶唱片周销量记录，在上市的第一个星期就售出了近90万张。流行的媒介理论倾向于将上述现象界定为一种媒介化的怀旧行为，体现了个体对媒介环境变迁的适应机制。基于这一观念出发点，拥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做出了类似的解释。比如，三位英国学者提出了一个“回溯技术扩散”（the diffusion of retro－technologies）假说，来描述那些已被废弃的媒介技术在特定社会语境下被重新激活的原理；在他们看来，回溯技术扩散的发生是多元行动者被数字技术赋权而带来的必然结果，预示了媒介文化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界限不断消融的趋势，以及人对这种趋势的适应过程。而两位欧洲学者则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将旧媒介在新技术生态下的重生解释为一种追求“触感愉悦”（the pleasure of tactility）的文化消费模式；他们还认为怀旧的本质是青年群体尝试为自己赋予有别于主流人群的“冷静感”（sensibility of coolness），从而获得一种自我确信的文化满足机制。这些解释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它们均局限于具体个案，缺少语境化和批判性的分析，因而很难超越媒介化怀旧的功能主义框架。若仅仅将古早媒介技术、媒介经验和媒介文化的回溯视为个体怀旧的结果，则有可能遮蔽这类实践的真正历史并将其转变为去政治化的私人或集体神话，进而消弭这种现象中包孕的进步性文化价值。因此，本文认为，无论纸质杂志的重生还是黑胶唱片的复兴，都不单纯是技术的此消彼长或人对媒介的权且利用，而是指向了数字媒体生态下一种意涵深刻的抵抗文化实践。本文将这种实践界定为“媒介尚古主义”（media primitivism），并将其视为人类基于自身主体性认同塑造数字媒体生态、主导媒介演进的典型行动。媒介尚古主义行动的范畴不但超越技术本身，而且覆盖了完整的媒介认识论和实践体系，正在成为人本主义对抗机器逻辑、重申人类对媒介文化领导权的主要路径。本文尝试通过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对媒介尚古主义的认识论内涵、发生语境、行动特征和结构局限性做出分析，以期为更加透彻地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后人类状况”提供启发。
![]()
什么是媒介尚古主义
尚古主义（primitivism）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在人类思想的多个领域留下了深刻的认识论烙印。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作为美学思想的尚古主义，即通过对原始状态下人类生活经验的再现来倡导一种更接近本真性的道德理想，并据此对工业革命和现代性的后果做出反思。在艺术史上，典型的尚古主义作品如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对雨林和野生动物等意象的描绘、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创作的塔希提岛居民的生活图景，以及音乐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早期的芭蕾舞剧作品如《火鸟》（The Firebird）等，无论在媒介、技法还是美学上都体现出了删繁就简、回归质朴的意图。更重要的是，在以卢梭为代表的尚古主义者身上体现出了与20世纪主流艺术观念截然不同的风格：他们对一切被界定为“先锋”的创作手段不屑一顾，并坚持艺术实践的主要目的是取悦人类自身。在尚古主义的策展活动中，富含原始意象的作品时常被置于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场景中加以展示，以制造认知反差、唤起观者的陌生感，进而激发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因此，primitivism一词更常见的译法其实是“原始主义”。那么，本文为何选择“尚古主义”这个拗口的译法？这是因为，在哲学和认识论领域，primitivism的历史更为悠久，其意涵也远较作为艺术思潮的“原始主义”丰富。早在17世纪，尚古主义就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为不少启蒙思想家所推崇。比如意大利的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通过对荷马史诗与一些宗教文本的分析指出，古典文学比现代文学更能造就文化意义上的人，盖因前者在精神气质和社会功能上与诗学的本质更为接近。后工业时代的文学评论家金斯利·威德默（Kingsley Widmer）也做出过类似的判断，他认为艺术的“原始主义”和哲学的“尚古主义”其实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道德概念；而后者更准确的表述方式应当是“the primitivistic”，即一种实践形式，它既包括了崇尚本真的道德理想，也包括了一系列物质性的行动方案。因此，尚古主义的实践并不必然导致“回归原始”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以回归原始为形式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不过，在西方启蒙主义的视域下，无论美学还是哲学的尚古主义都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其倡导者多持有将“原始的殖民地文明”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他者和对立物的认知框架，他们通过创造“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这样的文化意象来臆想一种从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所谓纯真状态。