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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思维的研究进路：“历时性”“共时性”及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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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果，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视听传播委员会联系人，亚太传播学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都市文化生产的媒介实践研究（19FXWA002）”等项目10多项。代表性著作有《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媒介文化论》等专著，主编《新媒体文化研究选读》《媒介文化十讲》等著作多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文学批评》《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成果曾获教育部第八届和第九届高等院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城市传播研究、数字文化传播和影视文化研究等。![]()
德国媒介学家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通过“媒体思维的谱系”项目和“谱系学” 方法，提出了重新理解媒介的诸多创见。齐林斯基强调对媒介思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探析，强调媒介在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中运作，提出媒介谱系阐释中“过去考古”“即时考古”“未来考古”的多重面向；齐林斯基的媒介学自觉地批判媒介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鼓励超越时空、超越学科和超越地域的媒介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媒介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视野。![]()
齐林斯基；媒介思维；谱系学；未来考古；媒介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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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媒介社会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更是全面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德国媒介学家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教授主持的“媒体思维的谱系” 项目通过与不同学科背景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等的一系列对话和讨论，借助福柯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当代不同媒介思维的起源与发展，拓展了理论界对媒介的系统理解与认识。关于“媒介思维”，用齐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历史节点上，“从媒介产生的、与媒介和通过媒介的不同思考又即凝结成一个‘媒介研究’集群，这些对话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不同的专业起源，而且还有助于发展未来媒介研究的最大开放性。” 由齐林斯基的媒介思想出发，我们能够认识当代不同媒介思维是如何在艺术、科学和技术等学科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中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并由此看到媒介研究未来的可能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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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媒介：开启媒介思维的谱系学研究
“媒介思维的谱系”项目是齐林斯基自2013年开始与不同的媒介思想家和学者对话的成果，最早由柏林卡德摩斯文化出版社(Kulturverlag Kadmos)出版，中文版于2023年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项目中，齐林斯基通过与弗里德里希·克尼利(Friedrich Knilli)、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Croys)、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等17位媒介学家的对话和交流，主要讨论德语地区关于媒介思维的学说起源和媒介学相关的一些议题。齐林斯基等人用“媒介思维的谱系”为主题涵盖这些对话和交流，以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梳理关于媒介的各种思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何为“媒介思维”？媒介思维(media thinking)也常被翻译为“媒介思想”，齐林斯基不愿意用媒介学(media sciences)和媒介理论(media theory)等概念，在他看来，媒介学或媒介理论都是将媒介研究作为一门固定学科和理论，这不是一件好事。齐林斯基试图通过与不同媒介思想家开展对话，从多种不同视角认识不同媒介思维的起源和发展。与齐林斯基对话的17位学者，有许多并非纯粹的媒介学家，而是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或技术专家等，但他们的不少研究和实践都与媒介密切关联，理解他们的媒介思维有助于人们多角度地重新理解媒介。与齐林斯基一起合作的丹尼尔·伊尔冈、弗洛里安·哈德勒指出：媒介思维谱系学研究旨在探寻媒介分析思考的源头与目标，在系统化和稳定化的过程之外，探寻变体、偏差和多重性。