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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1977年9月出生，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江苏省青年社科英才，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辩证唯物主义学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人文学科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文艺理论研究》等发表论文一百余篇，曾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主要著作有《忠于事件本身：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事件与真理：巴迪欧的哲学精神》。![]()
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成为了当代西方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门词汇。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滥觞于数字技术下新空间的开辟，在传统政治学上的领土、领海、领空之外，形成了一个以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底的领云空间。这个空间一经成立，就发生了被各大数字平台瓜分的新圈地运动，被圈起来的云空间变成这些平台的云封地，而平台背后的资本家摇身一变成为云领主，广泛使用这些云封地的用户和企业，变成云封地上的云农奴和附庸资本家，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实质。总体来说，技术封建主义只是一种譬喻，也并不能涵括整个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因此，它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我们仍然可以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批判技术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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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1日，美国特勤局特工带着搜查令闯入史蒂夫·杰克逊游戏公司。这是一家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小公司，主要设计和出版角色扮演游戏。特工们拿走了三台电脑、两台激光打印机、软盘和纸张，还携带了一份手稿。最新的是GURPS（通用角色扮演系统），这是该公司的特色产品。它是一种游戏手册，由规则、角色和场景组成，构成了宇宙的基石，邀请玩家将其变为现实。这本书标题是《赛博朋克》（Cyberpunk）。这本书的编辑洛伊德·布兰肯希普（Loyd Blankenship）曾因电脑黑客罪名被捕。他还是1986年发表的黑客宣言的作者。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不是美国特勤局特工为什么会关注这么一家小游戏公司，而是布兰肯希普在他的《赛博朋克》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个概念——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当世界变得更加艰难时，出于必要，公司会通过自身变得更加艰难来适应。这种“优先保护自己”的态度有时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与封建主义一样，它也是对混乱环境的一种反应，是对工人服务和忠诚的承诺，以换取公司支持和保护的保证。……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大公司联合起来形成虚拟垄断。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并对可能破坏其卡特尔稳定的竞争对手进行适当的限制或铲除。虽然布兰肯希普留下的这个“技术封建主义”以及他在一个乌托邦式游戏中描写的情况与21世纪的世界互联网公司、大数据公司、人工智能公司的发展状况相去甚远，也无法涵盖今天Open AI、谷歌、苹果、亚马逊、Netflix、Meta、Tik Tok，还有埃隆·马斯克等人在今天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新圈地运动”，但是布兰肯希普留下的这个概念，足以成为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剖析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最新发展的一种概念工具。随着2020年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学批判》（Techno－féodalisme：Critique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以及2024年2月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nis Varoufakis）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的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What Killed Capitalism）等书的出版，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中引发了新的思想震撼。许多思想家，如齐泽克、约迪·迪恩（Jodi Dean）、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等人都曾经就技术封建主义进行过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于迪朗还是瓦鲁法基斯来说，他们都认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封建主义。