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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格鲁吉亚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24年—1953年）
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
（节选）
（本文约4000字）
一、担任总书记以前的斯大林
斯大林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被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他于1913年2月被捕，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此后直到1917年3月足足沉寂了四年之久。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重新开始革命活动。在武装起义之前，斯大林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真理报》和某些组织工作，由于不善于鼓动讲演，他很少在群众集会上露面。
在整个准备和举行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过程中，斯大林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中，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总的说来，从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再到经济建设初期，斯大林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就知名度而言，当时的排名大体上依次是：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以后才轮得上斯大林。在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的得票数总是落在他们之后。
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就紧急问题通过决定，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组织局也由五名委员组成，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和五名技术书记组成，下设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二、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得也并不出色。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
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
斯大林工于心计，很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就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他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意识形态部门了。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作准备了。
同时，斯大林的心腹纳扎列疆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卡岗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此外，斯大林的私人秘书麦赫利斯也得到主人的精心培养和安排。布哈林被打倒后，此人代替布哈林掌管了《真理报》，并出任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局长，一时间几乎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总书记以有力支持。
俄共十一大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向代表们建议的方案是27人。选举时可以涂去选票中不合适的候选人，写上要选的人名。结果方案中的27人均获得多数票，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斯大林得463票，处第10位。
十一大选举中最奇特之处，是在发给代表的中央委员选票上，在斯大林名字后面的括弧内写着“总书记”字样，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名字后面标明“书记”！这就是说在制作选票的时候已经内定这三人未来的职务，而代表在投票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把总书记的大权交给了斯大林。
所以，1922年4月3日的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通过了一个事先已经定下的决定而已。
不过关于这一切，大会速记记录上没有任何说明，仅直接公布当选名单。
三、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斯大林时期的一些著作都特别强调，是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例如，经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写道：“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最优秀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对此一说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1929年）中认为：“斯大林正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而被任命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还说，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是个技术性的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出另一个推荐人，他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尤其没有证据证明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大家知道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是加米涅夫主持的（在全会开幕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见证说，就是他建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书记的。”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提议”的说法。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前，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任总书记。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没有表示异议。”
看来，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不久之后，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他们三人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的因由。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标明“总书记”和“书记”的字样，是明显违背程序的做法。代表大会只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应该由大会后的中央全会选举。这种违规做法显然是为斯大林造势的措施。这种做法招致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甚至要求将这些选票作废。
4月的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加米涅夫作了解释。他说：“在选举期间，他在大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曾经声明过，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一些代表表达的愿望。”
这种解释相当牵强，某些代表个人的愿望怎么可以写在选票上呢？这种愿望首先当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时也是斯大林本人的。
全会记录写道：“确定设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四、总书记斯大林的“无限权力”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
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太看重“总书记”这一职务，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位。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总书记”这一职务。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4月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过不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赋予斯大林以无可比拟的“无限权力”。
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一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1980年代后期起被叫作“在册权贵”，这是官僚制度的具体化，他们在日后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五、用地方来的自己人扩大中央
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暂时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
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信中写道：“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列宁还“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
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些信是严格保密的，也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是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信的内容。他接过列宁的建议，1923年4月在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斯大林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不提列宁的方案和思路，他的方案和思路与列宁的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主张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委员，而斯大林建议从地方干部中选拔，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而这正是列宁要避开的。
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动机不纯，是企图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所以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作为指令机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遭到否决，而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结果，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40人，选出候补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50人，候补委员10人。
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10名来自省或中央的工作人员，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有12人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
六、以列宁的名义大肆征收党员
