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上海枪毙的首个汉奸

1946年11月9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内，一个身着黑白点呢长袍的老者正在打坐。这个面容清瘦的64岁老人，曾是清末秀才，也曾为民国立下功劳。然而此时，他却成了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汉奸。临刑前，他不但自比法国贝当元帅，还厚颜无耻地说＂只怪自己对人民的疾苦太热心了＂。这个人就是梁鸿志，一个从福建秀才到日伪政府高官的落魄文人。他的结局，注定要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在上海这片曾让他趋炎附势、甘当汉奸的土地上画上句点。然而，是什么让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走上了背叛祖国的不归路？他又为何会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

一、从秀才到汉奸的蜕变

1882年，梁鸿志出生在福建福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是当地著名的教书先生，从小便对梁鸿志的教育极为重视。年幼的梁鸿志在私塾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尤其在诗词创作方面颇有造诣。在同龄人还在背诵《三字经》时，他已经能够随手写出工整的七言律诗。

1901年，年仅19岁的梁鸿志参加福建乡试，一举中举，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秀才之一。这次考试为他打开了仕途之门。1902年，他赴京参加会试，虽未中进士，却因文采出众被朝廷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在京城期间，梁鸿志结识了不少维新派人士，开始接触西方思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梁鸿志看准时局，迅速投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但他并未在革命党内获得重用，仅在福建都督府担任一个不起眼的秘书职务。这次失意成为他日后堕落的重要转折点。

1915年，梁鸿志辗转来到北京，投靠了当时的实权派段祺瑞。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期，他担任段祺瑞的幕僚，参与了讨伐复辟势力的行动。这次＂立功＂让他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但好景不长，随着段祺瑞势力的衰落，他又一次陷入了仕途低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鸿志开始频繁与日本特务机关接触。他在上海租界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实则暗中为日方收集情报。这段时期，他还在《新申报》等亲日报刊上发表文章，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逐渐在日本特务圈内打开了知名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梁鸿志看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机会＂。当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主动与日方联系，提出愿意协助建立亲日政权。日方看中了他的文人身份和在北洋时期的政治资历，决定由他出任伪＂维新政府＂要职。

就这样，一个曾经饱读诗书的福建秀才，在利益的驱使下，最终沦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而这仅仅是他沦陷的开始，随后的数年里，他在伪政权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其背叛行为也愈发明目张胆。

二、步步沉沦的权力之路

1938年3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的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梁鸿志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推荐下，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在筹备期间，梁鸿志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不仅起草了大量亲日文件，还积极联络各地旧官僚加入伪政权。

同年4月，伪＂维新政府＂正式成立，梁鸿志被委以重任，出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上任后，他立即着手整顿交通系统，将铁路、公路和邮政部门的大权牢牢掌控在手中。通过控制交通命脉，梁鸿志不仅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还借机中饱私囊，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积累了大量财富。

1939年初，日本特务机关开始推动华北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的合并工作。在这场权力重组中，梁鸿志展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手腕。他主动与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接触，提出了一系列合作方案。最终，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还在新成立的伪＂联合委员会＂中占据了重要席位。

然而，梁鸿志的政治野心并未就此止步。当汪精卫叛国南下时，他立即嗅到了新的机会。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梁鸿志成功争取到了监察院长的职位。在此期间，他与汪精卫之间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权力博弈。

作为监察院长，梁鸿志掌握着伪政权内部的监察大权。他巧妙地利用这一权力，一方面讨好汪精卫，另一方面又暗中打击政敌。他在各部门安插亲信，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络，使得任何针对他的阴谋都无法得逞。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逝。这一变故给了梁鸿志新的上升空间。在日方的支持下，他被任命为伪立法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实际二号人物。这一时期，他频繁出入日军司令部，不仅参与制定了多项压榨民众的法令，还积极配合日军镇压抗日力量。

就在梁鸿志以为可以在权力巅峰上继续逍遥时，局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精心经营的权力帝国轰然崩塌。在逃亡期间，他辗转多地，最终在苏州被国民政府特务逮捕。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伪政权高官，最终也难逃法网的制裁。

三、鲜为人知的私生活

在梁鸿志担任伪政权要职期间，他的私生活可谓奢靡至极。1939年起，他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购置了一座三层洋楼，还在南京、苏州各有一处豪宅。这些房产都是用从日本人手中获得的＂特别补贴＂购置的。据当时的《申报》记载，仅其上海寓所的装修费用就高达十余万大洋。

最引人注目的是梁鸿志的家庭生活。除正室外，他先后纳了七房姨太太，年龄最小的仅有二十出头。这些姨太太大多是沦陷区的歌女或者名门闺秀，其中不乏一些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第三房姨太太曾是上海知名的剧团演员，据传与多位日本军官有往来；第五房则是南京某富商的女儿，因家道中落被迫依附梁府。

在上海的豪宅内，梁鸿志经常举办＂文化沙龙＂。参加者除了各路汉奸外，还有不少日本军政要员和上海滩的名流。这些聚会往往从下午持续到深夜，觥筹交错间充斥着各种政治交易。特别是在1943年后，随着太平洋战争局势恶化，这些聚会逐渐成为日方收集情报的重要渠道。

然而，在这些表面风光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据梁府的一位老管家后来透露，梁鸿志实际上暗中与一些地下抗日组织保持着联系。他曾多次通过家中的佣人向这些组织传递情报，甚至在1944年秘密资助过几位流亡学生。这些行为的动机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认为这是他为自己留的后路，也有人认为这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