正如涂良川等认为：“从历史的整体逻辑来看，技术封建主义体现了现代技术资本主义与先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的脱钩。技术封建主义通过技术与数据生成人类生活的特征，产生了财富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等，形成了新形势的科技领主与数据农民的关系，建构了一个如同封建社会的社会体系。”当然，面对“技术封建主义”这样的新概念，我们不能盲目地跟随和推崇，而是需要思考具体的数字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如何让塞德里克·迪朗、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约迪·迪恩、齐泽克、祖博夫、麦肯齐·瓦克等思想家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蜕化为一种新封建主义。这种新的统治形式是否真的是封建主义。对于当下的中国学者而言，我们究竟如何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技术封建主义”的趋势和思潮？![]()
从领土到领云：数字技术的新疆域
面对“技术封建主义”，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封建主义”？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经典名著《封建主义》的描述，“中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众多的小诸侯甚或仅仅拥有几个村落的小领主瓜分统治权。他们用封建主义这个词语所表示的正是这个特征。他们谈到采邑时，有时指地方公国，有时又指庄园。但在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庄园都是采邑，也不是所有采邑都是公国或庄园。最重要的是，仅仅强调其政治方面，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标示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类型，或者——如果从最狭隘的法律意义上理解‘采邑’——是否可以在许多权利中只强调一种特殊的不动产权利，值得怀疑。但是，就像用旧了的钱币一样，各种词汇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会失去明晰的轮廓。”从马克·布洛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建立在所谓的“采邑”基础上，“采邑”的主要构成方式，就是土地和建筑。那么，对于一个封建王国而言，总体的土地属于国王，但国王可以将总土地分割成若干个部分，交给封建领主来打理。这就可以得出，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土地，且这些土地可以根据领土分封的等级进行分割，成为领主的“采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个层面，那么只是看到封建社会的政治表现，而关于封建社会的问题，更为根本的恰恰是，为什么君主会分封土地，而不是分封其他东西，而那些接受分封和采邑的领主，何以会接受土地？对于这个问题的更重要的回答，是诸如魁奈、杜尔哥这样一批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们给出的。比如，魁奈在他的《谷物论》中，就明确提出：“地所以是财富，只因为土地生产物是满足人类的需要所不可缺，使这种财富成为财富的根源，实在就是需要。因此，在有肥沃土地的王国，则人口愈多，它的财富亦愈多。由人类的需求所推进的耕种，实在是最丰裕的财富源泉，是人口的主要支柱。正是耕种供给我们的欲求以紧要和不可缺少的财物，使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取得收入。”魁奈的重农主义经济学思想，是后来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声。在这个意义上，魁奈等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假说，封建社会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来进行的。而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土地，土地之所以成为财富，就是因为只有肥沃且广袤的土地，且具有大量耕种人口的国度，才拥有丰厚的经济实力。魁奈的论断，对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法国农业经济来说，是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在魁奈那里，只有土地、耕作的劳动，以及自然力（如气候、雨水、阳光充足等符合农业产出的自然条件）的馈赠。显而易见，对于处于农业生产力阶段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很自然地将土地和人口视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因为自然力是不可控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强盛，也必须依赖于人口和土地，而在封建社会里，人口也是依附于土地的，土地的多寡与肥沃程度，也自然决定了生活在一定土地范围内的人口的多少。对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还引用了另一位重农主义学派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无论对人的劳动管理得怎样好，人在这种土壤上所生产的也仅够养活那些为获得土地产品而必须操心费力的人。”所以，在有限的土地之内，不可能额外增加过多的财富，而在封建社会的领域内，财富的增加只能依赖于肥沃土地的争夺和占有。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封建王朝，往往给贵族们分封的是土地，而不是其他物品。