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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人们看过《白毛女》之后听到的告诫和总结。“文革”之后，一些劫后余生、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冰心等说出了类似的话：“‘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是谁由人变成了兽？毋庸置疑地，首先是林彪、江青集团的成员及其党徒、打手，但毋庸讳言，许多人也指当年的红卫兵。

当年的天之骄子，天兵天将几乎无一人不叫屈：我们只是犯了错误，我们的动机是革命的，只不过受了蒙蔽！比如有人说：“红卫兵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上写下了不光彩却又无法抹杀的一笔，当然，若从这批年轻人的主观动机中深入探索，也会发现其中不乏纯真可爱的一面。”还有人说：“红卫兵运动中也还是有是非之分。比如，红卫兵其实抄出了一些‘变天账'，一些枪支弹药和国民党的委任状等。"

“变天账”云云，显然是无稽之谈，一种行为是否符合人性，当然不能以行为者的动机解释，而只能用人性的尺度来衡量。让我们看看《红卫这一代》中记录的若干事实：

我校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14岁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干部……工作组撤后，红卫兵召开了批斗会，在乒乓球台子上架上一张桌子，桌子上又铺了一层煤渣，然后让这位书记跪在煤渣上……后来，这位书记被人一脚踹下桌子，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加上煤渣的作用，顿时血肉模糊……

有些残忍的事实，今天说起来还令人发指。我曾亲眼见到，我校的两个学生，一个出身地主，一个是全国著名的右派分子的儿子，在1966年夏季受到了红卫兵的特殊关照。在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某教室传来的打人声，有时其哀叫已让人难以相信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他们被关押在楼道中一间倒垃圾的小屋里，为了让他们在静卧时也不忘反思罪行，牢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地上被定期泼上厚厚的一层水，这两个同学只好趴在水中舔着自己的伤口。

一位暴行的目击者在叙述时说："这些野蛮行为的确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想也不敢想的，这些却成为了现实。可怕的还不是这些现象本身，而在于一些红卫兵把这作为一种恣意取乐的方式，加以欣赏，甚至有人专门研究可以打伤内脏而不伤及皮肉的打人方法。"

上述行为如果还不能归入兽性范畴，而要被说成是人性的表露，那么“残忍”、“暴行”之类的词恐怕就没有意义了。当然，我们不是要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但我们应当探讨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巴金等老前辈看来是无力完成这项任务了，他们虽然以一颗善良真挚的心苦苦思索"人性为何变为兽性”，但除了惶惑和感慨，已无力提供有价值的答案。相比之外，经历更为坎坷的诗人邵燕祥目光更为犀利，思考更加扎实。他在一封评论红卫兵的长信中注意到了，“红卫兵一哄而起，人们却很少对他们作哪怕稍稍细致一点的区别和分析”，他说：“红卫兵又是被什么煽起的呢？……他们一直受的是革命教育。他们坚信雷锋的话，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更坚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的，革命要不得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暴烈还算什么革命？而当实施暴力时，比方用皮带扣抽打老师的额头鬓角，由于意识到这是代表革命的阶级施之于反动的阶级的革命行动，赋有天然的正义性，故能不皱眉头不眨眼地干出正常年月正常人不可想象的事情。”

确实，如果我们想避免简单地以人性善或人性恶来解释世间的悲壮或残忍，如果我们还想公平地对待红卫兵这一代人，包括其中野蛮地伤害过别人的人，我们就应该从他们在“文革”孕育期受到的畸形教育，从当时弥漫全社会的紧张空气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中去寻找原因，这也是要取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效果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政治压倒了知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红”大大地优于“专”。学校和社会的精神文化氛围，用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革命”。革命当然是好事(虽然现在有那么几个著名的文化人在鼓吹“告别革命”)，但那时“革命”的内涵，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根本上讲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虚构的革命中心不断东移，中国成了世界革命根据地，因此全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加以包围和颠覆的神话。当一个国家自视为处于革命时期即非常时期时，法律就被废止了，秩序就被打碎了，当人们自认为自己在革命时，他们会产生真理在身，有权诛灭异类的心理。

支撑革命理念的，是所谓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那时“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远离了它的原本内涵，即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而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任何人，不论是1957年响应号召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还是跻身革命队伍几十年的老干部，都可能被定为“阶级敌人”。而任何事情在那时一旦纳入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就无理性、政策可言。

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一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准则荡然无存，“人性”观念像瘟疫一样遭到诅咒和扑灭，人的尊严被践踏，人世间与生俱来最美好最温暖的东西，如师生之情、同窗之谊，乃至母子之间的亲情，都被“文化革命”的烈火焚毁。有人回忆道，在北京某名校，一位女生以“爱看十八、十九世纪描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即外国名著)为罪名遭到批判斗争，她愤而服毒自杀。同班的红卫兵“齐向东战斗小组”称她为“反动学生”，警告医生不得抢救，而医院居然就停止了抢救，将她移入停尸间，她在几天之后死去。就在同一个班上，一个学生亲自带领红卫兵抄自己的家，而且亲自动手，将自己的母亲毒打致死，原因不过是他母亲以前是小业主，他必须表现出与“剥削分子”划清界限。

红卫兵迷信“革命”便迷信暴力，关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中虽然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但学生们更为熟悉的是：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狂热和盲目的气氛中，暴烈的行动并没有发生在敌对阶级之间，发生的是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师长、同窗和其他人的施暴。

对“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文化方针和政策，以及否定经济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取向，可以作更全面的剖析、更深入的反省。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文革”前的教育一无可取之处，对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宣传教育作全盘否定。“文革”的教训提示我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享受生命的权利，人追求美好事物的理想，应该受到保护，也就是说，永远不要忘记把人性的真善美放到第一位。教育的最基本原则，应该是让人们懂得人之为人的道理，懂得尊重和呵护人性，发展人性的意义。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是工具，比如是革命的工具，斗争的工具，但从根本的意义上人是目的的本身面绝非工具。如果一味把人训练成工具，比如就像猎狗那样的追捕猎物的工具，那么人性就可能转变成兽性。

作为投入“文革”的前红卫兵，我主张在分析“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客观环境和形势时，不要因此无视或开脱自己的道义责任。不论我们被多么厉害地灌输和塑造，许多涉及道德良心的大事还是由我们的“自我”作出决定的。我的研究和大量的调查，以及国内外研究者的调查都表示，决定红卫兵行为的因素，并非只有“文革”前的学校教育、社会上的宣传之类，个人利益显然也是动因之一。在学习雷锋的活动中，有人在日记中写下大量革命词句，记录下自己做的好事，摊在易于让团干部、班主任看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不少人在集体生活中，处心积虑窥伺别人的脏衣服，一发现就抢着洗，力争“好人好事”的事迹，而仔细保护自己的换洗衣物，千方百计不要成为别人“做好事”的对象，这种机心和竞争，又是为什么？这些尚属雕虫小技，那“争当接班人”的动机中，以家庭出身的优势当仁不让地争当团干部、班干部的活动中，难道一点个人野心和权力欲都不存在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许多人自以为经历了30年前的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余下的小打小闹都不在话下。确实，不少人经历了野火般的狂乱和黄河一样的浑浊，心性已经清纯和澄明，在人事和利益的交错中能守住自己的根和本，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持有定力。“文革”曾经使人在自己的本性方面迷乱，那是一场政治灾难。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考验，另一种诱惑，这就是经济的侵蚀。恶可能不再借助于棍棒和皮鞭，但会表现为尔虞我诈和巧取豪夺。善与恶的交锋只会改变形式，但决不会消失。

原载《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