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Libral Arts）究竟教些啥？
文摘
2024-05-27 07:14
加拿大
文理学院以博雅教育著称，而博雅教育也常常被批评为“无用”和被认为是“找不到工作”的根源。美国多数大学的暑假五月份开始，小女儿也完成了第一学年的课程回到了家。前两天她开心地告诉我，她选的一门关于中国文化的课Final Essay拿到了98分的高分。作为一个CBC，中文和中国文化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虽然我从未让小女儿参加过任何的中文学校，但还是希望她不要脱离自己文化的“根”。所以尽管她非常确定会选择一个STEM专业，在选课方面我还是建议她不要过于集中在专业领域。一方面可以劳逸结合，在课程难度和有趣性方面有个合理搭配；另一方面，也要好好利用文理学院的优势，多涉猎不同的领域。这样才有了她在第二学期选的“Supernatural China”（灵异中国）这门课。课程描述是这样写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志怪'在中国古代和帝制时期是一种蓬勃发展的文学流派——一本超自然故事集实际上名为《大师从未说过的事》。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呢？本课程是对有关鬼魂、会说话的动物和灵异事件的故事和散文的概述，从最早的中国甲骨文时代到二十世纪。我们将审视这三千年间不断变化的世界观和宗教习俗，追溯东亚以及古代和现代媒体所重述的故事情节。课程通过阅读一些中国古典志怪小说，观察和讨论神、鬼、怪这些古代故事里经常出现的角色。今年春假在苏州游览玄妙观时，我已经挺惊讶地发现女儿对道教的一些了解甚至比我还多，也能对“释、儒、道”这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刻影响的因素做出一些评论。这门课的期末考试是自选题目的一篇论文。女儿选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聂小倩》（也就是张国荣、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倩女幽魂》的原作）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同时另选了当代女作家夏笳根据《聂小倩》改写的故事《百鬼夜行街》，运用英文学术写作中“Compare and Contrast”（比较和对比）的写作方法，探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笔下是如何看待女性角色的。论文原作是用英文写的，彩色的部分是教授的标注和评语。下图是论文首页。在征得女儿同意后，我用ChatGPT翻译了这篇论文，并尽量调整了可能产生歧义的表述。因为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聂小倩，为了区分，英文原文中蒲松龄故事里的被命名为“Little Beauty”、夏笳笔下的被称为“Xiao Qian”。同样在译文中，我也用“聂小倩”（by 蒲松龄）和“小倩”（by 夏笳）以示区别。以下是译文，可以管中窥豹地看看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是如何鼓励学生思考和写作的：从杜丽娘到聂隐娘，古代中国文学中不乏女性角色。尽管女性角色意义重大，但这些角色大多是由男性文人构思和书写的。虽然像聂隐娘这样的角色看似是独立而有能力的女性，但很明显，她们是在男性的视角下被理想化的（正如我在精读文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一观察研究了古代女性作家是否能够以更公正的方式描绘女性主角。然而，古代女性中国作家的贡献常常被忽视，这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由于女性识字率较低，女性作家确实较少。尽管古代中国重视学者，但女性并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儒家的性别划分规定女性的声音应局限于家庭领域。女性作家主要是诗人。一本收录帝制时期女性作品的选集《The Red Brush》(哈佛大学教授Wilt L. Idema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教授Beata Grant合著的一本书，关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家的研究。