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全世界瞩目,美本申请越来越“卷”，常春藤大学录取率一再创新低。不过，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些名校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精英大学正在失去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卓越。
哈佛大学校长辞职事件震惊世界，这所顶级精英大学的“人设”几乎崩塌，作为举世闻名的大学校长，几十年学术生涯的研究成果只有11篇论文，其中近一半还陷入抄袭指控。哈佛大学是全球学子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难道不应该选择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管理吗？
事实上，哈佛大学的学术能力一直在走下坡路（走向衰落的哈佛大学，为什么？），而且这也是美国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美国大学从未完全实施择优录取的精英主义，美国大学的精英主义统统被打上“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烙印。
“政治正确”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强调少数裔族和弱势群体在职场和入学中受到“优先照顾”，以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由于矫枉过正，变异为偏袒特定弱势群体，更具体一点说主要是优待和照顾非洲裔美国人。
美国精英大学是“政治正确”的重灾区，具体实施措施就是多样化政策DEI（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每所大学都设立DEI办公室，从招生、教职工员聘任到教学等全方位贯彻“政治正确”。
精英大学应该提供无与伦比的学术经验，并帮助学生追求卓越。“政治正确”打着多样性的旗号，将种族身份凌驾于择优录取，导致大学远离学术卓越和精英管理，成为“政治正确”的秀场。
近年来美国大学不仅学术能力下降，而且招生越来越不透明，机构臃肿，学费飞涨，彭博新闻社的专栏文章指出：整个美国大学体系面临危机。
SAT和分数膨胀
美国很多大学实施 SAT 考试可选政策，原因是“政治正确”的需要。
按照DEI政策，国家顶尖大学不应该去招收最优秀的高中生，而应该努力用自己的资源来培养多样化的优秀学生，并在此过程中提高社会流动性。而像SAT这类标准化考试会损害多样性，因为白人、亚裔家庭收入高，可以让孩子通过课外辅导获得好成绩，从而影响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
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由于将SAT作为可选政策，大学无法准确识别学生的学习能力，一些学生在大学陷入学习困境甚至辍学，尤其是像麻省理工学院这种硬核专业比较多的大学，出现了很多问题，以至于麻省理工学院很快宣布恢复SAT考试，也有另外大学紧随其后。
SAT考试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目的就是加强精英大学的择优录取，用可量化的标准来选拔出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学生。现在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SAT有助于预测大学成绩、毕业机会和大学毕业后的成功。
美国大学录取本来就缺乏客观性，对招生官来说，SAT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而且比学校成绩更可靠。可是标准化测试可选政策让招生决策更加主观，尤其对低收入家庭更加不利，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去做体育艺术等课外活动，SAT考试是这类家庭优秀孩子胜出的重要机会，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明所说：“SAT 是他们的生命线。”
皮尤研究中心曾经对美国人进行调查：“大学在做出招生决定时是否应该考虑标准化考试？”，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这样做。为什么大部分大学还是坚持SAT可选政策呢？因为他们害怕“政治不正确”。
面对大学的SAT可选政策，到底要不要提交SAT分数？不提交SAT分数究竟会不会影响录取？到底什么分数足够高才能提交？这对广大申请者来说一直是一个谜。
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大学的分数膨胀现象十分严重，精英大学中超过3/4的学生获得了A或A-的成绩， SAT可选政策让一些大学招收了不合格学生是原因之一。一些大学DEI办公室为了实现学生的“分数公平”，要求教授采取“非盲评分”和“评分膨，胀”，甚至“取消评分”。
很多教授和学者担心，取消标准化测试和大学考试评分是择优录取的最大危险，如果教授们听命于DEI办公室，大学生毕业后能够面临世界的竞争吗？以后外科医生、飞行员、工程师或者律师这些专业人员，我们能信任他们吗？这将会导致美国大学教育使命的彻底失败。
效忠DEI和学费飙升
大学教职员工应聘和晋升中要宣誓效忠DEI政策，教授们需要撰写长达一页左右的“多样性声明”，描述他们将如何为校园多样性做出贡献，如果“多样性申明”没有通过审核，无论其学术研究的质量如何，都无法被招聘或者晋升。
要通过“多样性声明”的审核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因此还兴起了专门指导撰写“多样性申明”的咨询服务机构，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通过“多样性声明”的考核。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Steven Brint 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伯克利分校，教员委员会纯粹因为“多样性声明”而拒绝了75% 的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管理领域的申请者。
