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高肖笑老师（作者：乐缨）

高肖笑，《解放日报》记者中一个响亮的名字。

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新中国成立后首届毕业生。

她曾于一九六五年在周恩来总理身边采访并和周总理合影。

在报社，大家都称呼她“阿笑”。她的办公桌玻璃台板正中是她和周总理合影的照片，她家的床头墙上也挂着这张照片。

听阿笑说，一九六五年初冬，周恩来总理陪缅甸国宾来上海，解放日报派她随同采访。采访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大家都觉得很充实。只要有点滴休息时刻，总理就和记者们交谈，询问各位记者的名字，又问是哪家报社的？工作几年了？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当周总理得知阿笑是共青团员时，就鼓励她说，要好好工作，争取入党。

1965年初冬，时年33岁的高肖笑老师（前排左一）随团采访周总理接见外宾。采访结束时，周总理提议和记者们一起合影。这张永恒的照片，记录了高老师最幸福的时刻。

在之后的岁月中，阿笑实现了周总理对她的期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阿笑撰写的新闻稿第一时间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审阅。谁想到，宴会以后周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来找阿笑，并递上一张纸条，上面是周总理用铅笔亲自写的几行字。阿笑一看，这就是周总理下午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讲话的内容。

那位同志说，总理的意思是把这句话写到新闻里去，你抄一下，这张纸条要还我。阿笑照办。

第二天，周总理陪客人参观少年宫和上海大厦。所有活动结束后，记者们还围着周总理不想离去。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心事，就和记者们来了个合影。于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照片。

我每次去阿笑的办公室，总会去看看这张照片。这是阿笑的骄傲，也是解放日报所有记者的骄傲。

阿笑几十年如一日，对新闻事业始终保持着一股热情。她在采访第一线跑了一辈子，她饱含的激情燃烧了一辈子。她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个“头条”，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个“一栏题”。

一九八六年秋的某天，阿笑叫我晚上参加一个采访活动，说是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商会与上海外经贸委有一项签约仪式。我说：“这是你分管的条线，我就不插手了。”她说：“我想，你前不久出访奥地利，这项活动是你赴奥采访的延续，你出面写稿比较好。”于是，我俩匆匆赶到那个宾馆的签约现场。

高肖笑老师曾被评为上海市首届“十佳”记者，这张照片曾放得很大，挂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光荣榜上。

阿笑在人群中很活络，该部门的领导都向她致意。签约以冷餐会的形式进行，阿笑站在一旁不停地记录。外经贸委主任陆国贤发言后，阿笑示意我去取那份发言稿。我想，这条消息最多只是一栏题，要那么多素材干嘛？但是，阿笑这么认真，我不敢怠慢。

会议还挺长，站得时间一久，我只觉得肚子和后背都快粘在一起了——饿。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宣布用餐，我是狼吞虎咽，等到肚子里有了点东西，才想起阿笑。抬头一看，我呆了：她正伏在三角钢琴的架子上，赶写新闻稿，还把我的名字署在上面。

我说，你先吃吧。她说，先把发言稿内容摘录下来，原稿可以当场还给人家。

趁我看稿子之时，她咬了两口干点心，并拉着我的手说：“我们还是抓紧回报社发稿！”

当时还处在“无传真”年代，阿笑却抢着要到报社送稿。她还说：“你新婚不久，小陈在家里等你，早点回去。”望着她行走不方便的脚步在黑夜中远去，一股崇敬之意油然而起……

阿笑对每个采访任务都是尽心尽力。一个大热天，正值纺织厂和外贸公司在松江合办服装企业，双方邀请我俩同去采访。我一听到是“松江”，就觉得太远了，天气也太热，于是推说有其它事而没有去。这天，阿笑很晚回到报社，满身是汗，顾不上吃饭，便伏在桌上写稿。

见此情景，我突然感到自己身上缺少阿笑那种对工作的热情。面对夏天中午的烈日，阿笑经常打着那把被晒得“白乎乎”的黑阳伞中往外跑。我常对她说，你休息一下吧。她却说，这件事很重要，今天要发稿。

在我印象中，她天天晚上在报社写稿，本报的版面上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她采写的消息。在我眼里，阿笑这辈子一刻也没闲过。她曾荣获上海市首届“十佳”记者光荣称号。

阿笑对我总是特别照顾。一九八一年，韩国皮尔卡丹时装队来上海，几乎是暗暗地内部表演。该活动不对外，不宣传。

服装应该和纺织系统有关，但不向其开放，而只对外贸系统内部发放少量入场券。所以，我这儿一点消息也没有。阿笑给我送来一张票子，并说，“你不要声张，票子实在太少了。我觉得这个活动跟你分管的行业有关，你应该看看。”