对于这些领主而言，只有土地才能让其家族绵延不息，任何金银珠宝都会有穷竭的一天，唯有土地是自然的恩赐，能够在四季交替中，为家族和人口的繁衍带来无穷的滋养。所以，对于早期的封建王朝来说，具有实力的，都是在大陆上拥有广袤土地的国家，而任何国家，都会将土地所有权视为最重要的资本，而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主权观念，就是领土国家。领土的概念，不仅仅体现在重农主义的经济学上，也体现在法学上。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就曾谈到了以土地为基础的空间法的出现：“任何一种基本秩序都是一种空间秩序。人们把一个国家或大陆的宪法称为基本秩序，它的法（nomos）。真正的、源初意义上的基本秩序本质上建立在某种明确的空间界限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某种标准和土地分配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阶段，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掠夺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球图景的重要改变都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新的领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夺联系在一起的。”从卡尔·施米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的分割和掠夺是最重要的政治，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在封建社会的生产中，任何产业（其实不仅是农业，也包括手工作坊、商铺、陆上贸易）都离不开土地分割。试想一群商队，从中亚走到中国，沿途会遇到不同的关隘，每一处关隘都会找商队收取一定的关税，这种关税就是基于领土逻辑来实现的，它不是生产和贸易的利润，而是基于领土和采邑合法掠夺，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下的“技术封建主义”极为重要。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基于领土主权，而是另一个概念：领海。领海概念出现，源自于远洋航海技术的进步，哥伦布、麦哲伦、达伽玛等航海家的冒险将原先局限于欧洲的有限地理空间的概念扩展为全球空间。原先处于大陆领土边缘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了大航海时代的获利者。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毫无疑问从欧洲的边陲之地，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在卡尔·施米特看来，“相比大陆国家仅在概念上提出决断主义，英国在海洋之本质性上做出的决断，其意义要更加重大和深远。这座岛屿成为了朝向新大地法的空间秩序转变的行动者，并且也潜在地成为随后跃向现代技术之全然堕落的运行区域。”施米特在这里提到的领海出现带来的新大地法是英国成为海洋时代强国的关键，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现代技术，它主要指的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让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力极大提高。这样，不断探寻海外原材料和市场，控制海上航路，就成为了新大地法时代的重要特征。施米特强调的不仅是从领土法向领海法、从陆地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海洋也具有分割性，不同的帝国在争夺不同的航路和殖民地，其实就是在争夺海洋时代的霸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会撰写《论海洋自由》来分割英国和荷兰的海洋权益，也可以理解马汉的“海权论”成为了替代“陆权论”的重要的理论。那些固守陆地空间，无法摆脱重农主义思想藩篱的政客和经济学家，无法看到工业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更新，创造了一片之前在陆权国家眼中不存在的“领土”——海洋空间和新大陆的分割。当然，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封建时代，工业、贸易、航海，以及大量的殖民掠夺，成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已经不是财富积累的唯一源泉，而劳动力和资本已经与土地并驾齐驱，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再次打开了新空间的大门，我们也需要一部新的大地法。但这次的空间，既不是陆地，也不是与陆地毗邻的海洋，更不是在陆地和海洋之上的空间，而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出现而诞生的一个新的云空间，这是一个虚拟空间。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数字空间的拓展成为人类生活世界的第二次重大拓展，不过不同于人类生活世界第一次在地缘上的拓展，数字空间的拓展是由类似于TCP／IP这样的协议组成的……尽管这种由数据堆栈构成的空间并没有可见的土地，但是它与传统的陆地和海洋一样，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筑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云空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云空间并不在于数字技术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而是在于新兴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例如，智能手机、智能驾驶、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2024年成为宣传热点的Open AI公司开放的sora，苹果公司第一次大量商业化的Vision Pro头显产品，还有任天堂的游戏机Switch等等，这些软件和硬件的盈利，都必须依赖于这个新创造出来的“土地”——云空间，没有互联网和数字协议形成的云空间，这些产品都会如同空中楼阁。