我们并非要为围绕媒介展开的思考设立新的主题，而是要追踪借助媒介和依据媒介进行思考的痕迹（齐林斯基）。这些媒介相关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制度化和系统化话语之外出现的思想湍流。而这类思想湍流并非发生在制度化的中心，而是在其颠覆性的边缘。齐林斯基的媒介谱系学研究显然颠覆了主流的传播和媒介观念，他认为关于媒介的讨论其实可以追溯到“多种多样的学说源头”：“在媒介研究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能找到哲学、自然科学、唯灵论、魔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技术科学等多支讨论脉络。它们在媒介思维中交汇，编织成一张密集的认识之网。”在这种多学说源头的媒介思维中，对不同媒介学家来说，媒介的概念不是固定的而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例如在齐林斯基与弗里德里希·克尼利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克尼利而言，城堡、足球场、墓地、舞台或演员都可能是媒介。齐林斯基认为，弗里德里希·克尼利主要从媒介的物理存在和人的身体存在等方面来理解媒介，其媒介思维具有浓厚的媒介“唯物主义”特征。并且其媒介思维和实践也提醒人们，要注意在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物品和装置，它们在某个时刻，都可能成为具有连接特征的媒介。汉斯·贝尔廷的媒介思维则跟视觉或图像思维相关，其最知名的论断——“图像是漂泊的媒介”带给人们很大的认知触动。在《脸的历史》(Faces)这本书中，汉斯·贝尔廷便以“脸”作为媒介，串联起人类的历史（当然，这是另类的历史），“当我们试图用‘脸’这一主题来框定历史时，总体面貌往往趋于模糊。”对于鲍里斯·格罗伊斯而言，从哲学和宗教角度理解媒介则很重要，格罗伊斯在和齐林斯基的对话中提到了“灵媒”，“灵媒的意思一直是召唤灵魂的人”，由此他去重新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并认为人比机器更早地成为机器：“计算机是什么？计算机是一个被附身的机器，一个被某种程序附身的机器，也就是说，计算机做的并不是它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它根本什么都不想做，而是待在原地。但是因为计算机被程序附身了，它只能做一些自己意愿之外的事情。一开始人类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被善灵、恶灵、邪灵附身，必须执行某个超出了自己的意愿的程序。也就是说，我们像机器一样行动。”“媒介思维的谱系”项目展现了当代艺术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媒介的不同思考。同样参与媒介思维讨论的安娜·贝基尔希(Anna Beykirch)甚至直言“思考即是媒介思维”。17位学者都在他们的思考和实践中体悟媒介的本质，并尝试重新定义媒介。齐林斯基正是试图通过与17位媒介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等的对话，厘清当代种种媒介思维产生的过程，“它是怎样的，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展成的。”作为一位著名的媒介考古学者，齐林斯基在《媒体考古学》中便已尝试用“谱系学”(genealogy)的研究方法开展媒介考古，努力挖掘历史深处那些被主流“媒体科学”忽略和遗忘的“媒介事件”：在研究各种先进的媒体技术的同时，会越来越倾心于某些古代的幻想家和造型家，而对于他们这些人，我在我接受大学教育时从来没有接触到，那时，实际上是把他们排斥在媒体科学的讨论之外的。下面这二者，当然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一方面，要去追寻媒体发展中那些迄今为止不可见的或者已经被遗忘了的层次和事件，而另一方面，又要藉助于Unix和MacIntosh计算机、个人计算机、网络、图像和声音的制作和加工的模拟和数字工作室，包括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所作的尝试，试图从这个计算机世界中获取新的语言，并且教会它们表现哭和笑的表情。通过谱系学式的“媒介考古”，齐林斯基将许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关联起来，它们在一些交界面汇合，形成新的对历史尤其是媒介史的阐释。一些新媒介看上去很新，但如果在“深层时间”(deep time)——即在历史深处考察就会发现其源头就在历史之中，例如今天互联网上的各种加密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在17世纪，科学家波尔塔曾潜心于“密码术”研究。在“媒介思维的谱系”论坛中，齐林斯基延续了《媒体考古学》的谱系学研究思路，有所不同的是，“媒介思维的谱系论坛”更注重对媒介思维的谱系学考察，即探讨当代不同的媒介思维是如何在艺术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思考与实践中形成和演化的。这样的媒介思维谱系研究带有齐林斯基所说的“即时考古”意味——一种记录和存档即时发生的事情的实践。跟17位媒介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交流对话实践，在对话完成那一刻即成为“档案”，成为人们重新认识当代媒介思维产生和发展的资源。因此，齐林斯基非常重视通过对话了解不同媒介学者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他甚至在与其中一位的对话中宣称：“明确的媒介思维是出于工作室和实验室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不是源自大学。”王鑫认为，从齐林斯基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他的“雄心”并不在于定义“媒介”：“媒介的概念被置于更为广阔的谱系关联中，成为探索世界的先验地，化身为内容、装置、机器、技术工艺品的通道，从而也成了主客体之间、身体与精神之间、被分离或被认为分离之物——但需形成关联——之间的共价及构成性的中间物。”齐林斯基确实也批评过今天大学的媒介教育，认为这种将“媒介学限制在其自身之中，而没有和其他话语联系起来的媒介教育完全是错误的。”齐林斯基试图通过“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媒介思维谱系研究，其实也是在重新认识和定义“媒介”。只不过，现在的媒介不仅仅是指电影、电视、广播或互联网，更体现在艺术、科学和技术相互关联的更广泛的话语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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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思维的研究进路：“历时性”“共时性”及其“联系”