演出安排在九江路大舞台，门口管得很严。看了时装表演，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整个表演中，只有一套女式短裙是开叉的，作为表演也未尝不可。之后，我和阿笑交流，她也认同我的观点。

那年三八节，高肖笑老师带领我们小字辈记者去西郊龙柏宾馆参观。高老师和笔者（右）在宾馆前的合影。

听说，阿笑第一个儿子屠海鸣出生在船上。那年，阿笑怀孕后，还一直坚持采访第一线，不断地写稿，直到临产前才回浙江老家分娩。

回家途中，船在海上晃悠，肚子里的儿子等不及了，在船上呱呱坠地。船长不仅拉响了汽笛，还为婴儿起名为“海鸣”。

二十二年后，海鸣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并进《解放日报》任记者。记得一九八八年上海评选首届十佳记者，高肖笑和屠海鸣母子双双当选，一度成为上海新闻界的佳话。

对待自己的生活，阿笑是非常简朴。那年，针织公司门市部推出一款化纤新品简裙，每条七角，阿笑买了条深藏青的。之后，我发现她每天都穿这条裙子。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阿笑：“你每天都穿这条裙子，买了几条？”她笑着答：“只买了一条。我是白天穿它，晚上洗一洗，第二天一早又穿它。整个夏天都这样。”她撰写的消息每天在报纸上翻新，身上的穿着却是每天一个样。

得知我结婚了，阿笑特地登门我的新居。那天下班后，我刚回到家不久，阿笑就来了。我请她共进晚餐，她说已经吃过了。因为大热天，我赶紧将西瓜对开送上，并给了她一个勺。她说，还要个碗，我也递上。我对她说，你慢慢地吃，我先去吃晚饭。

等我吃完饭回到房间，看到桌上满满一碗西瓜瓤，旁边的“西瓜帽”内壁被刮得干干净净。她递来这碗西瓜瓤给我，我说这是给你的。她指着一边刮得干净的“西瓜帽”说，我已经吃过了。此时，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眼里，阿笑的这辈子一刻也没闲过。

那年，阿笑退休了。我想，这下她可以好好休息了。其实不然，她退休后的某天，我俩在外滩附近相遇。

天很热的那一天，阿笑手上提了一大摞报纸。我赶紧伸手帮忙，她指着对面的新黄浦公司说，他们要今天的报纸。

之后，有一段日子没有阿笑的消息，我便向海鸣打听：“你妈妈好吗？”海鸣答：“妈妈曾提起，在公交车上拉扶手时，总感觉胳膊附近有点痛。”儿子对母亲说：“妈，你以后不要再乘公交车了，有事就叫出租车吧。”可是，阿笑哪舍得“打的”，永远的公交车。

那个“痛点”又是怎么回事呢?

阿笑确实是病了，病得还不轻。

在瑞金医院的病床上，我以为她可以闲下来了，其实不然。那是我第一次去病房探视，她拉着我的手说：“近来，我看你在报上发了不少的新闻。”说着，指指床边一大堆《解放日报》。

听屠海鸣说，他妈妈生病期间，每天都要看《解放日报》。病床前她只字不提那个“病”的事，只是拉着我的手说，“我真羡慕你。你还年轻，还能写许许多多稿子，如果我也还能写稿子……”我赶紧打断她，真心地说几句安慰的话：“阿笑，等你身体好了，我们一起采访，一起写稿。”

屠海鸣背着她妈，对我说：“妈妈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我倒觉得她心里是明白的。不然，为什么早已写下了遗嘱。

她只是不愿意让别人为她难过。

那天，我忍不住呜咽起来，阿笑却换了个高兴的话题。她谈兴很浓，三句不离本行。她提到，那次送给陈丹路（我家那口）的摄影背包恐怕太小了，以后叫海鸣到香港选个好一点。

最后一次见到阿笑时，她说话都很困难，我也没让她多说。她一直拉着我的手，我俩合了一个影。

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阿笑，我所追求的是像你一样，用一辈子的热情，永远当一名本报记者。”

之后不久的一天，我接到副总编居欣如老师的电话：“阿笑走了，讣告是登（报）了，可追悼会怎么弄？我看还是你对阿笑的朋友比较熟悉……”

没等居老师说完，我就说：“治丧办公室的事，我来办吧。”居老师说：“你来办此事，我才放心。”

刚挂上电话，海鸣来电：“秦绍德总编提出，要找一个与阿笑关系密切的人写篇悼念文章，放在《解放生活》上刊登。我想来想去还是你。”我马上接口：“我来写。”