没有高质量的通信，Vision Pro就不可能及时传输空间计算和虚拟成像的画面，没有大量的影像数据库和语言数据库的收集，也不可能有sora的神话。换言之，云空间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虚拟空间，而在于它是新经济模式依赖的土地，这片土地需要大量的通信设备、算力芯片、数据库、服务器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将之视为一个新的“领土”，甚至可以发明一个新词汇来形容它——“领云”。而领云就是数字时代的新疆域。和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一样，任何新疆域的开辟，都不可能完全在和平中进行。正如美国计算机理论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说，一个叫做“领云”的空间的出现，必然会产生新的空间法（nomos）。他说道：“堆栈通过占据空间来制造空间；它通过勘察、吸收并虚拟化抽象来做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其是否在根本上表达了一种法（nomos）。”布拉顿已经看到，新的云空间和领云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它与封建社会中的土地一样，不可能成为公地或公共的场所，倘若封建时代的领主们会为生长作物的土地进行血流漂橹的争夺战，那么数字时代的云空间也不可能是完全公立的，它必然被不同的新圈地运动所分割和占用并牟取特定的利益。在不断闪烁的服务器的灯光之后，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新时代的厮杀声。![]()
新圈地运动：技术封建主义的诞生
卢梭在他的《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曾经以戏谑的口吻说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卢梭通过这个寓言意欲说明，人与人的不平等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这里产生了另一个结论，文明形成关键并不在于发明某种道德观念，而是在于圈地和圈地之后，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出现。一旦土地拥有一位主人，那么其他任何人若要使用这块土地，甚至途经这个土地，都必须缴纳租金或地租。这有点像“大富翁”的桌游，一旦我拥有了一块地，任何经过这个地方的玩家，无论他是否情愿，都必须向我缴纳一定的租金，当然，土地开发程度越高，这个租金就越高。这其实就是最早的圈地运动。没有主人的土地，一旦被占有，就具有了合法的租赁权，土地的主人可以征用农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也可以对租用土地的人收取租金，甚至设置关隘，对过路的商队和路人雁过拔毛。这种不平等，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圈地运动中产生的土地所有权。更重要的是，土地上的人与被占用的土地形成了依附关系，这也是一种附庸关系。塞德里克·迪朗谈到了封建社会的圈地运动产生的人身附庸关系，他指出：“附庸关系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通过组织团结的纽带和权力的分配，以及其他形式的联合，调节了很大一部分关系。因此，对土地的控制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附庸关系实现的。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附庸的农民被授给所在封地，即对土地及其农民的封地权力的特许权，这使他能够保持其地位并履行其义务。他们还能得到领主的保护。作为回报，附庸有义务参与领主的军事行动，并在经济上或建议上支持领主。第一个方面至关重要，因为是附庸负责组建封建军队。”这样，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理解卢梭所指的文明是什么。一旦圈地运动发生，不仅意味着领主对土地的占有，也意味着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或游民，只能依附于其他人的土地而生存，这样生成的文明，是将原先可以悠然自得的普通人，变成必须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土地的农民或农奴，人的自由和行为高度依附于所在的土地。卢梭谈到的文明的实质其实就是通过圈地，借助土地的中介，形成依附性的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过，我们更熟悉的圈地运动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这场“羊吃人”的运动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土地不再是耕种作用，而是成为了工业生产的原料产地，原先高度附庸在土地之上的人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瓦鲁法基斯谈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圈地运动帮助资本超越了其最初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并使其指挥能力成倍增长。不久之后，以前的普通土地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使资本在全球各个角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资本对劳动力支配力的增强，资本所有者积累了大量财富。随着财富的积累，他们的社会权力也不断扩大。他们从雇主变成了议程制定者，无论在哪里做出重大决策。很快，资本家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包括土豪——甚至皇室。”