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与利润：招商局的海防与军运（作者：竟陵）

阴谋与利润：

招商局的海防与军运

竟 陵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密集的内河水系，清季国运衰微，北自鸭绿江，南到海南岛和北部湾，而当时的南北航线一直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南线是英国轮船的势力范围，北线是日本轮船的势力范围。长江内河航线也被英国、日本垄断。

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清史稿》称：“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鸦片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设有水师，也“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将海防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因之萌发了海防思想。自兹以降，议海防者渐多，数十年间逐渐蔚为风气，推动了海防建设的发展，也启动了中国国防及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在呈给清庭的《切筹海防》奏折中，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要机宜”，请饬沿海、滨江督抚详细筹议，拉开了海防建设的序幕。轮船招商局和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就是在“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洋务背景下创办的航运、造船工业，它们在晚清海防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政府将兵员、物资等军运交由招商局负责，且较少甚至不向招商局支付运费，这是清政府间接软化预算约束的手段之一。在招商局成立之时，清政府内部就有计划将招商局的轮船用于军事用途，故而招商局成立之后，作为清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企业，服从清政府需要、承担军运便成为招商局的义务。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刚成立年余的招商局即奉命运兵渡台。从1874年6月起，招商局先后派出“伊敦”等4艘轮船来回运送士兵，从江苏瓜洲运往台湾，次年又陆续将其运回。

1880年后，由于战乱频发，清政府对招商局轮船的征调更加频繁，如1880年，沙俄派军舰骚扰我国海疆，是年秋，招商局奉命装运皖楚各军赴山海关；1881年，日本在朝鲜发动兵变，招商局奉命派船向朝鲜运兵；1883年由于中法战争，招商局轮船再次投入军运，向广州运兵等。

招商局为政府承担军运，所收运费极低，甚至免费运送。军运运费常“均照定数，或七八折，或五六折，从减核收”。如1905年，北洋调运湖北所造的毛瑟枪1千杆和子弹50万粒时，时任会办练兵大臣袁世凯就命令招商局预备轮船妥善装载，运费照章核收半价。有时就连这半价也收不到，如1907年招商局除上交各项报效外，“供应官差皆不收水脚”。1911年招商局承担军运应收水脚银共计1万1千两，也同样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卢铭安著的《南船北归》一书在11月底，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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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招商局已将承担军运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招商局回复左宗棠的公文中就写道：“盖支应公事，本分所当为，如果运费无亏，于愿已足，更何敢希图厚利，自取愆尤”。此外，招商局还因为承担军运产生了重大的意外损失。如1895年，招商局的“拱北号”轮船运送军队，因为抽旱烟的士兵将烟灰敲在火药箱边引燃了弹药，导致爆炸，全船沉没，致使57人遇难，招商局损失巨大。

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初,就有着以其民用企业之体,而达到海防之用的设想,并力图将这种设想付诸实践。轮船招商局在晚清海防中确实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它在北洋、南洋海防的筹饷、军运等方面以及台湾海防方面作出了贡献;它租领马尾船政局所造船只,对维系马尾船政局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它寓兵于商,对增强晚清国防实力作出了贡献。

左宗棠也主张应重视海防，他指出：“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他还认为：“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千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他建议购进铁甲船后由闽局“华匠仿制”，“撤沪局而以所有经费畀之闽局，则仿造铁甲轮船不无小补。”他的以战为防和购置与仿造铁甲船的观点成为马尾船政局最初的设想。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向清廷上呈了四份奏折、一份奏片，其中的两份直接涉及自造轮船计划，并提到设厂造船的拟选之地“罗星塔”。就在这个夏天，7月14日，左宗棠设厂造船的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8月19日，日意格赶到福州，与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双方最终签订四份合同性文件，就造船诸事作出规划，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投资超过两百万两银、为期五年的宏伟计划，内容上包括设厂、造船、设船坞、教育、用人等五大方面。经费方面，左宗棠起初预估每月五六万两银，待自行造出蒸汽舰船后，承担漕运，收取费用，以补贴舰船经费之不足。实际上，左宗棠这个军舰商用的设想是行不通的，船政所需经费实际上不止每月五万两银。

