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文学”也可以谈论文艺界(作者:钱平雷)

旅行   2024-11-14 00:01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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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生活就是美》是我的科普文学作品集之一



“科普文学”

也可以谈论文艺界


钱平雷


我的《生活就是美——钱平雷科普文学作品续集》(下称《生活就是美》)一书的发布会,于2024年8月20日在《2024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上成功举行。会后包括央视、《文汇报》《澎湃新闻》《凤凰网》等许多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次活动。这说明我们主办方借助上海书展影响力宣传“科普文学”,达到了目的。人们以前往往会敬而远之,以后会逐渐关注知晓这个带“科”字的名词了。然而,在这些新闻报道中大多数都有这么一句:“作者对民族管弦乐、滑稽戏,以及《繁花》等影视剧,从不同视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句话是我在主旨报告中说明科技和文化是可以互通所举的例子,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受众都记住了。但从这些报道文字的前言后语来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漏掉了“我是用科学方法”来观察的那个前提。估计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摆脱“科普是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浅说”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它与文史艺术并没有什么关系可言。

长期以来,“科普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浅说”的概念根深蒂固地深入人心,以前许多主流媒体都有科普专版或科普栏目,其节目基本上就是邀请各行各业的科技专家,将本专业的科技知识深入浅出地撰写成为小品式作品,予以发表或播出的。其中以《十万个为什么》等大型丛书为代表的科普作品,成为人们对“科学普及”最直观的认识载体。由于《十万个为什么》通俗易懂,而成为科普的经典读物,受到广大受众的热烈欢迎,一版再版,还往往作为家长赠予孩子的礼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小品式的科普作品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和对科技与时俱进的了解。尤其是当不同专业需要互相交叉,形成新的边缘科学时,小品式的科普作品,已经承担不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彼此普及各自专业知识的作用了。于是应用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作为科普途径的“科普文学”就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科普作家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科普科幻文学”已经正式成为文学的一个分支了,就在这个过程中,还曾经有人建议将其归在“儿童文学”的范畴内呢!显而易见,这些人还依旧把科普的对象停留在少年儿童或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的身上。岂不知,如今已经到了高级专业人士,也需要通过跨界科普来进行创新啊!

本人也是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的老科普作家长期推行“科普文学”忠实响应者和热情鼓吹者。对于究竟什么叫做“科普文学”?尽管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我也曾经试着予以定义:“应用文学的形式,在社会上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作品。”就是说,科普不仅仅是普及科技知识,还有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而且所谓“科技知识”,也不仅仅是普及自然科技知识,还应包括社会、人文和管理科学的知识和技术。这就引出了本文的主题:科普文学的读者,不仅是文化层次稍低或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各层次的受众,而且也包括从事文史和艺术工作在内的各界人士。

我是一个以桥梁与隧道为第一专业的理工男,一辈子从事和创建了多门跨学科的专业。其中除了包括土木建筑、交通通信、电气机械、医学体育等理工医农类专业知识外,还有诸如管理、商务、旅游、艺术等人文专业的知识吸收融合在内。不言而喻,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我不断地去和各界人士打交道,同时也不断地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其专业的基本知识。有不少情况下,我作为一名技术领衔或主创,除了必须把我的专业知识向合作者普及外,同时还应该把如何实现学科交叉的科学方法,向人们交待清楚。由此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综合交通运输到对外经贸、旅游房地产、智慧楼宇、养老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都是我在工作范围内,向包括非自然科学技术各界人士普及科技知识和方法的成果案例。

另外,由于工作需要,开始从事科普工作管理,到成为一名业余的科普作家,又通过与文学结合,最终成为一名文学作家,确切地说,就是一名科普文学作家。同样在我的科普文学中,除了继续用散文、随笔的文学形式,撰写和展示自己研究的科技成果或者发展动向外,也会“说三道四”对非本专业的事物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里就包括对文史乃至艺术界,运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谈谈自己的见解。人们一般认为“隔行如隔山”,你有什么资格跨界去发表“高论”?但我就这么做了,还屡试不爽,甚至效果不错呢!前面提到的在《生活就是美》中我“对民族管弦乐、滑稽戏,以及《繁花》等影视剧,从不同视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都是典型的实例,这里其中还应包括文史界。

