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小嘴M3发掘简报

摘要：2017年1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在盘龙城遗址小嘴清理了一座墓葬，编号M3，出土铜、陶、玉、角等质地随葬品共计35件。从器物形制和纹饰风格、相关遗迹单位文化特征等判断，M3属于盘龙城四期墓葬。墓中人骨经过焚烧，随葬品中兵器所占比例较大，这些均为盘龙城商代墓葬中较特殊现象。

关键词：盘龙城遗址；小嘴M3；商代墓葬；火葬

小嘴位于盘龙城遗址西部，北部与杨家湾岗地相连，其余三面被破口湖环绕，小嘴遗址位于小嘴东部的缓坡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自2015年起围绕研究盘龙城商文化时期铜器铸造相关遗存的课题在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1]。2017年初在探方Q1610T2018的发掘过程中，雨后进行排水工作时发现了一件铜斝，进而清理出一座墓葬，编号为小嘴M3（简称M3）[2]。墓葬出土有铜器、陶器、玉器和角器等。现将墓葬简报如下。

一、墓葬概况

M3开口于探方Q1610T2018第3层下，打破第4层，西北侧被G3打破。墓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北偏东10°。长2.15、宽0.9、深0.2米（图一）。墓葬填土为灰褐色土，夹杂有陶片。墓坑内不见棺痕，但南部土色较黑。

M3出土随葬品有铜器24件、玉器2件、陶器2件和角器6件。墓葬南部自西向东为斝、爵、鼎，鼎足下发现有铜镞及角镞，铜爵与铜鼎之间有一组骨头。墓葬中部西侧发现有铜面具、铜戈、玉柄形器及有领玉璧，其中铜面具覆盖在玉柄形器、有领玉璧和铜戈之上，有领璧东侧有一组骨头。墓葬北部西侧有铜钺与另一件铜戈，北部东侧有一件铜泡。

M3内出土的两组骨头皆出自靠近墓葬中部的区域。骨头大多残损，骨密质部分多呈白色，骨松质部分呈黑色，个别骨头及边缘处呈现灰色，较为完整的骨头上有多处垂直于长轴的裂隙（图版一）。这些骨头虽然大多残损，但从残余的骨骼形态进行观察，可以判断这些骨头为人骨。人骨约略分为两组。其中墓葬中部，有领璧东侧的一组，可辨认有顶骨碎块、左侧胫骨近端、胫骨脊一类粗大的肢骨残块以及少量髂骨残块。在铜鼎与铜爵之间的一组，可辨认的有残存的肋骨、腓骨以及一节类似于股骨近端的关节头。这些骨头的长度多在5～7厘米范围内。

二、出土遗物

1．青铜器

斝 1件（M3∶1），发现时一足与器身断开，器身口朝南侧置。口沿部在发现时遭到破坏，断裂的斝足足尖朝南放置在这件斝与铜爵之间。腹部的破损部位与底部斝足断裂的部分产生了内凹变形，推测是故意打击形成的。底部有烟炱痕迹。侈口，弧腹，浅圜底，带状半圆形鋬，空心三棱尖锥足外撇。仅上腹部有一周三组纹饰，其中鋬的两侧各有一组夔纹，与鋬相对的一组为兽面纹。腹上每两组纹饰之间有一条范线，鋬上的范线与一足上的范线相连，鋬对应的器身上无纹饰。残高21.5、足高10.5、壁厚0.1、残余部分最大直径13.2、唇厚0.2厘米（图二；图版二）。

爵 1件（M3∶2），出土时鋬朝下，器身侧置。流口部及尾部皆有残破，爵柱仅存一个，器底有长条裂隙，由其断裂形态观察，应当是打击形成的。柱帽平面呈三角钉状，长流短尾，口沿处统一加厚，略厚于器腹，一侧的颈与腹之间有拱形鋬，平底下接三棱尖锥足外撇。颈上一周饰有阳线S型云纹，上下界以弦纹。口沿平滑，底部外侧可见三分范范线，与尾相对应的一足为补铸。这件爵颜色偏黑，结合其补铸情况，推测是长期使用所致。通高13.5、足高5.4、壁厚0.1、流至尾残长13.8、底长8、底宽4.8、唇厚0.2厘米（图三；图版三）。