1869年2月11日（同治八年正月一日），随着第一号轮船“万年清”的船体建成，船政正式进入左宗棠四份合同性文件所规划的“五年计划”时代。按计划，1869年至1874年的五年时间里，日意格和德克碑所领导的四方技术团队必须要在船政各铁工车间投产的前提下，教会中方如何自行独立建造蒸汽动力军舰，五年的计划是建造11艘150马力军舰和5艘80马力军舰，共16艘，而且，除开头两艘外，其余150马力军舰均必须装配船政自造的轮机。事实上，船政最终建造完成了9艘150马力军舰、5艘80马力军舰和1艘本不在计划中的250马力大军舰（以1艘250马力军舰折抵2艘150马力军舰的考核指标），皆性能优良，而且，这5年中，实现了整舰及配套包括轮机（蒸汽机）均由中国技术人员独立设计、建造的目标，成绩斐然。

设厂造船、培养人才，归根到底是为中国的海防和近代海军（水师）建设打下基础。早在1867年，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就上奏申请设立了名为船政水师营的武装单位，这个船政水师营并非改建原有的绿营和八旗的水师部队，而是新募水勇二三百名，加以新法操练、巡防。待船政自造蒸汽动力军舰问世以后，遂组建蒸汽军舰部队，又称轮船部队，特称“轮船”。

1870年9月，清廷批准沈葆桢的举荐，由时任绿营福建水师提督的原湘军名将李成谋担任船政的轮船统领。11月，沈葆桢因父亲去世而丁忧守制，船政事务暂由提调夏献纶代管。这期间，夏献纶和“万年清”管带贝锦泉、船政委员黄维煊讨论拟订了《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规定了水师的组织结构、舰上的岗位、作息制度、训练制度、军官的身份、军服和薪粮标准、军规和舰船旗帜旗语等。由此，船政轮船部队有章可循，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制度的初步确立。这支轮船部队已经不同于船政水师营，更不同于绿营福建水师。后人习惯称之为船政轮船水师或船政水师，这支部队虽然属于地方组建，后来实际上成为一支隶属船政而布防全国的水师舰队。

船政水师的主力舰全部是从1869年起陆续问世的船政自造军舰，包括“万年清”“湄云”“伏波”乃至“扬武”等，“五年计划”时期船政所造的军舰，建成后无一例外都配备给船政水师使用。并且，随着吕文经、吴世忠、贝锦泉三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华人轮船管驾官的传帮带，和船政学堂毕业生的加入，船政水师很快改变了以往的管、驾分离的模式，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骨干，他们绘制和修订了中国江海全图，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套西式海图。

船政水师军舰分防全国，发端于浙江。由于船政派出的“华福宝”“万年清”等军舰在协助剿匪（海盗）方面颇为得力，浙江巡抚与闽浙总督协商，并奏报朝廷，派船政水师的“湄云”号驻防浙江，1871年春“湄云”抵浙，并由浙江方面提供军费开支。1872年，经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水师提督崔国彦奏请，船政的“伏波”号派驻广东；经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船政的“飞云”号派驻山东（丁宝桢本来申请的是“安澜”号）；就连本来对船政水师军舰分防全国沿海持消极态度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于1872年11月同意并上奏将船政的“镇海”号留驻天津。

也就在这一年，“安澜”号又驻防广东，原来派驻广东的“伏波”号改驻浙江，而原来派驻浙江的“湄云”号改驻奉天牛庄。这样，事实上形成了船政军舰分驻全国海防的模式，这些分驻军舰由当地调度、开支军费，而编制上仍然统辖在船政水师的大旗下。这使船政水师在当时成为中国海防的重要力量。

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历经150年的嬗变，而脱胎为现代企业；马尾船政局从1866年创设到1907年停办，经营达四十年之久（后来又曾恢复生产）。无论从投资、规模和成效来看，它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且这两个企业在海防背景中，有一定的互生性，比较这两个企业的兴衰，可以看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牟世安在《洋务运动》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也是从军事观点来考虑的”李鸿章认为，“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籍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如果从此中国轮船有希望畅行，“实为海防洋务一大关键”。

同治11年12月11日李鸿章在致张树声函中强调，“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则大”。其中包括四层内容：国体（政治）、商情（经济）、财源（财政）、兵势（军事）。李鸿章以变局观分析了中国已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认为“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指出中国海防的重点为“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最为紧要”，主张“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揣敌情，其防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是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他分析了闽、沪二局造船的情况，认为“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于是建议从英国订造兵船及铁甲船，并派中国学生工匠赴国外“学习造工，并讲求驾驶操练之法，俟成部后，配齐地位，随船回华，庶有实济。”