——译注)指出，诗歌是女性作家最被接受的文学形式，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含蓄和精致的表达方式（Idema等，2）。因此，鉴于女性作品的样本有限，很难直接比较古代中国男性和女性作家对虚构女性角色的描绘。学生们在课堂上阅读的两个可比作品是《聂小倩》和《百鬼夜行街》。《聂小倩》是清初学者兼作家蒲松龄著名的灵异故事集《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宁采臣的绅士在寺庙里遇到一位美丽的鬼魂聂小倩。在一个恶魔的控制下，她必须杀死到寺庙的访客。在神剑侠士燕赤霞的帮助下，宁采臣击伤了恶魔并将聂小倩的骨骸（从而是她的灵魂）带回家。女主角选择为宁采臣的家人服务，以报答宁采臣的善意，最终与宁采臣结婚。《百鬼夜行街》是夏笳对这一经典故事的现代改编。这部作品写于三百年后，女性作者将故事元素融入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宁采臣现在是住在一个名为“鬼街”的游乐园里的孩子。在小倩（聂小倩的中国名字）的抚养下，他是唯一的活人，周围都是被鬼魂占据的机械身体。他在鬼街的危险中挣扎着认同自己的身份。这两个故事除了主要角色的名字和属性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情节、类型、作者性别和创作年代都大相径庭。然而聂小倩和小倩在两部作品中仍然是关键角色。本文将分析《聂小倩》和《百鬼夜行街》中对主要女性主角的描绘。从角色对自身身体的看法及其自主程度的差异，或许可以揭示作者对性别和女性身份的评论。此外，本文还将讨论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以及作者的性别是否对其文学作品有重大影响。在《聂小倩》中，聂小倩作为宁采臣的爱情对象被引入。蒲松龄刻意强调了她的显著特点：她的美貌。她的名字直接告知读者她的美丽。聂小倩出场时被描述为“一位十七八岁的绝代美人”（169）。表面上看，蒲松龄对聂小倩品质的缺乏描述表明了对女性的物化和对她们价值的贬低。然而聂小倩从她的外貌中也汲取了力量和自信。当一个鬼魂赞美她的美貌时，她尖锐地回答说：“如果不是你来拍马屁……我肯定会饿死……”（170）。作为不情愿地参与恶魔犯罪的共犯，她将自己的性感和美貌作为武器。当她第一次接近宁采臣时，她说“我要和你做爱”而不是询问（170）。她远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简单美丽而心智单纯的柔弱女子。她的狡黠在故事中的多个点上展现了惊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决断。首先，她通过警告宁采臣他面临的致命危险来反抗恶魔。她告诉他，唯一的生存方法是躲在燕赤霞的房间里。值得注意的是，聂小倩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或对宁采臣的迷恋而冒着激怒她的奴役者的风险。运用机会主义和聪明，她帮助宁采臣，使他可以将她从恶魔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她巧妙地运用奉承，以便实现她的真正目的：“但是你很强壮！你这么聪明善良，我知道你能结束我的痛苦。求求你把我的骨骸带回家，给它们一个体面的葬礼。让它们安息，把我复活！”（173）。聂小倩自主性的另一个例子是她与宁采臣母亲的互动。女主角意识到宁采臣的母亲对鬼魂的疑虑。为了实现被宁家接受的目标，她表现得像一个理想的儒家女性：“聂小倩早晚伺候他的母亲，提水让她洗漱，忙于家务，尽力取悦她”（177）。结果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宁母]喜欢上了她，渐渐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她不再把她当作鬼，也不再在夜晚把她赶出家门，而是坚持让她和自己睡在同一个房间”（177）。仔细观察，《聂小倩》中的聂小倩比对她的单一描述更为复杂。虽然蒲松龄只明确强调了她的美貌，但她在故事中的行为表明她不是一个无助的待救美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本质上的父权制系统，仍然对她有所影响：她需要宁采臣从恶魔的控制中释放她，她也勤奋地服侍宁母。然而，她成功地利用她的少数资产：美貌、智慧和毅力，操纵了周围的人。在夏笳的改编作品《今夜百鬼游行》中，聂小倩的等价角色是小倩。在这个版本中，小倩是宁采臣的母亲角色，而不是他的爱情对象。作者没有偏离小倩名字的含义——她仍然被描述为非常美丽。宁采臣评论她精心整理头发并重新安置头部：“我不明白为什么小倩这么在意。