如果用理论来解释这场发生在近代的圈地运动，恰恰是与卢梭意义上的圈地运动相反的，它让个体脱离了土地的附庸关系，由于土地关系的丧失，所有的人都可以还原为无差别的个体，都可以在市场上换算成可以同样售卖的劳动力，来获取绵薄的薪酬维持生计。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即出现了大量可以自由售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口，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在今天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下，我们再一次经历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当我们拿起手机下载一个APP，甚至当我们买一个智能驾驶的汽车，或者使用最新的智能家居设备时，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注册用户。我们注册为新的用户，并不是我们获得了软件的所有权，而只是一种使用权，而我们交付的费用只能理解为是一种租金，是我们租用平台云空间的“地租”。其实，很多左翼思想家已经看到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下，这种特殊地租的存在。2019年，齐泽克在《＜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性》（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一书中，就曾经用比尔·盖茨的windows系统来说明数字时代普遍的云地租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比尔·盖茨的例子。他是如何成为世界首富的？他的财富与微软公司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成本毫无关系，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微软公司支付给其智力工作者的工资相对较高；这意味着，盖茨的财富既不是他成功地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生产出更好的软件的结果，也不是他成功地对其雇佣的智力工作者进行更残酷剥削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微软早就破产了：人们早就会大量选择像Linux这样的免费软件，而且据专家称，这些软件的质量比微软更好。那么，为什么仍有数百万人购买微软的产品呢？因为微软将自己强加为一个几乎垄断了整个领域的准通用标准，一种通用智力的直接体现。盖茨通过侵占租金，让数以百万计的智力工作者参与到他私有化和控制的新形式的通用智力中，从而成为几十年来最富有的人。”可见，数字技术下的平台公司，并不真正生产产品，他们所谓的产品，是一块云封地，就像微软的Windows和Office等应用软件一样，一旦开发出来，任何真正从事生产的部门，必须向他们借用云土地，并向他们缴纳应用的租金。比如，在写这篇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文章时，笔者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在微软的Office平台上进行写作，Office对笔者来说不是一个工具，而是写作时必须使用的云土地。在某些云平台上，这一点更为突出。例如人工智能的开发，离不开大量的数据库。这样，能够从全球各地海量采集数据库的平台拥有了特殊的云封地。比如巨大的网络商业平台亚马逊，它早已从单纯的电子商务的集团，变成了巨大的云领主，因为贝佐斯手上掌握了全球海量的商品购买和交易的数据，也有庞大的物流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为他进一步开发下一代人工智能产品提供了便利，而那些需要开发人工智能的产品，数据库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人工智能不可能靠自己觉醒来实现，只能在吞噬海量的数据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才能变得更为智能，而这些数据显然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学已经将数据与土地、劳动、资本并列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第四要素）。但是问题在于，数据从哪里来，普通人和一个小规模的开发公司，是否直接可以获得数据？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那些巨大的云封地上，才有源源不断的数据，而那些个人和小公司就必须向这些平台的云封地缴纳地租。在新圈地运动的云封地上，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封建主义的后果，即个人与平台的云空间之间的附庸关系。正如塞德里克·迪朗所强调，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民和家族与土地之间的附庸关系，农民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家族，都无法离开领主的土地，他们在人身关系高度依附于土地。如果我们可以将云空间看成埃隆·马斯克、扎克伯格、贝佐斯等人的领地的话，我们何尝不是高度依附于他们的云封地的农民？想象我们醒来，第一时间拿起手机开始刷视频、打游戏、看新闻等等，有哪一个行为不是在这些云封地上发生的？我们若要持续在里面生存，需要让渡自己的注意力和数据，注意力成为了他们销售的产品，让我们每看一段视频之前，都需要看十几秒到几分钟的广告，我们的行为数据被分析，被销售给其他的附庸公司，这些附庸公司拿到普通用户的数据之后就可以开发对应的智能产品。无论ChatGPT和sora表现多么神奇，如果没有从云封地上攫取的全球数十亿计的用户数据、图像数据、影像数据、语言数据，这些软件智能能凭空出现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当下的人工智能其实并不神秘，它们不过是在拥有大量数据沃土上生成出来的数字时代的作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高度依附于云空间和云封地的云农牧。