我以“科普文学”作为标题的8本散文集中只有这两本。


我至今一共撰写出版了8部散文集,真正用上“科普文学”作为副标题的只有最近出版《笔下寻乐记》《生活就是美》两部。但在前6部散文集中,也都有我作为科技人员的视角,运用科学知识、方法、精神和思想对于文艺界的现象发表意见和想法,如《谁是剧种的主流》《滑稽戏也要与时俱进》等文章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在编入散文集前,都曾经在报刊的公开发表过,还受到业内的重视。本文我就以《生活就是美》内的几篇相关文章为限,谈谈我在如何将科学方法、精神和思想运用于其中论述的,以此说明,科普文学并非仅仅是宣传普及自然科学和技术而已,有关谈论文艺问题的文章,也属于科普文学的作品。

在《生活就是美》一书的第三部分《艺术刍议与情操陶冶》中,有一篇名为《谁是滑稽戏的主流?(修订版)》的散文。文中说到,上海滑稽剧团负责人曹强先生在媒体上看到《谁是剧种的主流》《滑稽戏也要与时俱进》两篇文章后,通过媒体编辑部将我请去,夸奖我说,我的文章《滑稽戏也要与时俱进》“打中要害”。在谈论正题之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在《谁是剧种的主流》,该文中将梅兰芳作为京剧的代表性人物,其“梅派”与之相对的是以演悲剧为特色的程砚秋的“程派”也独树一帜。这种现象我曾运用逻辑方法中的比较、归纳法去观察,发现在越剧中的袁雪芬与戚雅仙,沪剧中的丁是娥与杨飞飞,以及评弹中的蒋月泉与徐丽仙,也都是这样的关系。于是他就问我,那么在滑稽戏中代表主流的和演悲剧的代表,应该分别是谁?

发表于《幸福相对论》中的《谁是剧种的主流》


《滑稽戏也要与时俱进》


这个问题确实把我问倒了。因为在滑稽界,人们公认有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和袁一灵为代表人物。由于袁一灵以“唱”见长,没有可比性。而周柏春以“阴噱”(或许称“隐噱”更加合适)著称,他本人也把自己归纳在戚雅仙、杨飞飞、徐丽仙和锡剧的梅兰珍一起号称演悲剧闻名的“江南四大名旦”的相同类型角色里。那么,剩下姚慕双、杨华生二位,谁是滑稽戏的主流代表性人物,就难以回答了。他俩各有所长,实在一定要比较个人艺术水平,似乎杨华生更胜一筹,但他不如梅兰芳、袁雪芬等那样,在本剧种里具有无可争辩的令人信服的地位。在我确实无法回答的情况下,我只能对曹强说:“姚(慕双)周(柏春)艺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不然那么多的‘双字辈’表演艺术家放在什么位置上?”。曹强倒也同意我的看法,说他也认为姚周艺术至今仍是滑稽界没有被逾越的表演体系。


姚慕双、周柏春和他们最得意的“双字辈”弟子。


当时我是这样拐弯抹角地回答了,但心里还是想试图自我解答这个问题的。于是科技人员的我,就从科学研究的途径去寻找答案了。我想,姚慕双、周柏春兄弟俩长期合作,加上经过黄佐临那样的戏剧大师的指导,形成一套包括表演、导演、编剧在内滑稽戏表演体系,也就是“姚周艺术体系”。按照我们科技人员的观点,能够成为体系的东西,一定强于任何个体。在此意义上说,姚周艺术体系的滑稽戏正统表演代表体系的结论,也是可以成立的。根据这个结论,我撰写了《谁是滑稽戏的主流?》的散文。应该也可以说是一篇“科普文学”作品吧!因为里面包含了逻辑方法和系统方法的原理。