因此，经典尚古主义的本质其实是一套东方主义修辞，它所承载的“本真性”的本质其实是“拥有某种‘遥远’且‘不同’的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凝视”。在媒介文化领域，尚古主义无论作为道德理想还是实践体系，都尚未被深入讨论，但它的影子却始终存在于当代媒介思想和日常生活的全部历史。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思想就有着鲜明的尚古主义倾向。在他看来，不同媒介不仅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也承载着不同的道德生活，而印刷媒介及其代表的“字词的文明”则是最符合公共性理想的媒介文化形式。在波兹曼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媒介生态主义者主张应当在公共生活中尽可能恢复印刷的甚至口语的信息交流形式，以重建有机的、受现代科技异化程度最低的人类经验。而在日常生活中，为“古早”媒介经验赋予新的意义并致力于使其复兴的实践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研究发现，声音媒介（audio media）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如“广播剧”这样已经销匿了大半个世纪的节目形式的重生既是流媒体与播客技术培育的产物，也是很多人尝试重建有机媒介体验的结果。另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是剧场新闻（live journalism），也即将新闻报道改编为舞台剧、在真实的剧场空间对现场观众演绎并与之交互协商意义的另类新闻实践；通过这种方式，新闻得以脱离社交媒体浮躁且失真的环境，实现对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情感结构的回归。当代媒介技术演化的基本方向是智能化、自动化和视觉化。无论印刷文明还是口语传统、无论广播剧还是剧场，其笨重的实践形式都意味着对媒介生态的自然规律的反拨。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将它们在数字时代的复兴视为另类或怀旧的小众生活方式，而要看到其背后深刻的认识论根基：媒介不是文化的容器，而是构成文化本身的关键要素；人对媒介的选择和使用也不是对自身需求的简单满足行为，而是一种有意图的、在很多时候是抵抗性的文化行动。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得以对本文的核心概念做出界定：所谓媒介尚古主义，就是一种通过复兴旧媒介实践、重建旧媒介经验的方式对人工智能支配下的数字媒体生态进行反拨的人类文化行动。如同艺术和哲学领域的尚古主义者一样，媒介尚古主义的践行者也大多有着强烈能动性和自主性；他们的行动方案虽然丰富多元，却遵循一种共同的模式，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回溯”（retrospect）。那么，媒介尚古主义者为何要弃新溯旧、回归“原始”呢？他们试图抵抗的支配性文化结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下全球数字媒体生态做出描摹。
![]()
人工智能与媒介文化的后人类状况
人工智能作为关键技术类行动者的崛起，加深了数字媒体生态的系统离散性（systematic discretization）和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进而对媒介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仅以新闻实践为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在新闻生产方面，活跃于几乎所有平台的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和大型媒体机构的“机器人记者”（robotic journalists）正在成为与人类媒介使用者同等重要的新闻来源，这些新型生产者所遵循的意义可计算性和流量经济法则，与现代新闻业所确立的专业和道德标准几乎不可通约，从而塑造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舆论生态。在新闻流通方面，智能推荐算法成为传播网络的基础设施，通过对用户行为进行实时的数据转化、分析与研判，使一种定制化的新闻分发机制不断固化，用户日常接受的新闻套餐千人千面，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随之日益逼仄。在新闻经验方面，随着智能技术日益向“可穿戴性”趋势进化，媒介与人的身体深度融合，这不仅放大了生物感官在新闻接受中的作用，而且也导致新闻意义加速成为人机协商的产物。上述所有变化不仅带来了新闻传播过程的提能增效，更有力地重塑着人类新闻实践本身，其表明人机共生已经成为数字新闻生态的基本特征，人类新闻行动者也因自身主体性被机器逻辑弱化乃至褫夺而不得不面临一种“后人类”文化状况。无论作为经验现实的后人类（posthuman）还是作为认识论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本文不欲对其展开深入辨析。在此，采纳后人类主义哲学家凯瑞·沃尔夫（Cary Wolf）所下的定义作为后续论述的前提：后人类主义就是由人类身体与技术、生物信息与经济网络的深度交缠而导致的人类去中心化的历史时刻（historical moment）。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后人类状况之所以会发生，既因笛卡尔式的人类语言独异性（human linguistic uniqueness）假说业已被过去二十年的研究所证伪，也即我们不能再以语言作为划定人机边界的依据；也因人工智能自身的机器语言体系已经进化出与人类完整认知系统非常相似（但遵循不同逻辑）的语法。