用瓦鲁法基斯的话来说：“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公地的圈地运动，云资本应运而生，它与其他类型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不惜代价地自我复制，将我们所有人变成云农奴。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网络的转移，亚马逊现在是如何作为云封地运营的，传统企业付钱给贝佐斯，让其作为亚马逊的附庸公司来运营。”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卢梭，不过这次进行圈地的不是某个聪明人，所圈的也不是实际的土地，但是其效果是一样的，让我们所有用户，形成了对于云封地的依附关系。因此，瓦鲁法基斯的云农奴的概念是一个不错的概念，因为它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所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手机、平板、电脑中刷视频、玩游戏、看新闻等活动，何以成为数字劳动？如果这些活动是数字劳动，他们的剩余价值和交换价值又在哪里？对于任何研究数字劳动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从技术封建主义的云封地和云农奴的角度来解释，一切都迎刃而解，因为这里不存在剩余价值，只存在雁过拔毛的合理的收租权，任何租用云土地的用户，都必须交出你的数据和隐私，正如约迪·迪恩所说：“云平台提取地租和数据，就像土地收租受益一样。精益平台也具有类似的收益性，通过依靠负责自身维护、培训和工作方式的外包劳动力，能够在没有财产的情况下提取租金。主要的例子有优步与爱彼迎，它们将消费项目重构为资本积累手段。汽车不是个人交通工具，而是用来赚钱的。一个人的公寓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出租的。无论如何，个人财产都会成为资本和数据积累的工具。平台领主的资本和数据积累的工具：就是Uber与Airbnb。这种成为农奴的趋势，即成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但其劳动增加了平台所有者的资本，是一种新封建主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依附于云封地的云农奴和地租与云无产阶级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剩余价值劳动分开来理解。真正在生产和制作数字资本主义的产品的雇佣者，仍然是数字无产者，而那些依附于云封地，不断被云领主榨取数据，收取地租的用户，只是这个虚拟世界的云农奴而已。瓦鲁法基斯总结道：“创造一个市场日益被云领地取代的世界。迫使现实中企业成为附庸企业。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云农奴，让我们紧盯着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热切地生产云资本，让我们的新领主在云封地逍遥自在。”![]()
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阐明了领云或云封地概念，以及新圈地运动带来的技术封建主义的崛起之后，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们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批判技术封建主义？我们可以比照比利时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路易·冈绍夫（François－Louis Gnashof）对封建社会的定义去理解技术封建主义的定义。冈绍夫指出：“‘封建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它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不难勾画。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因素发展到极端，专职军人阶层居于社会等级体系的较高级别，地产所有权的极度分割，土地权利的等级体系，它由地产所有权的分割所产生。”在这个定义中，土地所有权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土地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在封建主义中，另一个特征是依照军人的等级，进行的土地分割和等级安排，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的等级体系。每一个封臣，每一个领主，并不会将自己的采邑或封地开放，而是将其封闭起来，享受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收益，这种收益来自于封建主义的圈地运动，圈地——即将自己的封地和采邑用城墙和栅栏与其他人的土地分隔开来——让不同的封建领主获得了该封地的所有的经济收益、人身依附关系、军政治理的权力等等。技术封建主义与之前的封建主义不同点在于，今天分割的土地不再是有形的土地，而是所谓的领云或云封地。扎克伯格有Facebook的封地、贝佐斯有亚马逊的封地、库克有苹果封地，字节跳动也有Tiktok的封地，而每一个人的封地都与其他人不直接相连。例如，苹果手机应用商店的许多应用是不能直接应用到Android系统上的，而苹果电脑上的iOS操作系统的很多程序，也不一定与微软的Windows系统兼容。这可以视为技术封建主义下的云封地的彼此隔离。用约迪·迪恩的话来说，这就是“主权的分割化”（Parcelisation of sovereignty）。迪恩说道：“在新封建主义下，由中立的法律形式和自由平等的个人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阵营瓦解了，社会的直接政治特征重新显现出来。”试想一下今天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用户更重视平台的规则和法律，而对所处的行政管辖区域的法律和规则，则不是那么熟悉，对于网约车司机而言，他们需要关照Uber或滴滴平台上的各种条款，而像亚马逊在某一个州开辟新的仓储和物流服务，也是将自己的平台特权（算是一种云封地特权）凌驾在某些州法律之上。