洋务派认识到，切筹海防，没有巨额资金是无法办事的。1874年两江总督李宗义讲到，“外国轮船，以商为主，所以财力厚而兵饷亦足。上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即是此意。1881年李鸿章自己也垣承“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得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

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有过利用轮船招商局储备水师的设想。早在1872年，朱其昂和朱其诏在“草拟轮船招商略节”中，提出了轮船招商局要“酌用水师兵勇，以备不虞”的想法。1879年，北洋水师的实际负责人丁汝昌在“谨拟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中提出，从轮船招商局中“择其结实便捷者配给枪炮、水勇，以备缓急”的建议。

另外，北洋集团当时还有利用轮船招商局达到安置人才，以商掩情的目的。李系重要人物太常寺卿陈兰彬于1876年向李鸿章建议派遣回国的管带人才“若将来无从安置，日久荒废”，则“尽弃前功”，于是他提出“招商局以安插之，互相传授，精益求精，无事资以商贩，有事用以折冲”。同时，他进一步建议，“如果招商局办有起色，由内江海外到泰西，逐渐开拓，往彼经商，无论权利可以收回，而此后通好达情，学艺购器，皆可为所欲为，洞悉敌情，则操纵在手，借商之力，成我之功”。

协助运军也是李鸿章北洋集团创办轮船招商局的重要考虑。“轮船快捷，一日千里，转饷调兵，刻期可至”是转运海防援兵军火为得力的工具。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初，就指出“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葛士达也对轮船招商局能够承担军事转运任务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对于轮船招商局，“虽不能必期其力于战洪波，亦足以供运载兵械”之用，马尾船政局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洋集团对轮船招商局承租领买马尾船政局所造轮船寄予了很大希望。外国轮船侵入中国使洋务派认识到中国自设船厂的重要性：“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临造轮船不可”。由于洋务派初涉造船事业，既无人才，又乏经验，马尾船政局所造轮船未必都符海防之用，而且造船经费的筹措殊属不易。轮船招商局的设立为马尾船政局的这两大难题提供了方便途径。

1873年沈葆桢上奏清庭“嗣后闽每年续造船二只，未知招商轮船是否合用，能否陆续租领，俾船不赋闲，费不虚耗，且可以验其良窳，加意讲求”。如果马尾船政局成船，轮船招商局即能租领，不仅有利马尾船政局提高造船水平，而且“既可留造船之基，并可省养船、修船之费”，这种设计可谓“洵属意美法良”。这对马尾船政局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北洋海军成立之初，李鸿章除向德、英购舰的同时，还向马尾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定购所造之船充实北洋海军。这样，到1888年，北洋舰队舰船已初具规模时，除拥有定远、镇远两艘7000千吨铁甲舰外，还有济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超远、扬威等七艘巡洋船，以及蚊炮船、鱼雷艇等多艘，总吨位达4万余吨，马尾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所造之船也占有一定比例。

轮船招商局还在台湾海防中做出了贡献。台湾海防建设在清末海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地属南洋。且经理各事均与海防相为表里”。如果台湾事宜办有起色。则“足以维持南洋全局，并可以拱卫北洋”。可以说，台湾海防建设事关晚清海防全局。台湾无事时。轮船招商局主要为台湾转运军备物质。如1877年。招商局海镜、琛航两商船为台湾运送军米等军备物质。台湾海防有事时，轮船招商局船不仅为台湾运送军备物质，而且还转运援兵。1874年，“台湾有警，淮军远在扬州。赖有招商局船，不数月而全军皆渡”。

1937年抗战前，英国轮船的吨位是：太古公司154000吨、怡和洋行98000吨、其他公司100000吨，英国公司共计350000吨；日本轮船的吨位是：日清汽船会社50000吨、大连汽船会社98000吨、其他公司50000吨，日本公司共计200000吨；英日公司合计：550000吨；当时的招商局吨位是87000吨。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把招商局总局迁往香港，想依靠英国人的庇护。他将招商局最好的四大海轮带往香港。上海的全部局产，如仓库码头船厂房等等撤不走的财产，完全包给美国商人卫利韩洋行代为经营管理。当时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崇洋怕洋以致媚洋靠洋。招商局自诞生之日起也是以依靠思想经营的。比如中法战争期间（即光绪十年），招商局就将全部资产作价出售给美国商旗昌洋行，等到战败签订屈辱条约后再赎回。同样的事情在中日海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期都发生过。每一次让洋人托管，国家的财产都会遭受到严重损失。而操作这些吃里扒外业务的人则是赚了个盆满钵满。此次迁往香港的四大海轮自然没有逃脱被廉价盗卖的命运，最终卖给了英国人，而英国人拿去还是做中国人的生意。这笔糊涂腐败账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有搞清楚。