质言之，在信息和交流领域，人越来越像拥有“机器义肢”的赛博格（cyborg），而机器则日益成为兼具理性和情感官能的“拟人物种”。后人类状况下数字媒体生态不断建立各种形式的交互（interaction）：既包括人机交互，也包括人与人之间藉由机器界面实现的交互。因为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极大丰富的信息和关系，并可将其转化为认知资源，因此这种交互最初带来的是意义和身份生产的便捷。但随着机器逻辑的日益兴盛，交互渐渐不再拥有明晰的历史和价值指向；或者说，交互本身就成为了这种活动的终极意义。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将这一机制称为“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ness），也即一种活动发生的最终鹄的在于为自身的重复再生创造条件，因此，后人类媒介文化可以理解为卢曼所提出的“自创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当大量交互机制通过自我指涉的方式充斥于人的媒介经验并稀释其应有的历史和道德参照系，人也就逐渐丧失了对现实世界做出解释和判断的自觉性。一如卢曼所说：“现实成为人感知它的时候不为人所感知的东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代人类劳动、褫夺人类决策权，致使整个媒介系统的运作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半自动机器——不完全由人类安排，也不完全以人类意志为转移。意义不止由事件驱动，也由数据驱动，而数据则来自机器的算法对一切人类媒介使用行为的捕捉与转化。因此，只要人类接触媒介，哪怕只是在一个页面停留了稍长一点时间，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将自我数据化，从自觉行动主体稍稍变形为可计算和可预测的对象。异化因此而生：劳动被剥夺了历史，数据成为衡量劳动价值的新尺度，人从人类劳动的主体蜕变为机器劳动的客体。由是，消极精神开始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蔓延，因为人们日益发现自己的意志无论在日常意义协商还是宏大历史叙事范畴都渐渐变得无关宏旨。这进而导致了对媒介环境的回避、对媒介经验的戒断，甚至媒介化的犬儒主义渐渐盛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避主义来回应自身主体性衰落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机共生局面逐渐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后人类正在从一种状况转变为一种结构。社会学家皮尔保罗·多纳蒂（Pierpaolo Donati）将人类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的演化描述为三个阶段：人类架构（man architect）、被重构的人（reconstructed man）以及数字人（digital man）。在最后的阶段，与机器共生（既包括身体的融合也包括身份的交缠）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种“量子规则”（quantum code），也即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以及我们在文化中的存在完全成为一种“关系性的”（relationalist）概率分布，进而失去其全部的（人类）历史。意义，若如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等人所说，正在“成为技术进化的产物而非社会革命的产物”，那么人类能动性和创造力将何处安放？假如技术进化的基本方向是“向前”，那么对进化的后果的抑制，是否可以通过“向后”来实现？这就使媒介尚古主义拥有了被想象和践行的空间。
![]()
媒介尚古主义行动的基本特征
媒介尚古主义尝试重新激活人类能动性，从而实现对全球后人类媒介文化的抵抗与反拨。在观念上，媒介尚古主义者期望唤醒人们对于前人工智能时代的有机媒介经验的记忆——这种记忆并不是湖畔派式的文化怀乡情，而是对曾经拥有的主体意识栖居其中的物质环境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构建。正如德国学者杨·阿斯曼（Jan Assman）所说的：文化记忆不是人脑中的空洞怀旧情绪，而是在包括工具、仪式、文本、档案，以及各种各样的象征形式的文化系统中被赋形、外显和对象化的。而在实践形式上，媒介尚古主义者主张通过发掘旧媒介技术、恢复已经式微甚至销声匿迹的媒介生产与使用方式，以及重振传统媒介专业主义的具体行动，来校准乃至重新界定人与媒介的关系，以期在社会文化的演进中为人类主体性开凿更大的空间。既然人工智能对数字媒体生态的深度介入是导致后人类媒介文化滋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媒介尚古主义行动也就呈现出了三个主要特征：有限连接、反自动化，以及模拟美学。有限连接性（limited connectivity）是媒介尚古主义行动最基础、也最直观的特征，它显然因应人工智能的“泛连接”可供性而来。数字媒体生态下的人之所以渐渐丧失文化自觉、陷入消极精神，直接原因即在于两者之间的接口数量过多、连接效应过强。人工智能没有自己的传统和惯例，它对社会进程的介入——至少在当下——必须通过跟人类的身体与意识建立连接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机器逻辑的寄主，广泛而强效的“人机接口”则是上述关系得以实现和维系的基本物质架构。有限连接则意味着人对自己以何种方式与程度跟机器共生有更大的选择权和裁量权，而这种选择和裁量的价值底线则是人能够实现对自己行为、身体和感官系统的完全控制。