在《媒介思维的谱系》的“中文版序言”中，齐林斯基特别强调媒介思维的“历时性”“共时性”问题，以及媒介思维如何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联系”中运作，他认为这三组概念对其几十年来的研究与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历时性”和“共时性”是索绪尔语言学里的两个重要概念，索绪尔将语言学分为“历时性语言学”和“共时性语言学”，“共时性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而“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索绪尔发现，在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更关注语言的历时态问题，而忽视语言的共时性问题。齐林斯基同时关注媒介思维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问题，其《媒体考古学》主要从历时性视角探讨视听技术的“深层时间”，而“媒介思维的谱系”项目、《媒介之后》等更注重从共时性层面认识媒介；同时，在后续研究中，他越来越注重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联系”思维。齐林斯基认为，先进的媒介思维沉浸在“技术—艺术—科学”的复杂关系演变中，每当我们以为已经追溯到媒介现象的起源时，就会发现，这只是进一步进入其可能起源的时间深处的机会，这种进一步探索也使得历时性的研究分析显得尤为重要。但在历时性的媒介考古中，齐林斯基并不是按照经典的历史叙事模式进行描述，而是强调媒介历史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甚至在《媒介考古学》中，他已经开始强调需要借助于共时性的横切面理解媒介历史，因为媒体的历史并非简单的线性历史：媒体的历史，并不是从原始的东西发展到复杂的复合的东西这种全能趋势的表现。……媒体，乃是业已进行的思想把被分割开来的东西加以结合的那种尝试提供行动的空间。……在那样的一些时期里面，我将作出一些截面。齐林斯基强调，不同的媒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常是互为“贯穿地存在着”，而不是遵循先有照相机、然后有电视机，再有互联网这样的线性发展逻辑。比如，许多媒体都发挥着“时间媒体”的作用：照相机摄影机将行进的时间“冻结”起来；电报使得远距离信息传输所需要的时间压缩到接近“一瞬间”；电话声音讯息的交换是实时完成；唱机使得作为声音记录的时间可以持续使用……但这些“时间媒体”之间并非线性发展的。再比如：……以前出现过的机电的电视装置，已经将所有这些概念合一到一个新的媒体里面去了。而后来的电子电视，则又加进了一大步。显像管逐点逐行显示出图像，或者，用向量的方法来显示图像。在摄影机里，图像的一个微元素成了一个可以加以操作的时间单元。在记录图像和声音的电磁装置中，见得到的和听得到的东西，都被转换成最微小的颗粒后以组包的方法给储存了起来。剪切、插入和替换，成为先进的文化技术。计算机，它一方面意味着可以更精细和更有效地介入到时间结构之中去，另一方面，正如在说到电视时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它又是将各种已有的技术在一个单一的媒体中加以综合起来。在互联网中，所有以前的媒体，都互为贯穿地存在着。除开那些联成网络的机器以及那些程序之外，各种媒体还是一如既往地并列存在着，它们有时也有着相互的接触。齐林斯基重视媒介考古学，重视对媒介历史中深层时间的探索，但他不能认同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将“历史或物质现实仅仅看作一系列既定事实的积累，可以线性地穿越”的态度，而更多的是把历时性分析视为沃尔夫冈·恩斯特所说的一种分析工具和方法：“与其说媒介考古学是对过去‘死亡媒介’的怀旧收藏（就像是陈列在橱柜里的古董），不如说它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种分析和呈现媒介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分析和呈现各个方面的工具，那么媒介的这些方面就会被文化史话语所忽视。”在《媒介思维的谱系》的“中文版前言”，齐林斯基强调：“从共时性角度来看，思考媒介意味着一贯的横向思维。”他认为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媒介现象学，是从多种不同的观察角度产生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哲学、建筑学、诗歌、语言学、信息学、设计、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各种论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技术通信为核心的闪闪发光的新研究领域。”在齐林斯基看来，从单一的领域去认识媒介的产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者需要以多学科思维考察媒介。如前文所述，早在《媒体考古学》一书中，齐林斯基已经开始从多学科角度开展媒介考古，所涉及的学科有物理学、天文学、工程学、地理学、化学、宗教学和哲学等，不少学科看起来跟媒介毫无关联，却对一些媒介现象的产生起重要作用。例如，齐林斯基举例提到18世纪60年代罗马的一些耶稣会传教士研究团体发明了一种电传打字机；也提及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诗人加斯捷夫(Aleksej Gastev)——他想象为全部机械运动编制二进制代码，“他由此而得出的有关时间经济学的观念，当然同时又已经展示了21世纪初的前景。”齐林斯基认为，同一个媒介其实是可以同时在不同学科和地方找到起源点，“同一个东西可以同时在这里和那里，同一件大事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论述中，齐林斯基尤其注意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催生新的媒介概念：按照我的理解，媒体思维自然也意味着理论化。也就是说，要意识到艺术、科学和技术在各自的知识状态下，一次又一次地在方方面面相互作用。因为有了这些相互依存的关系，各种媒体的概念都可以被大量地开创出来，并为人们所掌握。