1941年，国民党当局交通部另起炉灶，开办了新招商局。这个老店新开的总经理是徐学禹，李市长是盗卖国有资产发家的蔡增基。徐学禹是浙江绍兴人，徐锡麟的侄子，曾经在德国学习过机电，对航运并非内行。因为徐学禹和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熟悉，就被推荐为新招商局的总经理了。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在四大家族的控制下，本质上始终是官僚买办的性质。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业务有所发展，是因为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被官僚资本窃取了。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屡遭日机袭击，招商局轮船损失惨重。到抗战胜利前夕，招商局只有大小船只18艘23，841吨（其中江海轮船6艘22，812吨）分别是抗战前84艘86，381吨的21. 4％和26．4％。这显然不能满足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因此抗日战争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按照军事与交通的迫切要求，将招商局（国营企业）列为重点扩充和控制的目标，以适应其发动内战的步骤。

国民党政府扩充招商局的途径。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即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接收敌伪航运业的主要机构。招商局奉命将日本在华航运企业、军事机关及汪伪政权在各地的大批船舶予以没收，扩充自己的实力。据交通部1946年8月派员结算，招商局经手接收的敌伪船舶占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船舶总数的82 · 3 ‰产到1947年，招商局将接收的敌伪船舶处理后（标卖和拨交其他机关使用），尚留用314艘81，297吨产这些船舶在国民党准备内战和内战全面爆发后，大都投人了军运。

在接收敌伪船舶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大规模地购买美国海军退役船只，扩充招商局运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拟以低价处理大批参战船只。国民党政府经过积极活动，先是以先租后买的形式为招商局购进大批海轮；后又一面指令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华盛顿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签订购买旧船的合同，一面派遣招商局副总经理韦焕章等人赴美直接洽谈购船事宜。到19年1月，国民党政府共为招商局购进美国海军退役船只及其他船只86 艘233，955吨其后又多次购买美国、加拿大等国船只归招商局使用，使招商局运力急剧膨胀。由于这些船只中大部分是2，000吨级以上海轮，所以招商局参与国民党政府购买远洋军火和近海军事运输的能力极大地扩张了。

为解决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招商局在国民党政府支持下，大规模招收抗战期间流亡国外及散居国内的中国船员选派大批人员到美国、英国等轮船公司或造船厂实习、深造；酚在青岛设立基地训练驾驶人员，并招募美国海军退役官兵担任教员；用重金挖走民营轮船公司的船员等产用这些办法，到1947年初，招商局的高级船员就达906人，“可称全国航海人才集中于本（该）局矣”。@这为招商局参与军运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国民党政府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招商局尽管是国营企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直接管辖，但它毕竟是一个从事商业运输的企业，其生存的空间在于国内民运市场的巩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但是，为了牢牢地将招商局捆绑在内战的战车上，国民党以政治和军事的强力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

首先是从组织机构方面进行控制。1945年1 1月，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令招商局改组理事会，宣布解聘原有各理事，并指定刘鸿生为理事长，刘鸿生、卢作孚等七人为理事。9：其后，由交通部重组招商局，由政府控股50％，交通部为股东代表其余50％股票由财政部委托中央银行对外发售。这样，交通部司局级以上人员、招商局总公司、各机关和分公司负责人共60人组成的股东便完全控制了招商局产国民党还扩大在招商局的组织，由中华海员特别党部在招商局设立直属区党部，通过总、分公司机构的主管人员、工头等强迫海员加人国民党。除此之外，还特地将招商局警务部门升格为处一级的常设机关，加强对海员的监视和防范。

其次是在招商局设立军运小组，专门负责调配军运船舶。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设立上海港口司令部，委派副总司令刘耀汉率军运管理人员5人进驻招商局，由专员林焕亭兼任军运组长，确保内战军运的需要。此外，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为使招商局全面服从内战的需要专门致电招商局，强调该局接转军运品必须“以随到随运为原则”，不得延误；并以十分强硬的态度威胁招商局，要求对军运品的拨运“予以最优先配运秩序”。