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们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多数支持托洛茨基。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只有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1924年1月21日）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完全是按照搞运动的大轰大嗡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产队（突击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25万名党员。
到1924年5月底，俄共原有党员472000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25万名，一下子变成72万名左右，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作“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
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征收党员的做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护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是后来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
40万名党员列宁还嫌多，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名新党员！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些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七、通过党内斗争清除对手
从1921年底1922年初起，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这时候就开始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首先采取措施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于1922年中结成“三驾马车”，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他们采取的一些决策频频出现错误，如中止外贸垄断，在成立苏联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等等。他们的这些做法受到列宁的批评，病中的列宁为此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出面维护列宁的立场。
“三驾马车”本来就把托洛茨基看成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倚重，更加剧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敌视。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那时根本不把“平庸”的斯大林看在眼里，以为只要打倒托洛茨基，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列宁成为最高领导人。在1923年秋“新方针”的争论中，1924年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争论中，他们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给他戴上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帽子，并从组织上解除托洛茨基的军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
然而，他们明显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就在他们联合的“蜜月”期间，斯大林就不断地展示其独立专权的霸道作风。1923年夏多数政治局委员到南方休假，只有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留守莫斯科。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单独决定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不征求在南方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不满，他写道：“各种各样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并非末等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列宁）的话千真万确。要么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斗争时期。”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设法整“三驾马车”中的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了。1924年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中公开批判加米涅夫的“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口号，还不指名（季诺维也夫）地批判“党专政”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斯大林不经政治局同意，1924年6月2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报告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两人的声誉。
不过大敌当前，在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和斯大林联合一起来对付托洛茨基。1925年的一月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从而扫除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大障碍。
矛盾无法掩盖。在一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等要求解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扮演和事佬的姿态，表示反对割除、流血的办法，声称“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
斯大林把处理托洛茨基问题上的分歧，看成是处理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分歧的开始。击败托洛茨基之后，对斯大林来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就是季诺维也夫了。季诺维也夫时任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在国际和国内都有相当的名望。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列宁遗孀）等组成“新反对派”，向斯大林发出挑战。加米涅夫在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反对制造‘领袖’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能够把老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物……重复一遍：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完成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任务。”
加米涅夫最后说：“我们反对一人专权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我的发言以这些话开始，现在也以这些话结束。”
然而，“新反对派”遭到了失败。加米涅夫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不久，季诺维也夫失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托洛茨基，结成声势浩大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但这时候，这些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军队、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而已经不能形成对斯大林的实际威胁。
斯大林则同布哈林结成联盟以对付“托-季联盟”。斯大林不是理论家，因此真正的理论争论还得靠布哈林这支笔，由布哈林写文章来批判“左”倾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如此，面对“新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在联共十四大上竭力为布哈林辩护，为他的“发财吧”的口号辩护，轻描淡写地说：“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反对要布哈林的血，声称“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
同布哈林的结盟同样是权宜性的。1927年底，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之后，同布哈林“右派”的矛盾开始凸显。以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斯大林开展了反对“右倾”的斗争，所谓右倾的代表人物正是为反对托洛茨基作出贡献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这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形成斯大林的多数。斯大林通过长期的努力，把自己人陆续安排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在联席全会上就能够容易形成自己的多数，以多数票通过自己所需要的决议。一旦有把握形成多数，斯大林就召开联席全会。1929年的四月联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斯大林得以通过全会解除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解除托姆斯基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按照惯例，在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同时，斯大林就安插进自己的人，通过这样的办法改变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分。到1929年底，整个政治局已经是斯大林的政治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中，反对派成员只留下一个李可夫，但他的时间不会太长，同年12月他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
清一色的斯大林中央从此确立，斯大林本人登上了苏联权力的巅峰。从此以后，总书记也就成为党内最高职务。
通过斯大林的苦心经营，到19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为自己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说，就是“宝剑骑士团”，下面是以列宁名义征收的党员，上面是一批在列宁时代处于二三流地位而被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这些人在1929年12月斯大林50大寿的时候纷纷亮相，在《真理报》上撰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同时大肆伪造历史。
从此，斯大林拥有一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队伍：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只要反对派一上台讲话，台下就有人起哄、跺脚、吹口哨；举行对“破坏分子”“外国间谍”反对派分子等等的审判时，场外就有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要求严惩以至枪毙这些“人民公敌”。这些人也是斯大林派往农村征粮、搞强制集体化的骨干力量，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群众基础。
（文中部分标题系编者所加）
- END -
来源：家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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