新兴的媒体学科正是在不同学科碰撞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齐林斯基的媒介研究致力于维护多样性和异质性，他将目光对准了那些传媒学者并不关注的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上。在传统的媒介研究中，学者们会关注社会学、物理学和哲学等学科，但很少会注意到艺术、媒介和技术的关系，但齐林斯基却很重视艺术思维和艺术实践活动在媒介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新媒体艺术和媒介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介思维的谱系”项目邀请的学者许多都是艺术家，例如论坛嘉宾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是一位媒介理论家，但同时是一位艺术家，他是从莱辛的《拉奥孔》(Laokoon)那里获得启发，开始关注媒介理论，并从事跨媒介的艺术实践，比如着手进行媒介与语言知识之间的思考；瓦莉·艾丝波特(Valie Export)也是媒体艺术家，长期担任柏林艺术学院“技术图像媒体设计与视觉传播”的教职。在她的许多作品里，身体是重要的媒介形式。“在我们进入扩延电影这片广大领域之前，在这项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身体媒介。身体媒介本身在各方面都扮演着媒介的角色，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性别方面。它变成了一种媒介，甚至是一种界面。”齐林斯基的媒介研究打破了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对立思维，他甚至认为艺术、科学和技术的“之间”(in-between)、重叠和互文，就是媒介。他表示这种想法主要受里特和弗卢塞尔概念的启发：“我大约从十年前开始从事一项人类学工作。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可操作的，也就是通过研究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特殊分歧(friction)的历史，这一人类学项目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试图为那些深深致力于实验文化的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打开积极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的道路。”可以说，在齐林斯基这里，艺术、科学和技术不存在对立，它们相互作用创造了新世界，而媒介扮演了连接作用，更重要的是，媒介的这种作用是一贯的和持续的。齐林斯基认真区分了四种媒介和艺术关系的性质：媒介之前的艺术(art before the media)、使用媒介的艺术(art with media)、通过媒介的艺术(artthrough media)以及媒介之后的艺术(art after the media),其分类的依据恰恰是媒介的介入方式与介入的程度，这种媒介介入，无论具体的特定时空怎样，其规定性是共有的。这一研究思路体现出齐林斯基媒介研究的共时性视角，以及理解媒介的“一贯的横向思维”。对齐林斯基而言，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联系中，媒介思维意味着在“联系”中运作。“联系”（有时译为“关联”“连接”）这个词汇也是齐林斯基媒介学的关键词，正是关联将异质的、不同的和分离的知识连接起来，甚至形成谱系。早在《媒介考古学》中，齐林斯基就指出，媒体世界是由多样性的单元组成，这些单元相互关联并最终得以表征与转化：它们可以处于这一个和另一个实践，处于技术及其使用者之间，处于各个地点和时间之间。它们在其间穿行着，它们在其间得到了模拟，得到了统一，得到了表征，得到了转化和结构化，得到了扩大和组合，并且，最后它们得以跟那种感性知觉重新又可以到达得了的符号素材连结了起来：跟数字、图像、文本、声音、戏剧、舞蹈连接了起来。各种媒体世界，就是互相有关联的东西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这种连接不仅是不同学科之间的连接，也有世界不同地区知识文化的连接和相互渗透。比如，齐林斯基指出公元6世纪至7世纪，伊朗南部的贡迪沙普尔学院已经是世界知识的大熔炉；同样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学者联合起来，“共同发展了早期友好的研究网络，旨在创造知识的协作和兼容模式”。像王鑫所指出的那样：“在‘联系’中运作的媒介思维，既可以避免在封闭的时间内陷入缺乏横向比较的局限，也可以摆脱偏重于空间而忽视历史的弊端。在媒介历史的‘断裂处’，媒介的发掘和考古通过横向联系，给予了媒介复现和意义揭示的可能性。”正是在对媒介思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以及在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联系”中的考察基础上，齐林斯基大胆地提出了“变体学”(variantology)思想：在我对媒介考古的时间层次的描述中，我使用垂直和水平这两个词汇，跟您说的历时和共时类似。当时间的尺度垂直往下延伸，空间的水平面也必须同时延展，比如我们会发现某种媒介或技术在印度、中国或非洲形成联系，有着相似的表现。变体学，就试图以动态的形式去联结这两种运动。垂直与水平，两条线交叉成为一个十字，变体学在往深处延展的同时也拓展平面，它同时有关时间和空间。齐林斯基强调，“变体”是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各种各样关系的发展的具体化动力。“变体”对纵深（深层时间）更为关注，但也增加了人们对思想、模式、发明的同时性的敏感性。比如人们可以从“变体”的角度理解今天的人工智能、AI艺术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从很多古老的媒介和技术中找到今天人工智能的某种发展痕迹；一方面，也可以从物理学、影像学、哲学、工程学、计算机和魔术学等学科的相互作用中认识人工智能和AI技术的发展；同时，还可以从不同地区，比如中国、印度或者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与人工智能和AI技术发展相联系的某种媒介技术。“变体学”提醒人们要更关注系统化、中心化、稳定化之外的地方，如边缘处、中间地带和交叉地方等等。例如，在“媒介思维的谱系”项目中，他与尼尔斯·罗勒所讨论的就是“中间”状态：中间是如何作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位于被追捧的偶像之间。齐林斯基认为，仅仅是历时和共时、垂直和水平的运动并不足够，我们要创造它们‘之间’的运动，在垂直和水平中来回运动。甚至媒介本身在齐林斯基看来，就一直处于不同话语的重叠交汇处，发挥着连接的作用和功能。当然，齐林斯基也补充说明，自己强调变体学，强调从深层时间的裂隙、边缘地方入手，并非破坏历史，而是通过创造出一些变体并进行整合。“变体学”仍然有一个“总体的目标”，这个总体目标显然仍带有大历史叙事的野心，即要将那些边缘的、不被人关注的知识重新整合到全球媒介知识图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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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媒介的过去考古、即时考古和未来考古