更有甚者，国民党前线军队借口军运需要，常常侵越调配船舶的权限，任意扣留船只。这一切都使招商局无法进行正常的商业营运。总之，随着国民党扩大内战的需要，招商局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民运企业的色彩·在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帮凶角色。

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下，招商局在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的近年间，承担了大量的军运任务，致使正常的商业运输秩序完全被打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却在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承担了大量的军运任务，其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身的生存亦陷人困境，并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而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屡遭日机袭击，招商局轮船损失惨重。到抗战胜利前夕，招商局只有大小船只18艘23，841吨（其中江海轮船6艘22，812吨）分别是抗战前84艘86，381吨的21. 4％和26．4％。这显然不能满足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因此抗日战争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按照军事与交通的迫切要求，将招商局（国营企业）列为重点扩充和控制的目标，以适应其发动内战的步骤。

国民党政府扩充招商局的途径。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即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接收敌伪航运业的主要机构。招商局奉命将日本在华航运企业、军事机关及汪伪政权在各地的大批船舶予以没收，扩充自己的实力。

据交通部1946年8月派员结算，招商局经手接收的敌伪船舶占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船舶总数的82 · 3 ‰产到1947年，招商局将接收的敌伪船舶处理后（标卖和拨交其他机关使用），尚留用314艘81，297吨产这些船舶在国民党准备内战和内战全面爆发后，大都投人了军运。

在接收敌伪船舶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大规模地购买美国海军退役船只，扩充招商局运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拟以低价处理大批参战船只。国民党政府经过积极活动，先是以先租后买的形式为招商局购进大批海轮；后又一面指令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华盛顿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签订购买旧船的合同，一面派遣招商局副总经理韦焕章等人赴美直接洽谈购船事宜。国民党政府共为招商局购进美国海军退役船只及其他船只86艘，955吨其后又多次购买美国、加拿大等国船只归招商局使用，使招商局运力急剧膨胀。由于这些船只中大部分是2，000吨级以上海轮，所以招商局参与国民党政府购买远洋军火和近海军事运输的能力极大地扩张了。

为解决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招商局在国民党政府支持下，大规模招收抗战期间流亡国外及散居国内的中国船员选派大批人员到美国、英国等轮船公司或造船厂实习、深造；酚在青岛设立基地训练驾驶人员，并招募美国海军退役官兵担任教员；用重金挖走民营轮船公司的船员等产用这些办法，到1947年初，招商局的高级船员就达906人，“可称全国航海人才集中于本（该）局矣”。这为招商局参与军运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国民党政府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招商局尽管是国营企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直接管辖，但它毕竟是一个从事商业运输的企业，其生存的空间在于国内民运市场的巩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但是，为了牢牢地将招商局捆绑在内战的战车上，国民党以政治和军事的强力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

首先是从组织机构方面进行控制。1945年1 1月，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令招商局改组理事会，宣布解聘原有各理事，并指定刘鸿生为理事长，刘鸿生、卢作孚等七人为理事。

其后，由交通部重组招商局，由政府控股50％，交通部为股东代表其余50％股票由财政部委托中央银行对外发售。这样，交通部司局级以上人员、招商局总公司、各机关和分公司负责人共60人组成的股东便完全控制了招商局产国民党还扩大在招商局的组织，由中华海员特别党部在招商局设立直属区党部，通过总、分公司机构的主管人员、工头等强迫海员加人国民党。除此之外，还特地将招商局警务部门升格为处一级的常设机关，加强对海员的监视和防范。

其次是在招商局设立军运小组，专门负责调配军运船舶。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设立上海港口司令部，委派副总司令刘耀汉率军运管理人员5人进驻招商局，由专员林焕亭兼任军运组长，确保内战军运的需要。此外，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为使招商局全面服从内战的需要专门致电招商局，强调该局接转军运品必须“以随到随运为原则”，不得延误；并以十分强硬的态度威胁招商局，要求对军运品的拨运“予以最优先配运秩序”。

更有甚者，国民党前线军队借口军运需要，常常侵越调配船舶的权限，任意扣留船只。这一切都使招商局无法进行正常的商业营运。总之，随着国民党扩大内战的需要，招商局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民运企业的色彩·在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中充当了越来越不光彩的角色。