对有限连接性的追求，决定了媒介尚古主义者普遍认为基于文字和声音的信息传播模式是更具秩序感、也更优越的人－媒介关系模式——它们明显指涉传统的印刷和口语文明。一个典型的观点就是，印刷媒介和电台广播与人的关系更接近“陪伴”（companionship），可以帮助人抵御数字媒体的入侵性（intrusiveness）。美国著名媒体人斯蒂芬·卡西米罗（Stephen Casimiro）就是一个坚定的印刷媒体的倡导者：2016年，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创办了一本颇具复古主义色彩的纸质杂志《历险期刊》（Adventure Journal）。之所以称其“逆历史潮流”，是因为户外旅游类杂志是最早被数字化浪潮所吞噬的，但卡西米罗却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极有意义的工作。他在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采访时明确指出媒介应当是人类生活的陪伴物而非入侵者：“人应当将杂志拿在自己手里，放在自己的咖啡桌上……而不是让杂志变成屏幕包裹我们……我们需要留下可以回味的东西。”除纸质杂志之外，与电台广播在形式上高度相似的播客（podcasting）近年来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一位意大利学者将其界定为“传统声音文化回潮”，并认为播客是一种典型的新旧杂合的文化形式，能够让其实践者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性便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电台与人之间的有机情感关联。有中国研究者也认为，引领“听觉复兴”的播客比其他全感官媒介更有助于文化共同体和文化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注意的是，追求有限连接性的媒介尚古主义与数字断联／戒断（digital disconnection／detox）并不相同：前者是对旧媒介的积极使用以重建人类作为意义生产主体的行动，有着明确的文化公共性诉求；后两者则是通过消减媒介经验实现的个体层面的抵抗，其价值宗旨在于申明人的自由和自主。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媒介尚古主义从未体现出逃避主义的意图，其最常见的行动方案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生产。比如，慢传媒（slow media）作为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组织规模的媒介尚古主义运动，就在其公开发布的“宣言”中明确界定了自己的行动原则：推崇媒介生产的“单任务性”（monotasking），重建传统媒介文化的“灵韵”（aura），也即“让特定的媒介经验隶属于人类生命的特定时刻”。这种本雅明式的媒介观是对数字媒体入侵性最直接的否定。也因如此，慢传媒的倡导者大多是前传统媒体从业者而非新锐的数字原住民。他们通过创办出版周期极长（按照当下的标准）、专事深度报道的专业媒体机构来复兴传统媒介经验。著名慢传媒机构《乌龟传媒》（Tortoise Media）的创办者、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前编辑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g）以《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作为隐喻，归纳了自己的媒介观：“我们需要以自己的道德智能（moral intelligence）作为对人工智能的回应，我们同样需要站在人类利益的视角去面对创新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因此，媒介尚古主义者所追求的有限连接性不是对人类媒介经验的消减，而是通过给不同连接形式赋予不同道德权重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媒介经验的重新组织。他们希望播撒的观念是：克制加速和繁复的欲望是一种更为崇高的文化经验，它会让人获得捍卫自身主体性所需的道德力量。自动化（automation）是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媒体生态最典型的文化趋势，其表现是媒介内容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媒介经验的生成日益由算法支配，其本质则是机器逻辑逐渐取代人类判断力成为媒介文化主导性演进动力的历史过程。媒介尚古主义行动总体上拒绝使用、或极为审慎地使用智能媒介技术，并尝试通过复建传统文化生成和体验的人类劳动机制来实现对数字媒体生态下诸种异化状况的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媒介尚古主义视为一种温和的后卢德主义（Post－Luddism），其行动主要观照的是人类劳动状况和劳动主体地位被数智技术的侵蚀。众包新闻（crowd－sourcing journalism）是最具代表性的反自动化媒介实践之一：其基本形式是发动分布于广袤空间的媒体用户就特定议题或目标展开协同性新闻生产；其理念则延续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主张建立专业新闻从业者与公众的联合生产机制以促进新闻业的公共性。在众包新闻的倡导者看来，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对数据进行自动检索和分析并迅速生成报道，但只有联合起来的人类行动者才能为这些数据赋予历史意义。在日常实践中，众包新闻生产模式主要被运用于大规模、长周期的调查性报道。