正是这些独特的媒介思维，让齐林斯基的“媒介考古学”与众不同。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在评价齐林斯基的媒介思想时认为，齐林斯基的媒介考古学是一种“抗争性实践”，“它不仅反抗他所察觉的正在渐趋一致的主流媒介文化，还反抗媒介考古学本身，或者说，它反抗的是现代媒介研究中所存在的同化和固化状况。”齐林斯基以务实的态度勘察历史幽深之处——不仅仅要挖掘出“旧事物”，而且要在“旧事物”中寻找“新事物”：在这根一端指向过去深层时间、一端指向未来深层时间的垂直双向箭头中，“过去”不同于历史学建立的“过去”，我将位于“过去”的称为潜在空间(potentialspace),也同样位于“未来”，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它对我们来说是封闭的，但我们能建立有关未来的模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在建构潜在空间、可能性空间。尽管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但历史建构的细节可以通过不同的阐释而改变，这就是一个变体学家要去做的：在旧事物中寻找新事物。在与唐宏峰的对话中，齐林斯基介绍了其媒介考古学思想起源，其在媒介语境下最早接触考古学(archaeology)术语，源于美国学者写的《电影考古学》，他认为那本书重新建构了“复杂的电影发明史”，书的作者能够将电影的历史推向很遥远的过去，“不仅是魔灯(magic lantern)、暗箱(camera obscura)，甚至推到古希腊。总之，在‘媒介考古学’这个术语出现之前，媒介考古实践就已经存在了。”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则是其元方法，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开始意识到不连续、断裂、差异等现象的理论价值：“不连续性、断裂、界限、序列、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于是，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齐林斯基对媒介的深层时间进行了考古，但他对福柯考古学的概念和方法仍不满意，因为福柯还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考察它们”，且有权力导向。于是，齐林斯基不仅在跨学科领域运用福柯“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还创造性地推出了“即时考古学”“未来考古学”“无考古学”等概念。通过媒介考古，挖掘当代视听媒介一些不为人知的“深层时间”，这是齐林斯基在《媒体考古学》中所做的探索；而他提出“未来考古学”则是在“旧的事物”中寻找“新事物”，在过去的世界探寻媒介未来的可能，他说：“未来考古学(prospective archaeology)是我近十年才发展出的术语，重构古老的媒介机器以期获知过去以及可能的未来。这与我自己研究中的一个转变、也是一个大型公开展览的计划相关，这个展览将聚焦在这一术语和观点。重新建构或重新处理古老设备的方式就是使它们暴露出来，这一行为的必要性在于这些机器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已经毁坏不再能被使用，而正是它们引发我们的创造，这些基于历史异端的当代创造进而具备挑战未来的潜能。”一些废弃的旧媒介机器看似无用，经过重新处理却可以焕发生机。《在时空机器中旅行：面向未来的媒介考古》(Essays on Media Archeology towards the Future)中，齐林斯基以一些艺术家的媒介艺术实践案例，探讨“未来考古学”是如何展开的。例如日本艺术家藤幡正树在其创作的互动艺术作品《互相平行》(Being Parallel)中试图将“过去的日常体验实现为现在的图像体验”，最终让“过去和现在一起转化为未来的潜在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林斯基对那种媒介怀旧情绪持批评态度，认为总是在旧世界中寻找和发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轨迹是不够的，甚至令人厌倦。而如果为了“未来”追寻“过去”，那则是一个“诱人的挑战”：我想通过未来考古学帮助我们打开思想和行动的领域，它有一些福柯式的东西。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概念在他的具体研究中总是以一种两面性方式展开。一方面，它总是与档案遗迹、资料、对特定过去和现在的精确分类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又渴望走出档案——进入另一个可能的时间，进入一个潜在的替代状态。后面这种性质是福柯后来谱系学概念中的战术因素，它与考古学中早期的战略因素不太一样。像福柯一样，齐林斯基的媒介考古学思想也经历了转变，即从“过去”指向了“未来”。除了提出“未来考古学”，他还提出了“即时考古学”——一种记录和存档即时发生的事情的实践。“在说到这个概念时，齐林斯基又提到了一件名为‘即时回放’的博物馆馆藏。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设备可以实现录音后立即回放，也就是现在每部智能手机都具备的功能。就像当年本雅明驱车前往马赛时的记忆立即储存一样，如今所有前往马赛的记忆都被立马储存在各种媒介中。在归档的那一刻，它们就已经是文物了。”这种“即时考古学”就是对当下的记录和储存，它“将档案和古时这二者进行了合并。刚刚储存的存档即刻被覆盖上了陈年存档的霉味。人们在考古地点挖掘，在档案中翻找，这一切都混杂在当下的原始考古学中”,这样的“即时考古”同时也是面向过去和未来的。总之，在齐林斯基后期的媒介思想中，媒介考古不仅意味着对忽视的、边缘的历史进行重新挖掘和再发现，更意味着在旧事物中发现未来的世界。齐林斯基坦言，其考古学怀有一种乌托邦情怀：“未来考古学可能打开未来的潜能，我在过去的深层时间中，发现多样的异质性的星丛，将其能量带到现在再带至未来。我是一个后浪漫主义的人，我还是相信乌托邦，所以回到过去指向未来，是将多样体带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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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星丛”：去欧洲中心论与“走向南方”