即使她只是用腰带把头绑在腰上，大家仍然会觉得她很美”（2）。然而，小倩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与小倩截然不同。活着的时候，小倩卖掉了自己的身体部位来为生病的孩子们治病（3）。尽管照片“远比现在的小倩丑陋”，她经常在看着自己旧照片时哭泣（3）。通过她的行为，小倩更看重家庭而不是外貌。尽管她作为鬼魂拥有更美丽的身体，但她怀念曾经的完整生活。夏笳给予小倩的角色更多的思考。作者详细描绘了她的创伤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她作为鬼魂的行为。然而在夏笳的版本中，她与蒲松龄的聂小倩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缺乏自主性。面对鬼街的侵蚀或雷劫等危机，小倩保持被动和顺从。最明显的是，小倩在雷劫中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小倩仍然坐在黑暗的卧室里。她一边梳头一边唱歌。她的旋律在轰隆隆的雷声间隙中飘浮，仿佛月光下的梦境”（12）。她的无助使她无法尝试从蜘蛛的袭击中拯救自己。事实上，她的眼泪是她无力的强烈象征。她在看旧照片时因无法救治孩子而哭泣。当燕赤霞质问她关于鬼街的恶化时，她哭泣并无法决定行动的方向。最后，她在宁采臣的尸体上哭泣，因为他是她无法拯救的另一个孩子。尽管对小倩的描述更为详尽，但她缺乏决定自己未来的力量。因此，这两个故事给读者呈现了截然不同的聂小倩和小倩的形象。在《聂小倩》中，聂小倩的身份与她美丽的外表紧密相连。其他角色的评论表明，她的价值由她的美丽来定义。聂小倩内化了这种叙述，并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另一个故事里，小倩珍视并保持她美丽的外貌。然而，她更看重自己生前的记忆和亲人，而不是她死后得到的美丽。在评估每位作者如何描述女性时，蒲松龄简化了聂小倩，而夏笳则强调了小倩的多维性。尽管聂小倩的描述较为单一，但她表现出自主性。她通过精心策划的步骤，摆脱了夜叉的控制，并与宁采臣结婚，从而塑造了自己的未来。相反，小倩在面对危险时显得被动。仍然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她在如何保护宁采臣的问题上显得僵硬和优柔寡断。通过这种双重分析，尚不清楚哪个故事提供了对女性主角更具女性主义的描绘。即使对聂小倩和小倩的比较得出了哪个角色在男性凝视下被物化程度较低的明确结论，也难以确定是否存在“性别化的声音”。爱荷华大学教授莫琳·罗伯逊在她的论文中讨论了古代中国女性作家的声音——“文本中说话主体的位置与表现代码、诉求、兴趣或与主导政治或性别意识形态的关系”（Robertson 68）。她认为作者的声音是后天习得的，而非生理上的：“在另一种有意识的学习行为中，女性可以学会以传统的男性声音写作，甚至从男性化的视角来表现她们的女性形象。这需要她们的性别位置发生转变，内化男性的位置”（Robertson 68）。根据这位教授的观点，女性作者很可能会顺应父权制的框架，因为她们是通过阅读其他（男性）文人的作品学会写作的。根据这一理论，蒲松龄和夏笳对其女性主角的不同描绘不能完全归因于他们的性别。其他因素，如创作时代的社会规范和性别平等，很可能有更大的影响。例如，《聂小倩》中聂小倩的奴役或许可以归因于清朝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小倩拍卖自己身体部位以换取医疗资源，可能是夏笳对21世纪资本主义和医疗可及性的评论。最终，蒲松龄的《聂小倩》和夏笳的《百鬼夜行街》对各自的女性主角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描绘。然而，对聂小倩和小倩的细致解读并未揭示出任何一个故事中存在更强的厌女倾向。此外，聂小倩和小倩的不同描绘也不能归因于作者的性别。引用罗伯逊的研究发现，女性作家的文学声音是通过吸收其他男性文人的作品发展起来的。由于《聂小倩》和《百鬼夜行街》之间的内在差异，存在太多无法控制的变量，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通过分析其他对《聂小倩》的改编作品，如2011年的电影《倩女幽魂》，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见解。分析一个与《百鬼夜行街》年龄相近的作品，可以集中探讨女性作者和男性导演对聂小倩的不同解读。分析中国文学中女性和男性声音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未来的作者才能打破数千年来的父权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