例如，美国新闻网站ProPublica在2017年推出的大型调查项目“失去的母亲”（Lost Mothers）关注该国女性长期以来高孕产死亡率的现状，其发动全国范围有相关经历的网民参与叙事，并最终收集了超过5000个经核查为真的鲜活故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如，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的严重水灾中，最初由一个名叫Manto的网友制作和上传的救援信息文档借助微信平台的开放编辑功能，吸引了难以计数的普通网民参与到后续的信息输入之中，该文档的广泛流传令超过3000人获得救助，并被人们称为“救命文档”。这两个中外代表性众包生产案例表明蕴含于人类情感叙事中的文化能量是人工智能无法模仿的。全世界范围最著名的众包新闻平台贝灵猫（Bellingcat）的创始人、著名公民记者艾略特·希金斯（Eliot Higgins）就将自己引领的众包新闻行动理解为一种人类英雄主义：“我想让新闻尽可能地充满戏剧性……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更让人满足。”尽管众包新闻项目通常需要借助不同形式的数字工具完成，尤其是对协同编辑平台有较高的依赖性，但其普遍坚持使用传统调查手段搜集和分析资料，并认为“讲故事”（storytelling）这种集体意义建构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即使是走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前沿的传媒行业，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反自动化”亚生态。其中，近年来由一些主流媒体机构倡导的“算法透明”（algorithmic transparency）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一项关于《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个案研究显示，在这家老牌主流媒体的算法工程师群体中间已形成颇具规模的“透明性”文化，其成员会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化方式向公众解释算法在内容生产中的工作原理。此外，以国际记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为代表的一些全球性媒体从业者组织从2022年开始致力于令“透明化生产”成为一场专业主义运动，投身其中的媒体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主要行动方案是通过各种方式揭示人工智能在日常媒介文化中的运作方式，并明确抵制自动化内容生产。例如，著名数字媒体机构Vox就建立起口碑卓著的“透明层”（transparency layer）制度，该制度通过公开所有参与报道项目的人员履历、分工安排、项目执行备忘录以及决策过程记录的方式，来强化内容生产的人类劳动要素。不过，这种反自动化的制度创新显然也会给媒体机构增加额外的运维压力，因此并不十分普遍。总之，如果说有限连接性决定了媒介尚古主义实践对旧媒介技术及其内容生产程式的复兴，那么反自动化则推动媒介尚古主义者对传统媒介专业理念、劳动分工和制度安排的重启。这一点，对于新闻业的文化生命尤其重要，各种类型的反自动化新闻实践已经成为维系传媒公共性的重要行动。主流媒介文化理论长期忽视艺术和审美的问题，这在今天已不合时宜。一方面，在数字技术革命塑造的融合媒介生态下，信息和意象、生产和创意之间的界限已高度模糊，杂合（hybridity）成为常态，我们已经很难忽视构成人类媒介经验的审美维度；另一方面，艺术长期被视为人类创造力的禁脔以及人类将自身与机器绝然区分的认知屏障，审美也因此而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拥有了更具解放性的文化潜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模拟美学（analogue aesthetics／aesthetic analogy）成为媒介尚古主义行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模拟（analogue）是前数字时代摄像与电视技术传输标准的统称。模拟信号是经人工频率调制后形成的信号，其作为一项“原始”技术有保真度低、衰减严重、极易受到外界噪源干扰等“缺陷”。从2000年前后开始，世界各国电视业均逐步实现了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的转换。但在过去十余年间，作为艺术运动的“模拟”竟蓬勃发展，其践行者通过创作与模拟信号画面在形式上十分相近的意象来表达对过于清晰、全无神秘感和智能化调制的媒介文化的抵制。“原始”的技术缺陷被赋予了美学内涵，获得了新的历史。模拟美学的认识论基础包孕在“模拟”一词的隐喻之中：媒介不应无中生有地构建现实，而只能是对现实的模拟，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干扰和失真都是这种媒介真实性的证据。具体而言，模拟美学虽倡导记录手法，却会通过创造性地加入噪点、变形、断续、频闪等元素的方式，来刻画某种未经机器文明染指的人与外部世界的自然关系。在全球范围内，遵循或借鉴模拟美学理念开展的艺术流派众多、技法纷纭，例如从2002年开始不断发展壮大的故障艺术（glitch art）运动，就主张以模拟信号系统导致的屏幕显示或播出故障——包括扫描线错位、信号干扰、图层错乱、画面压缩失真等——为元素来塑造充满陌生感甚至不适感的审美体验，以提醒人们技术中介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模拟美学并未局限为一种小众先锋艺术，而是在主流传媒工业体系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类型化。