齐林斯基建立“媒介思维的谱系”项目的初衷，是鼓励世界其他地区展开类似对话，从而在长远上产生一种作为应用和决定性的“世界性媒介知识”。观百年以来的媒介思维谱系，齐林斯基强调从全球性的媒介发展脉络出发，建构更广泛的思维演变谱系，由此也能更准确地认识现代媒介的起源。按照其全球性媒介的研究立场，尽管照相机、留声机、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现代媒介都从欧洲和美国发展起来，但它们却拥有多个“源头”(origin):在历史的层隙，拥有很多现代性的“星丛”，并非只有一个现代性的节点，并非只有一个“源头”(origin)，我并不喜欢“源头”这个概念。我理解的“起源”(derivation)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体系，“源头”概念则是一个陷阱。只要你试图找到源头，就会陷入决定论的体系里。我完全同意埃尔塞瑟的观点，需要警惕和摒弃研究中的决定论，或许决定论对研究资本和经济有用，但对艺术、美学和历史研究则可能一无是处。最重要的是，事物是在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复杂体系中发展起来的。齐林斯基毫不犹豫地批判了媒介研究中的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反思了自己早期带有浓厚欧洲中心主义的媒介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多种多样的学术源头，在深层时间的间隙寻找现代性的“星丛”(constellation)，齐林斯基呼吁要将目光扩展到“全球南方”，从而建立彻底去中心化、多极化和多线性(multi-linear)的媒介思维谱系。齐林斯基举例指出许多现代媒介的起源其实都来自阿拉伯、中国等地区，如“11世纪早期阿拉伯天文学家海什木(Ibn al-Haytham)首创勒透视法，还发明暗箱等设备，借助于这些设备可以使用透视结构。他对光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完全超出了欧洲的技术发展水平。”中国墨子学派在2300多年前便使用阴影光学进行实验，也提出了暗箱的构想；中国天文学家沈括在11世纪进行了关于投射飞鸟和飞驰云彩图像的光学实验……但这些成就常常被西方学者所忽视。齐林斯基从媒介考古的角度重新发掘这些来自东方和南方的“深层时间”。在《走向“南方现代性学会”》一文中，他更是呼吁，媒介研究不仅不必“固守单一学科”，要将目光投向工程、科学和神学等学科，也要在地理上转向，“假如我们越深入我们领域中特定谱系的迷宫，我们就越需要向东、东南方和南方移动。……远离西方走向东方，远离北方走向南方，远离大城市，走向那些微小的、经常被遗忘的地方。”因此，《走向“南方现代性学会”》可以被看作是齐林斯基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它是齐林斯基站在全球知识生产的立场对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的批判。齐林斯基自己也很看重这篇文章，他认为其不仅体现了在多元化和多样化中从全球角度对现代性理念进行构思的必要性，也开辟了对阿拉伯、中国和拉美知识文化深层时间研究的新视角。阿拉伯、中国文化的深层时间对欧洲现代性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些事实在欧洲和美国基本仍被掩盖。齐林斯基《变体学》（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出版，则标志着其打破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的研究构想已从宣言走向了实际行动，他努力将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多元差异文明谱系纳入他的全球媒介知识框架中。齐林斯基的“变体学”遵循了以下四个原则——非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非一概而论的多元化、非人类中心论的宇宙观和非单向度的多向度与动态化。不过，齐林斯基也意识到，这种全球媒介考古的做法风险在于各个地区知识的分散性和零碎性，因而，如何通过谱系学的媒介考古将各种分散的、零碎的知识串联起来十分重要。并且，尽管齐林斯基倡导多线性的源头考察，反对线性的历史观念，但是他认为“完全没有线性结构的历史书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理解线性结构的复杂性如何构成，以及如何将各种线性结构归到一起。”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时空谱系中，媒介学家在不同时空机器中旅行和穿越中的整合思维能力就显得很重要：媒体和艺术的考古学，正如我所热衷的那样，本质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特别游戏。……对我来说，在我研究的时空机器中工作和生活，意味着能够不断地旅行——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星座，到我偏爱的被遗忘或取代的地区和时期。在这样一套舒适的时间机器里，我们可以继续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通过对过去存在的探索，不断向着梦想前进。当然，尽管齐林斯基对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媒介研究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希望将媒介研究扩展到东方、东南方和南方，但由于知识背景和教育环境等缘故，齐林斯基仍难以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媒介思维。他和17位学者的对话依然有浓厚的“欧洲视角”，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异质性知识”往往也只是对欧洲或美国媒介观念的补充。通过《媒体考古学》《在时空机器中旅行：面向未来的媒介考古》《媒介思维的谱系》等著作，我们也可以看到，齐林斯基的媒介思想主要还是受到欧洲特别是德国媒介思维传统的影响，尤其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理论，对他影响很大。法国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拉康的心理学和英国文化研究雷蒙·威廉斯的技术文化思想对其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些理论局限性也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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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思维与媒介想象力