乐缨去病房探望高肖笑老师，这是最后一次探望时的留影。

挂上电话后，我马上启动电脑，边写边流泪。海鸣和秦绍德总编看了我的文章后很感动，他俩决定，此稿刊登在《新民晚报》的“人物专栏”上。

来到治丧办公室，海鸣不在，显然他很忙。好在他们办公室的人我都认识。其实，我也没办过这类丧事。讣告是通过报纸传播出去的，但你不知究竟会有多少人参加送别高老师仪式。

我想起有一回，著名作家芦芒去世，我收到一个白信封，是讣告。其实，我跟芦芒没有什么交往。也许，那时我是分管文艺报道的记者，和“作协”有点关联。正好追悼会那天我没什么重要安排，于是，我参加了吊唁活动。

此事给了我一个启发，办丧事还要有专门的个别通知。为此，对于阿笑的追悼会，我分别给本报一百六十多位同事发了通知，并让他们给我回复：出席与否。当然，对社会上相关朋友也是这样，给每人发一封信。就这个举措，治丧办公室的电话应接不暇。

众多电话中，特别是对两个电话留下深刻的印象。《解放日报》老领导储大泓从美国来电，要我为他代办花圈和挽联。本报党委副书记张止静也来电，她听出我的声音后说：“你在这儿办事，我就放心了！”

电话铃声不断，对于有多少人出席这个问题，我们心里有了底。海鸣待人特别客气，追悼会后安排了“豆腐饭”，包了一个大厅十来桌。为此，我又给每个人发了用餐的邀请，并组织安排桌位，又指定了一批“桌长”。

据追悼会前一天统计，出席人数约五六百。那年代，龙华殡仪馆的大厅并不大，而且，他们不提供什么服务。为此，我进行了简单的设计，遗像两旁是十六位市级领导及阿笑家属的花篮，大厅两边是四十五个局级单位的花篮。此外，还有许多花篮。考虑到出席人员比较多，而现有的场地太小。唯一的办法向外拓展。

外面那块空地原是大巴泊位，我们进行紧急公关，向殡仪馆外的交警打招呼，借用马路两边作为大巴的临时泊位。

追悼会前夜，我刚上床，突然想起：拷机声响会影响追悼会庄严肃穆的气氛。为此，赶紧起床，起草追悼会注意事项。接着，打开家里的小型打印机，一口气打印了六百份。

第二天一早，场子全部布置完毕。

第一个到场的是本报退管会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按以往的惯例，提着个小木箱来摆摊。我知道，箱内是签到簿和工作人员用的两个折叠式小凳子。他们一看我们的排场，赶紧退出。我们利用门前原大巴泊位的空间，在入口处放置一长排签到桌，两边是花篮的幕墙。

签到桌上铺着一长条雪白的台布，这是我向新锦江大酒店借的。起先，他们给我一条旧的白桌布，我坚持要崭新的。雪白的签到桌前是一排年轻的小姐，她们都是海鸣房产公司里的售楼人员。事先，我规定：这边接待人员一律白衬衫、黑裙、黑皮鞋，不许抹口红。

我还安排了四位资深记者专门接待局级干部，即引导他们先到休息室候场。与此同时，又安排了四位摄影记者，分工如下：俞新宝负责全景，给他一部很高的竹梯；张蔚飞负责领导区域；陈丹路和潘文龙分管群体区域。

谁知俞新宝穿着红马夹来了，我赶紧叫他脱下。他指着口袋说，那我的镜头放哪里？我说：“这个我不管。穿红马夹？这儿又不是股市。”俞新宝做了个鬼脸：“这么严格？！”

追悼会时，人事处处长李德森在我前面两排。他好几次回头朝我看，并轻声问：“吃得消伐？”他知道我这几天累的，总是有点不放心。我特地睁大眼睛，表示：没事！

追悼会结束时，文艺部汤娟对我说：“小乐，这个场子布置得真精致。”我答：“就说遗像上的那朵黑花吧，我试了好几种料子——绸锻的太轻，没有骨架子；化纤的太重，垂头丧脑的；棉布的太粗糙，配不上照片。结果，发现送花篮的专业店有化纤网格料，我一试正合适。”

高肖笑老师去世后，乐缨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墓前祭拜。

之后，阿笑骨灰落葬福寿园名人苑。那天，我与屠海鸣同车去上坟。车上， 我与海鸣聊起：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你妈妈的墓碑是将军红大理石。碑塔高高的，墓地很宽敞。你妈对我说：“什么都好，就是光线稍暗了点。”到了墓地我发现，果然是将军红大理石，碑塔高高的。光线确实稍暗，这是因为碑后围着茂密的松树……

伫立墓碑前，仰望着阿笑的铜像，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相处近三十年的好大姐、好同事、好挚友说：“我要像您一样，一辈子对得起‘本报记者’之称号。”

注：本文的【人物简介】由屠海鸣先生提供。

来源：新华路时光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