根据这些特征，以及冈绍夫的封建主义定义，我们将技术封建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形态，它所具有的鲜明特征可以概括为：数字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因素发展到极端，数字平台居于社会等级体系的较高级别，云空间所有权的极度分割，权利是按照云空间的数据和地盘分割的大小来安排的等级体系，它由云空间所有权的分割所产生，大致对应于上文提及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体系。如果说，对于封建主义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那么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来说，最重要的分割资源就是云空间，尤其是云空间的数据。瓦鲁法基斯也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之间进行了一个类比，他的说法是：“在封建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于拥有土地，而大多数人无法拥有土地，但却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来自于拥有资本，而大多数人并不拥有这些资本，但必须通过劳动来谋生。在技术封建主义下，新的统治阶级从拥有云资本中汲取权力，而云资本的触角裹挟着每一个人。”在这个定义中，最重要的在于，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是封建主义，原因有二：（1）它是对领云或云空间的分封和分割，这个分割不仅仅是针对云空间的，而同时分割的还有该云封地上的主权权力，即拥有一块云封地（如Uber的租车系统、Airbnb上的租房系统、亚马逊的电子商务系统、苹果上的各种应用、Paypal上的网络支付系统）上的绝大多数主权，即约迪·迪恩的“主权的分割化”；（2）依照分割的不同的云封地和权力，在用户、公司、平台公司和巨大的技术封建主义集团上，形成一种新的等级秩序。个体用户肯定处在技术封建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被锁定在手机和屏幕周围，让平台领主不断地收割我们注意力和数据。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也被锁定在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上，接受平台的监控和规则的统治，并不断地接受平台的行为矫正（behavioral modification）。肖莎娜·祖博夫在她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通过对谷歌的分析，提出了技术封建主义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她写道：监控资本家们发现，最具预测性的行为数据来自于对工作状态的干预，以推动、哄骗、调整和控制行为，使其朝着有利可图的方向发展。竞争压力促成了这一转变，自动化机器流程不仅了解我们的行为，还大规模地塑造我们的行为。随着这种从知识到权力的重新定位，将关于我们的信息流自动化已不再足够，现在的目标是将我们自动化。在监控资本主义演变的这一阶段，生产手段从属于日益复杂和全面的“行为矫正手段”。通过这种方式，监控资本主义诞生了一种新的权力，我称之为工具主义。工具主义权力了解并塑造人类的行为，使其达到他人的目的。它不再使用武器和军队，而是通过由“智能”网络设备、事物和空间组成的日益无处不在的计算架构这一自动化媒介来实现其意志。祖博夫的“行为剩余”（behaviorial surplus）和行为矫正手段”是塞德里克·迪朗、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和约迪·迪恩等人理解技术封建主义的关键所在，因为正是有了平台对用户的“行为矫正”，用户才心甘情愿地成为平台云封地上的农奴，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数据被榨取，行为被监控和矫正。这样，用户与云封地之间形成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大量用户数据和注意力被广泛采集和打包销售，而云领主们不需要额外地再去生产什么，因为数字时代的任何生产都必须在他们肥沃的云封地上进行，他们只需要从那些产业部门、商业部门甚至金融部门身上雁过拔毛地收取租金就可以维持他们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瓦鲁法基斯和约迪·迪恩也指出，技术封建主义杀死了传统资本主义，或者用迪恩的话来说，技术封建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消亡”。这个结论的确震惊了不少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比如《平台资本主义》的作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就认为，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应该迎来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至少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好生活。而瓦鲁法基斯和迪恩的论断则代表的另一种态度，资本主义的消亡可能带来的是比资本主义更坏的后果，即退化为一种更保守的政治经济学形式——技术封建主义，我们来看看瓦鲁法基斯是如何论证这一点的。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瓦鲁法基斯认为技术封建主义彻底取代了资本主义，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并不是进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业已在新的封建形式下日趋没落。如果仔细阅读瓦鲁法基斯的著作，不难发现，他是在极其狭义的基础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瓦鲁法基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资本主义的衍生概念，这种资本主义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G－W－G＇的资本价值增殖过程，而资本主义牟利的手段就是获得剩余价值，即赚取利润。