在“媒介思维的谱系”项目中，齐林斯基与17位学者的对话揭示了媒介思维在不同学科和领域中的产生和演变轨迹，强调对媒介的研究应当超越媒介的概念，将其视为“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关联的丰富变体的形式”,从艺术、科技和技术等跨学科的角度重新理解和认识媒介。齐林斯基的媒介思想的开拓性与创造性立场，对当代全球的媒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齐林斯基的媒介研究打破了不同学科的壁垒。在媒介学研究中，人文学科和科学研究、艺术和科技等学科长期处于分野乃至对立状态，理论和实践、精神与物质、东方与西方也相互分离，但齐林斯基的媒介思维强调不同时空、学科、不同地区的相互作用，认为媒介本身“就是在其他话语中产生的，它是话语交互的产物。不存在媒介本体论，这就意味着媒介没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比如‘在中间’），它处在话语交叉、重叠的地方。”齐林斯基尤其重视艺术、技术和科技的相互关联，甚至将它们视为“三种元话语”，认为媒介要处理的各种具体的、抵抗性的人工制品、程序和议题，都“存在于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这三种元话语之间，以及其与其他话语，如经济、法律和政治之间，均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这些关系被嵌入到总体装置(dispositif)中。”因此，齐林斯基的媒介思维也是一种扩展媒介思维，他指出，媒介思维最初在语言学和符号学中得到了广泛讨论；随着技术的发展，图像逐渐成为媒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领域的图像概念并不局限于视觉艺术，还包括电影、摄影和数字媒体等。符号学与图像研究的交叉推动了媒介思维的多元化发展，使其在艺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开始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而控制论的引入标志着媒介思维从静态的符号系统向动态的关系网络转变，这种对反馈与调控的重视与强调，为理解媒介的互动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信息科学的兴起进一步深化了对媒介思维的理解，特别是在数据处理、信息传递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应用，符号机器（如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实验成为媒介思维的重要研究方向，这些实验揭示了媒介在信息处理和认知中的作用。其次，齐林斯基的媒介思维突出了谱系学方法论的应用价值。谱系学方法起源于尼采，并由福柯进一步发展，它不寻求对历史现象的线性描述，而是通过多角度的观察、多语言和多线性的书写，揭示事物成为事实的方式。谱系学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和碎片性，“媒介考古学家认识到，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当代媒介文化和媒介历史，往往只是选取其中某一部分进行叙述，而这一部分不尽然是正确和相关的。出于疏忽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还有许多内容被遗落。”所以，媒介考古就是要构建出“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另类历史”。在这一点上，齐林斯基走得更极端，用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这两位学者的话来说，他几乎“反对一切”。借助于谱系学研究方法，齐林斯基强调深层时间的多样性、重叠性和平行性，他鼓励媒介学者要在不同的时空中旅行和穿越，以获得探求的乐趣。在媒介思维的谱系研究中，谱系学方法通过梳理学术界和艺术界对媒介概念定义的历史演变，明确这些解释提出的背景条件和影响意义。这种方法不属于传统的概念发展史或思想史的范畴，而是通过对对话主题本身的质疑，描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媒介思维范畴内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内涵。由此，这也对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媒介思维，也鼓励研究者探索新的媒介形式和技术，理解其潜在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谱系学的研究方法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使得当代媒介研究有了更丰富新颖的视角和维度。再次，齐林斯基的媒介研究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去中心化的自觉意识。他深入批判了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媒介研究思维，强调现代性的多样性，提出媒介转向东方、东南方和南方的重要意义，甚至他认为，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美国等国家，相对于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拜占庭、希腊、罗马、犹太、伊斯兰教等深层时间文化而言才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观点对中国和其他地区努力探索和挖掘自身的媒介理论资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齐林斯基谱系学的方法也可以有效激发研究者质疑和反思既有的媒介理论和实践，并从中发现和揭示媒介思维中的显性或隐性的权力关系。