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下，招商局在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的近年间，承担了大量的军运任务，致使正常的商业运输秩序完全被打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招商局参与军运概况。招商局参与国民党内战军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迁都复员阶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招商局也奉命复员。在招商局着手将总局由渝（重庆）迁沪进行复航准备之时，国民党政府命令招商局四大江轮（抗战时期招商局六大江轮为避日机袭击人川，此时另两艘在修理中）出川，承担复员迁都的任务。招商局克服重重困难，承运了大批人员和物资，为此国民党政府通令嘉奖了招商局及重庆分局“负责出力人员”

第二是国民党内战准备阶段。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后，一面发动对解放区的局部进攻，  面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准备。为此，1945年1 1月何应钦特电令招商局派轮急运弹药至秦皇岛，配合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的行动。其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决定，由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租用招商局上述4艘自由轮，5艘L·s·T ·登陆舰产2艘大江轮被指定为军运专轮的情况下，蒋介石亲自下令从1946年1月1日起，招商局5艘江轮和6艘自由轮租陆军总部，“专作军事运输之用”，租期6个月，归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指挥调配。

这些船只仅在军运回程放空时可由招商局酌装商货产除上述各轮被指定为军运专轮外，随时征调应征的船只经常达数十艘。如长江线上宁汉、沪汉间应军差的江轮达9艘，南北洋线上沪津、沪粤、沪秦（皇岛）间应军差的海轮有20艘

第三个阶段是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更是最大限度地抽调招商局运力投人军运。除上述所有军运专轮、随时征调的船只外，从1946年6月开始，招商局加人长江线、南北洋线军运的船只又有63艘，这些船只运送了大批国民党官兵、弹药、辎重、大炮、卡车、及其他军需物资产此后，招商局：“以军公运输为主，所有航行船只，几乎十之八九调充军运”产据统计，从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招商局为国民党运兵342，4万人次，枪炮弹药等军需品15 4．2万吨

从上可见，在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中，招商局这个纯属民用性质的航运企业，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内战工具。

（二）军运给招商局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于招商局完全服从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需要，确立了军运第一，货运次之，客运又次之的经营方针产违背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但自身的发展全面停滞，就连生存下去已感十分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军运给招商局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招商局按国民党军方规定的军运差费标准收费而造成的损失。即普通军品以招商局货运价格六折计算；危险品按八折计算；官兵按客运四等票价计算产仅此一项，从1945年9月至1948年6月的近三年时间，招商局的收人仅为应收运费的2 & 7 ‰，共计18，168．9亿元法币产二是国民党军方经常拖欠军差运费，增加了招商局的损失。如1945年底，招商局南京分局运送国民党第71、74、和4 4军，一共应收打了折扣的运费2亿元，实际只收了5，000万元，后来南京分局多次向国民党军队有关部门催交也毫无结果产由于军运任务日益繁重，使运价收人不敷成本支出的矛盾更加突出，加上法币贬值之风愈烈，招商局的军运业务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招商局的江海运输和远洋运输进人停滞和萎缩时期。到1949年4月，长江全线业务结束，5月远洋业务也告中止。这是招商局参与国民党内战军运的直接经济损失。

其次，军运打乱了正常的商业营运秩序，影响了营业收人。客运在招商局营运活动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客轮大部分被抽调军运，致使大批旅客滞留码头而不能及时运送，因而收人大减。为了减少损失，各江轮只得利用货舱载客。尽管如此，“长江沿线轮船搭客，倍形拥挤，尤以首都（南京）一地，急待疏散之旅客，为数更伙，故每有经京西上轮船停靠，即有大批无票乘客蜂拥登轮，不惟秩序无法维持，而航行安全，大受威胁”。@而短途航线旅客拥挤的情况则更加严重，如在镇江港，等候轮船的旅客每天都在万人以上，致使“江边马路，日间则人头攒动，蜂聚蚁屯，人夜则各轮埠码头以及人行道，尽是露宿旅客，状殊妻惨”户对此·招商局也无能为力，常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抱怨不已，“军事运输，变动无常，常使本局定期班轮无法维持，影响本局之收人及信誉，至深且巨”产但是，由于招商局为国民党政府所牢牢控制，无法摆脱充当国民党内战工具的命运，所以只有无可奈何空嗟叹！这是招商局参与国民党政府内战军运所造成的间接损失。