在《生活就是美》中还有一组谈论文艺界的文章《“西曲东奏”主题系列散文》。所谓“西曲东奏”,就是用中国民族管弦乐团演奏西洋乐曲,尤其是古典乐曲。其目的除了主张中西文化交流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东西文化各有特点,没有高低之分。用民乐照样可以演绎西洋经典乐曲。关于这件事我是一个热衷的鼓吹者,因为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的国力逐渐强大,我听到许多国外的交响乐团都在演奏中国乐曲,也就是“东曲西奏”,那么为什么不能来个“西曲东奏”呢?为此,我除了在我的散文集里屡次编入有关呼吁“西曲东奏”的文章,还通过社情民意的途径,给有关部门,甚至给民族乐团的负责人写去希望“西曲东奏”的建议信件。

前些日子,我从中央电视台和网络上得知由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指挥的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已经在“西曲东奏”方面有了重大突破。除了出色地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首以往是交响乐队表演的乐曲外,还成功地将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名作《天方夜谭》用中国民族管弦乐团演奏了。按照音乐界里的说法,《天方夜谭》可以说是一个交响乐团的试金石,因为它要求各种乐器都要达到很高的水平,任何一处短板都会削弱全曲的表现力。彭家鹏选择《天方夜谭》作为突破口,真可谓“艺高而胆大”。为此,我专门撰文《用民乐演奏“天方夜谭”不是天方夜谭》表示赞赏。

彭家鹏在指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然而,这位彭家鹏在对另一位搞“西曲东奏”同样出色的指挥大师陈燮阳访谈过程中,又表现出不太自信。彭家鹏表示,他多么希望我们的民族管弦乐能够得到国际上音乐界主流的认可,尤其是我国更多指挥家们的认可啊!关于这一点,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倒可以跨界发表自己一点看法。民族管弦乐确实是学习了西洋交响乐的先进技术和理念,结合了中国民乐的特点,发展起来的。如果按照科学方法来说,它是西洋交响乐和民乐的交集,从科学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说,它是一门新的边缘科学,与传统的西洋交响乐,已经是两码子事情,它们不是音乐的同一分支学科,两者没有可比性,其评价体系是各异的。如果还一味相比于传统西洋交响乐的指挥家,您再努力也赶不上诸如卡拉扬等大师们在国际音乐界的地位。如果从指挥中国民族管弦乐来说,你们在国际上倒是No.1,这一点不用谦虚。因为做0到1的事情,是创新,也是最难的。你们在做的事情应该属于0到1的事情。而传统的西洋交响乐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后人再做,还是2到99的事情。

陈燮阳指挥当年在金色大厅,先让板鼓、小锣和小鼓分别敲出几段相同的鼓点,然后让弹拨乐器用一种音调演绎出《拉德斯基进行曲》的节奏,当外国听众对自己陌生的中国乐器所发出的奇异的声音,还处于摸不到头脑的时候,引出了《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正式旋律,于是全场观众顿时进入了恍然大悟,又惊又喜的氛围。当地用车的驾驶员告诉陈,他听过各种乐队演奏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都比不上由陈指挥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来得好听。由此我撰写了《对指挥家陈燮阳先生的再认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此文我是用了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理解民族管弦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陈燮阳大师在金色大厅指挥中央民族管弦乐团

前些日子,电视连续剧《繁花》在海内外热播。对它的各种各样的议论依然络绎不绝。不过发生变化的是从初期褒贬不一,到后来逐渐转变成为,无论是从“庙堂”的主流舆论,到“江湖”的民间市井,都对它高超的艺术体现,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同时几乎每个观众都在对该电视剧所出现各个画面、故事、场景,乃至服饰、餐饮等,是否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印象和记忆,在那里进行比照,然后把由此产生的感想,通过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感言和评议。我也由此作为一名科普文学作家发表了一篇名为《<繁花>的文化溢出效应趣谈》的散文,先在网络上发布。估计其内容与当时汗牛充栋的其它评议文章的视角不相同,引起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兴趣。