例如，模拟恐怖片（analogue horror）就在2015年前后确立为一种影视作品类型，其风格最初由《81号档案》（Archive 81）等播客项目，以及《无法直达》（No Through Road）、《本地58频道》（Local 58）、《双子座家庭娱乐》（Gemini Home Entertainment）等流传甚广的网络剧奠定，不但在视听要素的配置上仿制模拟信号电视的效果，而且在叙事上也反复使用磁带、录像机、雪花屏等意象来营造复古的氛围。《81号档案》在2022年被流媒体巨头奈飞（Netflix）改编为网络剧并在全球范围吸引了近1．3亿小时的总观看量，成为模拟美学从“创意”到“流行”的关键事件。著名剧评人罗琳·阿里（Lorraine Ali）对该剧的赞誉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本主义取向：它“用理智对抗现实的主张”让观众意识到“对清醒的追求在如今既是梦魇也是快感”。在文化意义上，模拟美学的本质是通过刻意追求媒介内容的形式、表达和意义的不清晰性来反拨数字技术对人类创造力的拆解和祛魅，进而实现对已经逝去的那种富含微妙性和在场感的审美经验的重建；而基于机器逻辑生成的意象和作品则被媒介尚古主义者认为是将想象力计算化的结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现实世界的精确“还原”，但本质上却是对人类存在物质性的否定，是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式的“超级真实”（hyper－reality）——比真实还真实的有关整个世界的谎言。对此，德国媒介哲学家哈特穆特·博默（Hartmut Böhme）认为旧美学形式的复兴如同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一样，往往出现在人类认识论面临严峻危机的时候；所有被保存和铭记的“文化的某些方面”其实都是对人类正在失去或以往的感觉结构的指涉，因此这种复兴其实是对空虚感（emptiness）的一种自觉的建构。而正是在美学的维度，媒介尚古主义超越了实用主义行动的范畴，获得了成为系统性文化革新力量的潜能。
![]()
余论：媒介尚古主义的潜力和困境
本文尝试通过对媒介尚古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论化，来实现对数字媒体生态下各种自觉对抗后人类状况的文化行动的理解。媒介尚古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追求媒介经验的有限性、陌生感和自主意志，其行动方案则主要体现在对原始、笨重但人类在场的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生产机制的复兴。媒介尚古主义既包括专业行动（如慢传媒、众包新闻），也包括艺术运动（如黑胶唱片生产、故障艺术）；它没有统一的纲领，却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反拨机器逻辑、重申人类文化主体性、重建有机人类生活经验的人本主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媒介尚古主义视为一个伞状概念（an umbrella concept），它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数智时代人类媒介抵抗实践的基本框架。不过，如同历史上的一切抵抗文化一样，媒介尚古主义也无法免于政治经济规律的影响。重生的旧媒介及其文化很快就会被文化工业挪用并拜物教化，而以机构为基本形式的各种另类媒体实践也必须首先实现盈利才能侈谈变革。在泰勒·斯威夫特开始发行黑胶唱片专辑以后，这种有着丰富文化政治意涵的古早媒介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流行音乐产业新的利润增长点。曾经影响力巨大的荷兰慢传媒机构《信使》（De Correspondent）在斩获多个国际新闻奖项之后，却不得不在2020年年底因投资人撤资而关张。在很多情况下，如众包新闻这样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却缺少商业变现途径的项目，或由坚守专业主义的老牌媒体支撑、或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勉力维系，盖因其观念与实践与主流科技资本主义皆不兼容。所有这些，都是包括媒介尚古主义在内的各种另类媒介行动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如何让少数清醒者的文化探索能够不断进化为拥有强大公众基础的文化常规？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思考应贯穿我们构建批判性媒介文化理论工作的始终。
⭕️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西北师大学报》。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享有编辑排版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学术匠”开设了投稿交流、新书咨询和学术交流类社群，有意愿参与社群互动或交流相关学术资源的学人可以在文末扫码入群或添加小编VX：XueShuJiang001，纯公益、不商业，因此也谢绝一切商业机构或相关个人营销与传播。
⭕️学术匠已开通运营“書將”公众号。“書將”公号将作为学术匠“新书荐读”栏目的补充，每天推荐1个书单+3本新书/好书，纯公益、不商业，有需要的学人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台更改了推送规则，如果您不想错过“学术匠”的文章，请将我们设为"星标"，这样每次最新文章推送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您的订阅列表里。方法：先点击页面左上角蓝色“学术匠”进入主页，再点主页右上角"..."，然后选择"设为星标"。
![]()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