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齐林斯基的媒介研究是充满媒介想象力的研究。正是借助于这种非凡的“想象力”，在齐林斯基的媒介研究中，不同时空、不同学科、不同地理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某种“关联”。这样的想象力让他既可以到媒介“深层时间”的不同层面进行考古，也可以放眼未来、面向未来进行考古。齐林斯基自己也特别强调想象力的价值。这种想象力在弗卢塞尔那里体现为“技术想象力”(TechnoImagination),弗卢塞尔认为技术图像的发展已经让想象力从人转移到机器上，“在技术图像中起作用的想象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不仅将图像视为现实，还将它们置于其功能中。新的想象力，即通过装置将算法等最抽象的概念放入图片的能力，目前已经开始允许我们将知识视为图像，即审美地体验它们。”②齐林斯基谈到，他对想象力的关注来自拉康，拉康关于想象力的论述支持他“开放地定义媒介”：“在阅读过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媒介研究的第三个领域，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想象力’，它根植于美学的各种关系系统中，即媒介话语的模糊性和难以捉摸性，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齐林斯基特别强调一种“新的想象力”的未来价值，他说拥有大脑的渺小人类发起了一场映射(projizierende),将“我们的想象力带入与空间和时间的游戏中。它不只是现有物质的延伸，也不只是把现有的现实延伸到未来；新的想象力，它是在面对机器和程序时与之互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他还以未来的电影为例这样描述未来：在我们的想象中，未来的电影将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时空机器，其意义甚至比我们曾经经历的20世纪和21世纪初所有的媒介更为剧烈和全面。这将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它还能以幻觉的形式在时空中使我们逃离我们认知的世界，就像逃离一个迅速翻卷而来的波浪。但实际上，这应该是一套设备，它不仅可以让我们施展想象力，而且还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在时空中旅行。齐林斯基肯定了“想象力”在媒介思维中的重要价值，鼓励大胆越界和打破成规，以获得新的理论视野。他坚信，世界是复杂的关联，通过“关系幻想”，一切“都与其他事物相关并相互联系”。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他大名鼎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呼吁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学想象力”；海登 ·怀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t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的历史研究中倡导“历史想象力”；但在当代日益兴盛却机械刻板的媒介研究中，媒介思维的想象力显然是缺乏的，因此，齐林斯基对媒介学想象力的呼唤对未来的媒介研究具有深刻的意义：“意识和自由意志是互补关系中的两极对立面，它们都需要彼此。在程序及其想象力和直觉的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个人的行为被整合到命令和指示的文化中，想象力和直觉总是试图跨越和打破规定的约束框架。无论何时何地，这种越界只要成功了，人造生命物体就获得了灵魂”。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充满创造性思维的媒介想象力将极大地拓展媒介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视野。当然，福柯的“谱系学”研究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对知识考古反思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这些权力关系主要通过话语形式体现出来。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和谱系学研究中，“权力”(power)是一个关键词。福柯希望通过谱系学的媒介考古，探讨某种知识话语形成的原因、标准以及围绕着这些知识话语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是什么。而齐林斯基借助福柯的“谱系学”理论讨论媒介思维和对媒介进行考古时，主要的着眼点是不同媒介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却对不同媒介发展背后的权力问题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但其实，无论人们的媒介思维如何大胆和创新，但是power仍然是理解媒介话语生产的关键点。例如摄像头这样一种新媒介技术的发明总是和社会管理与控制相关联。又如围绕着人工智能和新兴媒介技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权力博弈是异常激烈的。因此，在努力拓展媒介学边界和鼓励媒介思维创新发展的同时，亦需要更多地关注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在媒介思维背后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经作者曾一果教授授权刊发，原文发表于《暨南学报》2024年第11期。本文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暨南学报》。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学术匠”开设了投稿交流、新书咨询和学术交流类社群，有意愿参与社群互动或交流相关学术资源的学人可以添加小编VX：XueShuJiang003，纯公益、不商业，因此也谢绝一切商业机构或相关个人营销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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