在与其他汉奸的交往中，梁鸿志也展现出了复杂的一面。他与周佛海等人表面交好，私下却处处防备。在其书房中发现的日记显示，他对汪精卫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有详细记载，其中不乏对其他汉奸的尖刻评价。特别是在1943年底，当得知一些汉奸暗中联络重庆方面时，他立即向日方告密，导致多人被捕。

梁鸿志的饮食起居也极尽奢华。每天的餐桌上必须有最新鲜的海鲜，还专门从日本空运各类时令水果。他特别喜欢收藏字画，府上藏有不少明清名家真迹，这些多是从战乱中低价收购而来。在娱乐方面，他痴迷于京剧，经常邀请名角到府上演出，有时一场戏就要花费数千大洋。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梁鸿志开始变卖家产，将大量财物转移到了香港和澳门。然而他的这些布局最终还是未能派上用场，在仓皇逃亡中，这些豪宅和收藏品大多落入了他人之手。

四、逃亡与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梁鸿志立即着手销毁相关文件，并将其在上海的部分财产转移至澳门的亲信处。8月17日凌晨，他乔装打扮，带着少量金银细软，从上海秘密离开。随行的只有一位贴身管家和第七房姨太太。

他的逃亡路线经过精心设计。首先前往苏州，借住在一个旧部家中。当时苏州城内已经开始出现了通缉汉奸的布告，梁鸿志不得不改换数次住所。期间，他曾试图联系香港的商界朋友协助他逃往海外，但因局势动荡，计划未能实现。

9月初，梁鸿志得知国民政府特务正在苏州大肆搜捕汉奸，他立即转移至常熟一个农家躲藏。然而，此时他的行踪已经暴露。一位曾在维新政府任职的低级官员认出了他，并向当地政府报案。1945年9月15日，国民政府特务在常熟一间茶楼将其逮捕。当时的梁鸿志已经蓄起了浓密的胡须，身着粗布农服，与往日的威严形象判若两人。

梁鸿志被押解至上海后，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专案组对他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审讯。在审讯过程中，梁鸿志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他承认了在伪政权任职的事实，但坚称自己是被迫就任，并声称在任期间曾暗中帮助过抗日分子。然而，大量的档案文件和证人证词都证实了他积极投敌的事实。

1945年11月，上海高等法院对梁鸿志案进行公开审理。庭审持续了三天，检方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他参与筹建伪政权的文件、与日军往来的密电、以及下令镇压抗日组织的命令等。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梁鸿志仍试图为自己辩解，甚至引用了法国贝当元帅的例子，声称自己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而不得不与日方合作。

法庭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多位受害者的作证。一位曾被梁鸿志下令逮捕的地下工作者描述了在伪政权监狱中所遭受的酷刑。另一位证人则揭露了梁鸿志如何利用职权侵吞民众财产的细节。这些证词让他那套＂被迫就任＂的说辞彻底破产。

1946年11月8日，上海高等法院对梁鸿志作出最终判决：死刑，剥夺公权终身，没收全部财产。宣判时，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许多民众专程前来见证这个重要时刻。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梁鸿志仍保持着一贯的倨傲姿态，甚至在听到死刑判决时还报以冷笑。

五、最后的结局

1946年11月8日判决下达后，梁鸿志通过律师提出上诉。上诉书中，他再次强调自己在任职期间暗中保护过一些抗日人士，并提供了几份据称能证明这一点的文件。然而，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很快受到质疑。经调查，其中部分文件系伪造，另有部分则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刻意制造的＂后路＂证据。

上诉期间，梁鸿志被转移到南京监狱。在此期间，他的家人多次申请探监。他的正室带着幼子前来，请求法庭考虑从轻发落。然而，面对家人的哭求，梁鸿志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在狱中继续写作，完成了一部十余万字的《狱中札记》，记录了他对战时局势的看法和对自身行为的辩解。

1947年2月，最高法院驳回了梁鸿志的上诉请求，维持死刑原判。这一消息传出后，各界反应强烈。许多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对汉奸的应有惩罚。特别是那些在日军统治下受过苦难的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院的判决。

行刑前的最后几天，梁鸿志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他按时用餐，保持着整洁的仪表，甚至还要求狱方提供纸笔，写下了最后的遗书。遗书分别写给了他的妻子、子女和几位故交。在给子女的信中，他详细交代了一些隐藏的财产线索，这些信件后来成为追缴其赃款的重要依据。

1947年3月15日清晨，行刑时间到来。按照惯例，狱方允许梁鸿志提出最后的要求。他要求换上一套整洁的西装，并要了一杯清茶。在押解他前往刑场的路上，他走得很慢，但始终保持着挺直的腰杆。行刑地点选在南京郊外的一处空地，当时到场的除了必要的司法人员外，还有十几名记者。

上午九时整，随着枪声响起，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伪政权要员结束了他的一生。行刑结束后，按照规定，尸体被交给了家属。他的后人在南京郊外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参加者寥寥无几。

梁鸿志死后，当局继续追查他的隐匿财产。根据其遗书提供的线索，在上海、香港等地successively找到了大量赃款和贵重物品。这些财物包括金条、外币、古董字画等，总价值达到惊人的数百万大洋。这些被没收的财产后来都充公处理，用于抚恤抗战期间的受害者家属。

在梁鸿志被处决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多位家族成员也受到牵连。他的两个兄弟因涉嫌协助隐匿赃物被逮捕，几位姨太太也被追究责任。最终，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就此衰落。到了1949年，他的家人大多逃往香港，只留下一些年迈的佣人守着几处已成危房的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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