文中我把“繁花现象”相比于由《红楼梦》研究所形成的“红学”。后人真的把小说《红楼梦》里曹雪芹虚拟的大观园为依据,从而开发建设了实地上的“红楼梦”主题公园。建设者还为此专门讨教了“红学”专家俞平伯。人们也在《繁花》播出后,真的趋之若鹜地到剧中故事的发生地——黄河路、进贤路去寻找痕迹。在《繁花》剧中,玲子的一句台词:“鸡爪嘛,要吃川沙的。”也让上海人并不熟悉,原本已经归于平淡落寞的 “川沙大桥鸡脚”又重新成为人们追捧的美食。最令人发噱的是所谓“阿宝泡饭”,泡饭本来是上海寻常百姓家最普通的早饭,因为《繁花》中阿宝每天要到“夜东京”吃的,如今被和平饭店开发成为高档食品。这无疑是对上海的食文化开发的重大贡献。

上海淀山湖的大观园,据说最接近《红楼梦》原意


和平饭店开发《繁花》饮食品种“阿宝泡饭”


从建造大观园,到观众到黄河路、进贤路实地去寻找故事发生地原来的痕迹,和平饭店发明“阿宝泡饭”,也都属于故事与真实生活虚实发生交叉的例子。让我联想到如今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虚实互相转化,促进科技发展的案例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联想到我近年来研究的智慧楼宇领域中,曾经遇到一种叫“数字孪生”的新技术,比如它可以在数字消防中,充分利用物理模型、运行历史数据等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它可以大大减少针对实体的试错成本。期间,还有一个名为Sora的术语横空出世,有人甚至称其为“开启了AI发展的牛顿时代”。但作为我们普通的民众,大家并不需要知道这门技术是如何研发成功的,关注它发展的进程就足矣。不过究其基本原理还是属于“数字孪生”的技术。看来虚实转换的科学思维方法,并不是如今才突然冒出来的高深理论,在《红楼梦》研究和对《繁花》的议论中已经有了它的雏形。估计随着围绕对《繁花》的深入关注,从其虚境中给人们带来新事物的开发启示,还会不断地呈现。我就利用《繁花》的播出,写文章普及了一些与AI相关的基本科技知识和科学方法、思想。


 

在谈过了我在对滑稽戏、民族管弦乐和影视剧等文艺作品应用科普文学方式评议后,在本节我想扩大到对校园文化和校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在《生活就是美》的第一部分《往日岁月与怀旧乡愁》中,有一篇《穿越“时光隧道”回同济——拜读“致青春”丛书有感》的散文。这套丛书是由同济大学校史馆章华明馆长领衔主编的三本书——《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致青春——同济大学工农预科1958-1964》。我是因为新媒体《上海老底子》公众号在2020年9月28日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上海公交“老字号”55路的回想曲》,引起了章华明馆长的关注,他邀请我加入了一个名为“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的。在该群里,有一位名为曹炽康的学长在赞赏这三本书,并激起另一位叫莫宝莹老学长的响应,于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从网上淘到这三本书。


《“致青春”一一文工团》


在阅读了这三本书后,不仅让我知道了许多并不了解的往事,回忆起许多曾经认识或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更让我浮想联翩,深感校园文化对一个学子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不亚于专业知识的学习。除了发现曾经有过交集的老师项海帆院士,或听说过的学姐钱易院士,他们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在文艺乃至体育上都有很高的水平。说明文艺、体育对于一名优秀的学生来说,不仅不会影响他的学业,而且对他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广播台,本来是我在校时比较陌生的领域,但我通过阅读该书发现,那些曾经的“台员”,不少是我在毕业后很熟悉的学友,他们都在本职工作有着不平凡的业绩。尤其是像余安东教授,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在业界里是很有威望的学者。看了书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是广播台的编辑首席,怪不得文笔那么漂亮。