再则，军运造成了惊人的海损事故、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由于国民党政

府推行以军运为主的航业政策，致使招商局经营管理极度混乱，海损事故频繁发生。据国民党交通部统计，招商局仅在1948年一年中，就发生各类海损事故209起产一家航运公司一年中竟发生两百余起海损事故，实为世界所罕见。这些事故，大都与军运有关，有些则纯粹为人为因素所造成。如“宣怀”轮在营口应军差，由于国民党军方无视航运业营运规程，竟将弹药、汽油等物品夹杂装运，并且还搭载大批士兵，结果该轮在营口太古码头起火，汽油、弹药相继起火爆炸，船员死亡20人，轮船被毁。@另如“江宁”轮在青岛运兵时，由于押运士兵玩弄三O式枪榴弹引信而引起爆炸，导致该轮失事，死伤船员10人，士兵数人产在参与国民党内战近4年时间里，招商局发生大小数百次海损事故，造成巨额财产损失。这不但使招商局经济上人不敷出的局面更加恶化，而且造成的人员伤亡也十分惊人。有的事故少则伤亡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有的甚至竟高达一千数百人。如1948年12月3日，正在行驶的“江亚"轮在吴淞口外锅炉发生爆炸而沉没，死亡1，483人，共打捞出尸体1，280具产后来，这些尸体被运到上海，摆放于江边路旁，其状惨不忍睹。这次海难，仅次于1912年3月14日触冰山而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死亡1，517人的数字，凡此种种，大大加剧了招商局营运局面恶化的程度，招商局最终随着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全面失败和经济上的全面破产而陷人绝境。

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仅有轮船4艘，2319吨；到1883年，已有轮船26艘，33370吨。船只增长5倍半，吨位增长14倍多。吨位增长快于船只增长，说明大吨位的船增加较多，也说明经营规模扩大，运输能力提高。资本总额从59．9万两增加到533万多两，增长了8．5倍。在短短10年间，建设起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中国商轮甚至远航海外。“由内江外海以至泰西，逐渐开拓”(《洋务运动》第6册，第10页。)，“或江、或河、或湖、或溪之间，皆有轮船往来，如此则华商火船之生业可以无所限止矣”。

由于轮船航行，自然产生了船舶修造业。据汪敬虞所搜集的资料，自1874～1894年，20年间新建立的船舶修造厂家多达30家。也就是以招商局为龙头，带动了一大批为之服务的修造工厂，建立了规模可观的近代船舶修造行业。

招商局开办后，要消耗大量燃料，于是刺激了煤矿开采业的发展（兵工厂、新式海军也需要煤），于是近代煤矿业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1878年开办的开平煤矿，该矿设备完善，雇佣工人达3500～4500人，在当时可以说是规模空前了。其产品除了供应招商局等官督商办企业、北洋海军以外，尚可大量销售于市场，一度在天津抵制洋煤进口。

燃料问题解决后，进一步又要解决原料问题，于是有同茂铁厂的创办及各种有色金属，如铜矿、铅矿、金矿之开采。煤与各种金属矿厂的开办，又产生陆上运输的问题，于是导致了铁路的建筑。因铁路的修建，需要大量优质钢材，于是1889年筹办汉阳铁厂。通讯、保险等事业也被提上日程——天津电报局于1880年开办。中国第一家船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也于1875年成立。此外，各行业人才的培养，规章制度的创建等等也随之而起。总之，在19世纪70、80年代短短20年时间里，一系列相关行业的近代企业相继出现，中国海防及国民经济近代化事业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877年，刘坤一捐银十五万两解交藩库，作为公项转发招商局按年取息，以储养洋务人才。他设想，如果这样能“得一、二俊彦有裨时宜，即当咨送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听候录用”，以有益于富国强兵。1885年，北洋海军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两号铁甲船及“济远”铁甲快船功成来华。由于铁舰船大且坚，所应配备的大二三副、管轮、锅炉、升火人等，“必须挑选曾在各船及船厂当差之熟手，方期得力”。然而，“北洋水师员弁，本甚缺乏。今一旦需用多人，实属不敷挑拨”。于是李鸿章便札饬招商局。他说，“中国轮船招商局创设多年，此种之人，亦当不少，饬据统领北洋水师天津丁镇禀称”，拟请由“招商局选择精壮熟手、管油管汽四十名、升火一百名。饬令克日北来。听候遣派”。由此可见，轮船招商局在为晚清海防培养和提供管驾人才方面做出了贡献。