即使通过了“多样性声明”，还会出现百密难免一疏的情况。多伦多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Yoel Inbar应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好不容易提交了合格的“多样性申明”，并获得了教授职位。就在他准备启程前几天，系主任发邮件告诉他，UCLA无法为他提供工作，因为他们发现在多年前的播客中，他曾经发表过反对“多样性声明”的言论。
“多样性声明”考核让非洲裔美国人在招聘中占据极大的优势，而白人和亚裔和申请者处于弱势。根据伯克利分校的一份报告，拉丁裔候选人占申请者的 13%，占入围者的 59%；亚裔申请人占申请人总数的26%，占入围者的 19%；54% 的申请者是白人，14% 进入了最后阶段；黑人候选人占申请者的 3%，占入围者的 9%。
效忠DEI政策，“政治正确”高于学术能力，这样的教职工员工选拔制度是否能够保证教授都是最优秀的？这些全世界学子花费巨大的努力苦苦追寻的名校，教授们的能力是否真的配得上名校的光环？
在DEI 办公室的强大统治下，美国大学还盛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教授、学生或者被邀讲座的学者，如果言论、行为有“冒犯”被偏袒群体，或者让被偏袒群体感觉不舒服，那就是违背了“政治正确”，就会面临“被抵制”、“被取消”的命运给。
据统计，自2014年至2022年2月10日，共有209位教师“政治正确”而惹祸上身，被停课或解聘。2021年秋季，密歇根大学音乐系教授盛宗亮在作曲课上播放白人演员涂黑脸出演的歌剧《奥赛罗》，引起被偏袒群体强烈不舒服，最后教授自愿暂停授课。
随着“政治正确”愈演愈烈，DEI办公室权力已经越来越大，DEI政策体系越来越复杂，而教授的地位却越来越低。哈佛大学物理学家Avi Loeb表示，哈佛大学行政部门的职责不断扩大，从为教师提供服务转向对他们进行监督，现在的哈佛行政管理机构更像是一个警察组织。
加强“政治正确”意味着DEI管理人员数目迅速增长，耶鲁大学甚至为每个本科生配备了一名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过高的薪酬和臃肿的行政机构，导致美国大学学费连年飞涨，很多精英大学学费在接近90,000美元，越来越多的家庭无力承担，债台高筑，苦不堪言。
当DEI全面统治学术的时候，美国大学的价值在逐渐降低，去年发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已从2015年的57%降至36%。
哈佛大校长辞职和DEI命运
哈佛大学Claudine Gay辞职后发文：“我掉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这不仅仅是针对我或者是哈佛，这场战争旨在瓦解公众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信心。”
事实是像她说的吗？
保守派活动家Christopher Rufo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诚，他是哈佛大学校长辞职背后的主要推动者，这是一次美国政界、新闻和商界的三股力量协调一致、高度组织的合作结果。
首先是国会女议员Elise Stefanik的出色表现，导致Claudine Gay因为在反犹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引发全国愤怒；然后是哈佛大学金主Bill Ackman为首的捐赠者连续不断对哈佛施加压力；最后由Christopher Rufo联合媒体记者揭露抄袭丑闻,在 Twitter 上获得了超过 1 亿的浏览量，使得CNN、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跟进，傲慢的哈佛大学再也承受不住了，美国最有权势的学术领袖终于下台。
Christopher Rufo指出，哈佛大学校长的辞职是大学开始清除DEI运动的开始，我们会继续不停地战斗，消除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大学需要真正的精英主义，将学术卓越作为大学的最高原则。
哈佛法学院名誉教授Alan Dershowitz表示：“这是良好的第一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无可非议、能够重新引入精英统治的人，让真理重新成为哈佛大学的指导原则”。
DEI政策不仅存在于大学校园，也广泛应用到商业领域，哈佛大学校长事件引爆网络后，Elon Musk 在 X（以前称为 Twitter）上公然宣称：“DEI 必须去死”，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在以前恐怕是没有人敢说的，否则会很快被“取消文化”消灭的。
这说明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对“政治正确＂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应该说去年六月最高院裁定哈佛大学败诉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的各个领域都有大规模的反 DEI政策的诉讼。
哈佛诉讼案的发起人Edward Blum领导的平等权利联盟，向至少七家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迫使他们消了多元化奖学金。去年7月，13 名共和党总检察长致信微软和其他财富 100 强公司，威胁种族偏好的就业政策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非营利组织America First Legal 已对Kellogg‘s、家乐氏、Nordstrom、IBM 和Activision Blizzard等几十家公司的 DEI 政策提出诉讼，迫使他们修改政策。
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的追踪，目前全国各地有数十项针对公立大学 DEI 举措的法案正在等待审理，包括北达科他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的七个州已将多样性政策定性为非法。
Paradigm最近的一份报告预测，2023年是改变 DEI命运的关键的一年，不过目前还仍然处在清除DEI政策斗争的早期阶段，消除DEI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对美国大学来说，要继续维持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头羊地位，必须努力使学术管理非政治化，回到精英管理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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