由此让我思考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华东师大的校长钱旭红院士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前科学教育的核心,是要培养学生以科学精神为灵魂、以科学思维为核心、以科学知识为基础,通过科学方法自主地探究世界、创造知识、应用实践的能力。”他还认为,科学精神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以独立判断为代表的质疑精神,以谦逊包容为代表的开放精神,以想象创造为代表的探索精神。在科学实践教育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相对成熟的STEM教育。它培养出学生由科学素养(S)、技术素养(T)、工程素养(E)和数学素养(M)组成的STEM素养。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与人文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又把Art置入其中,科技和艺术人文发展的核心都是创造力,而创造来源于想象,人文艺术可以提供给人们无尽的想象。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我们同济大学20世纪50、60年代培养的学生主要是土木建筑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学校为学生开设主要都是理工科的基础和专业的课程。人文课程是非主课,尤其是语文教育就没有了。所以许多同学都错误地认为撰写文章是文科学生的事情,而文艺表演更是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于是放松了自己对人文艺术素养的培养。而参加文工团和广播台社团活动的同学却在不经意中补上了人文艺术素养学习的这一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比别人更富有创造力,更具有成就的原因所在了。这就是校园文化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所起潜移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章馆长认同了我的观点,他写道:“……文章竟然引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关于‘科学精神’的观点,讨论了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间的关系。显然,这是当初编辑本套丛书未能关注的,坦诚接受。”

由于参加了“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老学长,或与同济有过瓜葛过从的微友。更让我知道了许多母校发展的历史及其背景。我也选择一些估计学友们会比较感兴趣的链接,转发给其他微信群和个人。我也逐渐认识到校史对学校发展是如此的重要,原校长陈杰在央视《开讲啦》栏目中,对主持人撒贝宁和观众说,他来同济任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校史馆参观,他认为了解一所学校的校史,是能否当好校长的前提之一。应当说学校的领导是重视校史研究的,引进史学专家章华明教授任馆长就是一例。毕竟这方面的人才是同济所缺乏的,但又是必需的。上述三本书也是包括章馆长在内校史团队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之一。

我还有一个没有解开的疑问,我在拙文中建议,丛书除了已经出版的三本书,同济大学还有可以编写分册的内容还有不少,除了体育、数学、餐饮等公共项目外,还有诸如桥梁、建筑、医学等曾经同济发展史上很出色的专业的领域,尤其可以编入丛书。当然有关专业校史的研究和编写并非易事,因为它不能是用专业术语堆积的论文,而应该是让广大受众能够理解的史料。同时倘若仅仅依靠学历史出身的章馆长组织和领衔去主编这些丛书是有一定困难的。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因为我发现在“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里看到有关专业发展的校史报道比较少,更多的还是学校发生的轶事,学院、专业的变化,校舍、校园变迁的链接。不言而喻校史的研究除了共性的事物外,本校专业特色也不可或缺,需要学校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做这件事情的。也许是我不了解情况,或许学校已经有考虑或已经让相关专业在做此事了。


综上所述,可以证明科普文学不仅仅是普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不但是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受众科普读物,而且还可以让不同专业、行业的专家互相科普,应该还包括从事文史艺术的从业者进行跨界科普的载体。

具体从上面四个实例来说,能否从中得到一点启发或参考。以滑稽戏为例,现在处于发展比较困难时期,最近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潘前卫团长表示,他们能够守住滑稽戏,满足部分老观众需要,已经不容易了,对继续发展表示很难。滑稽界普遍认为“姚周表演体系”仍是难以逾越的。从本文我就提出了“姚周表演体系”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广泛吸取其它元素所逐渐形成的一座里程碑。在工业化向信息化时代转化时,滑稽界的同仁们是否可以考虑对“姚周表演体系”进行全方位体系性的突破和转型?确实光是局部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同样,对于民族管弦乐,不必在意海外音乐界的认可与否,首先应该继续在完善乐器声部方面下功夫,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声部的创新乐器,那么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的音乐工作者和广大听众肯定会对这个新生事物,投去更多的支持和鼓励的。从我对《繁花》溢出的文化效应的叙述,说明即使像复杂的AI 技术,也是可以通过科普文学的形式,来向广大受众普及诠释的。对于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史研究,我们不可轻视,科技和文史之间是没有鸿沟存在的,它们之间互相交融,才是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借助文学和艺术倒是科普工作者去普及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一条捷径,它比你不厌其烦地浅说深奥科技知识的方式,或许还来得更加有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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