轮船招商局举办的这些事业都与北洋海军及晚清海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轮船招商局与北洋水师同属北洋集团，为北洋海军筹饷做出了重要贡献。1877年。轮船招商局归并旗昌洋行，湖广督臣李瀚章奏请将轮船招商局税项变通核办，他说：“江汉关所征招商局税项．请将原有之二成照旧仍专解部库．其余八成再作十成核算。提分四成六成统计，系以五成二厘解部、以四成八厘留关备用。”这种报解税目的方式执行了三年。后来李鸿章认为“前定五成二、四成八等项名目未免琐屑。拟请仍照原议。划分四成、六成报解”。但是。“名目琐屑”并不是李鸿章要改变报解轮船招商局税目方式的唯一出发点．他之所以这样做还出于“裕饷源”的目的。

把先前轮船招商局税五成二、四成八等项名目统统划分为四成、六成报解．南北两洋海防经费每年就可在关税项下添收二十余万两白银。这的确是有裨于裕饷源的。为此，李鸿章曾于1880年上奏清廷。对于李鸿章的上奏．奕新等人表示“应即准如所请解款。期得实济，应饬令粤海等五关监督遵照，自本年正月起，改章划解，俾裕饷源”。

1889年，北洋海军购船。缺银七十余万两。李鸿章“悉心筹画”。想出一个“欲其款归有著，而又不致病民的”好办法，那就是从“招商局、电报、矿务等项酌提余利，以资凑拨”。他说：“中国招商局创办之初。曾拨官款一百九十余万。始得自立。迨旗昌归并后，贸易日盛，商务逐渐扩充。虽将官本还清，而利息并未照付。且江浙漕粮专归该局承运，尤为独擅之利。在国家保护维持不遗余力。而各商食毛践土亦当稍尽报效之诚”于是他“请由督办招商局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劝谕各商。每年酌提盈余银十万两。解充北洋海军薪费。”

轮船招商局也为北洋海防军运提供了方便。轮船招商局在转运弁兵军火中的得力表现得到清庭的高度评价。余思诒说：“轮船招商局集股开办以来，装运漕粮、军火、防军，莫不迅速葳事。历有成效。”1881年李鸿章在上奏清廷时这样讲道：“往岁台湾之役、烟台之役，近日山海关洋河口之役，该局(轮船招商局)船运送兵勇迅赴机宜，均无贻误。洵于大局有裨。”

甲午战争中，招商局轮船“装运总兵刘盛休铭军八营陆兵赴大东沟登岸．于(1894年)八月十七日丑刻由大连湾开工行，午后抵大东沟。”。再以1885—1886年为例，其问轮船招商局共为北洋海军转运弁兵军火多达23次．北洋海军共支付轮船招商局运费约计39731两之多．承运物品包括官弁、勇夫、鱼雷、枪、炮、子弹、千斤柱、车油、铁路、电灯等。。

轮船招商局不仅在北洋海防中表现极为得力，而且在南洋海防中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轮船招商局也为南洋海防筹饷做出了贡献。李鸿章于1880年上奏清廷，要求各海关征收招商局轮船税银“统按洋税章程划分六成、四成，分别报解。无庸再立五成二、四成八等琐屑章程，以裕饷源而符初议”。

他的这一奏请是以筹措南北洋海防经费为出发点的，自然也有利于南洋海防裕饷源。轮船招商局为南洋海防军运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清庭重臣文煜在奏摺中说：“兹(马尾船政局)第十四号琛航(商船)工竣，应行续拨招商局。惟目前军火孔亟，洋船向不肯装。永保一船，恐不敷周转，拟暂将琛航留闽，派五品军功林国祥管驾，以佐转运，候防务稍定。再拨归招商局。”

1874年，招商局船受雇同沪局轮船一起转运“唐定奎统带所部步队六千五百人”东渡赴台。1885年，“招商局轮船由天津赴澎湖装送官弁、勇夫至厦门”。虽然招商局转运军火援兵是有偿服务，但是“众商等并无求利之心，凡有可省之处，无不竭力撙节”，“凡诸用帐。均系实用实录，增则在所不能，减则即亏商本”。

由于南洋海防有事，招商局不得不以大局为重，服从清政府的安排。暂时将该船留在马尾船厂转运军火，等防务安定后，再使用该船。奏摺中还说，防务军火“洋船向不肯装”。而作为中国轮船。招商局船只这时担负起转运军火的义务，这充分体现了它的爱国性。在以后的时间里，轮船招商局也多次为南洋海防转运援兵军火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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