但是，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如一家工厂，它的资本家是独立的，它可以通过手里的资金或贷款购买机器，或租用土地来修建厂房，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进行生产劳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不依附于任何人，它只随着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这种资本主义中是适用的。但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今天的工厂，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还需要依附于数据库、算法基础和算力驱动。例如，今天的汽车工厂，它不仅需要那些严格受自动化控制程序下的机器生产，他们生产出来的汽车产品，与其说是一辆独立的汽车，不如说是数字化产品的载体，或者说，这辆车里的数字配件，如自动驾驶包、导航地图，实际上成为数字时代用户是否购买这台车的动力，这里其实不是电动车和燃油车的分野，而是原先基于人类智能的人工驾驶车辆与基于无延迟的实时通信和巨大图像算力的智能驾驶之间的区别，如果没有对应的数字平台商提供这种服务，未来生产的车辆基本上相当于废品。这就跟我们手里的手机一样，如果手机没有操作系统，没有微信、支付宝等应用，手机就是废品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终端设备高度依赖于云空间中的各种势力分配，也必须时时刻刻向这些云平台领主缴纳云地租，不仅个体用户需要缴纳。那些具体从事生产的资本家也得缴纳。在这种情况下，瓦鲁法基斯看到，产业资本家的独立性消逝了，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利润以地租的形式交给那些大的云领主和云贵族们，这些资本家就变成所谓的附庸资本家（vassal capitalist）。正如瓦鲁法基斯在亚马逊那里看到的：“随着网络的转移，亚马逊现在是如何作为云封地运营的，传统企业付钱给贝佐斯，让他作为自己的附庸运营。”云贵族不用始终生产他们的产品，他们只需要不断维持他们云封地的肥沃，就可以源源不断从附庸资本家和普通用户身上榨取租金。瓦鲁法基斯相信，在资本主义利润打败封建地租的地方，技术封建主义的云地租会再次战胜利润。“亚马逊、腾讯、阿里巴巴、Facebook、苹果和谷歌的云运营商也投资于研发、政治、营销、工会破坏和垄断策略，但他们这样做同样不是为了以最大利润出售商品，而是为了从传统资本家那里攫取最大租金。”亚马逊、苹果、谷歌这些云领主们，与其说在追求个别商品的利润分配，不如说他们追求是在云空间中的开疆扩土，以便获得更多的云农奴和附庸资本家，让他们臣服在他们的云封地之内，世世代代向他们收取地租。当瓦鲁法基斯使用技术封建主义，而排斥任何资本主义的名义的时候，或许他夸大了整个大数据和智能平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肯定还是资本主义的，大的云平台并没有形成绝对排他性的收益。由此可见，即便他们带有封建主义的趋势，但绝不意味着亚马逊、谷歌、Netflix、Tiktok这些公司就是封建主义的。正如齐泽克批判的那样：“像比尔·盖茨或扎克伯格这样的新封建主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我们共同的通信和交流空间……当然，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危险是抽象夸大的危险，即从一种特定的趋势推断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特征：‘新封建主义’不就是指几家大公司各自主宰着一个特定领域，而绝大多数投资仍然发生在这些公司之外吗？”因此，笔者更愿意认为，技术封建主义只是一种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表象，或者说，是一种譬喻性的表达，并不是说，技术封建主义已经彻底摆脱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在当代的资本主义之下，通信能力、大数据、智能算法和算力成为了重要的生产力的因素，谁掌握了这些因素，就具有掌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绝大多数利润的潜力。今天的Open AI公司正式通过ChatGPT和sora这样的生成式智能，已经开始掌控着一定的大数据、算法和算力，他们有能力成为下一代云领主。如果sora仅仅作为一个工业产品牟取利润，是没有前途的，只有sora之类的智能转化为新的领云或云领土，Open AI背后的金主们才能继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适用于瓦鲁法基斯、迪朗、约迪·迪恩的技术封建主义批判，我们并没有看到技术封建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替代，而是发现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当代数字资本主义衍生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副本，只是瓦鲁法基斯和迪恩等人将它称呼为技术封建主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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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西北师大学报》。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享有编辑排版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学术匠”开设了投稿交流、新书咨询和学术交流类社群，有意愿参与社群互动或交流相关学术资源的学人可以在文末扫码入群或添加小编VX：XueShuJiang001，纯公益、不商业，因此也谢绝一切商业机构或相关个人营销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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