扁足鼎 1件（M3∶3），口朝南侧置，位于墓葬南部人骨东侧。器身相对完整，三扁足中一足略有残损，下腹近足处有两道平行的斜向内凹痕，推断是下葬时受到砸击形成的。鼎耳与足呈四点配列式，折沿略上翘，弧腹圜底，鼎足扁平。口沿上不见这一时期常有的加厚，除鼎耳底部部分加厚，口沿的其余部分则改为以不连续的弦纹标示出了原本应当加厚部分的边缘。上腹部环绕有一周三组窄带状兽面纹，足呈夔形，足尖为外撇的夔尾。这件鼎每两组纹饰之间可见有范线，耳孔外大内小近椭圆形，其中一边的耳孔内侧底部两端有浅而短的凹槽。纹饰的空隙处都填有黑色的填充物。足上的纹饰整体风格相同，每组纹饰在细部上都略有差异。通高17、足高7.6、器壁厚0.2、口沿处直径12.5～14.3、口沿宽1.2厘米（图四；图版四）。

面具 1件（M3∶5），在墓葬中部人骨西侧发现，正面朝下放置。由于铜面具较大而胎质较薄，出土时已经断裂为两个大的部分及若干小碎块，但整体形状依然清晰可辨。整体近似“T”形，类似羊、鹿一类兽面形象，两角向侧外翼状伸展，近末端靠下部位各有两个近似长椭圆形的空缺，呈现出两目的形状，两角下部分连接至面具下端，面具下端近似方形，底部两端为圆角，下端左侧上部及下部各有一圆孔，右侧相同位置残断严重，推测也有相同的圆形孔，或作为绑缚使用。弧面最宽26.5、直线最宽24、目最宽处5、单幅角弧面距离12.8、直线距离1、下端部分高约9.4、厚0.15厘米（图版五、六）。

戈 2件，M3∶4、M3∶8。形制相似，长援较直，以援脊为中心左右对称，上阑、下阑突出均等，长方形内。M3∶4出土于墓葬中部人骨西侧；M3∶8位于墓葬北部偏西。M3∶8援部有缺损。M3∶4器身略厚于M3∶8。器体素面无纹饰。M3∶8，通长24.3、内长5.6、援长18、阑长6.8、援脊最厚处0.7厘米（图版七）。

钺 1件（M3∶9），位于铜戈M3∶8南侧，刃部朝东放置。刃部一端有锈蚀产生的残损，内的一侧也有片状脱落的痕迹。直内狭短，两肩平，两肩下各有一长方形穿，器身中部有一圆形孔，圆孔周边鼓起，鼓起部分内部呈空腔状，弧刃，刃部两角外张。通体素面无纹饰，钺身侧棱上有斜向划痕。两肩下的长方形穿内呈外大内小，最窄处在中部，应当是以双合范对开铸造留下的痕迹。通长13、内长4.1、肩宽10.6、圆穿鼓起最厚处2.2、其余器身最厚处0.7厘米（图版八）。

泡 1件（M3∶7），出于墓葬北部东侧，附近分布有较多的疑似漆皮的红色痕迹。发现时仅存留两半带有弧度的残片，正面朝下放置，推测原本为一圆形铜泡。铜泡中部凸起，近边缘处亦有一圈凸棱。复原直径约为9、凸棱内直径约为7、边缘厚度0.2厘米（图版九）。

镞 16枚，M3∶12～27。铜镞上下分层放置，集中出于扁足鼎北侧。大部分铜镞一面铜锈色明显，一面覆有坚硬黄色泥土，或为未剥离的范土，除2件残损严重外，其余较完整。发现箭镞的范围内土色偏黑，这些箭镞或为成组包装放置。铜镞形制相同，皆为三角形弧边锋刃，扁平双斜翼，双翼后锋较窄，脊铤作圆柱状，铤为直径略小于脊铤的长细圆椎状（图版一〇）。标本M2∶17，通长7.1、翼宽2.1、铤长2.8厘米。

2．玉器

有领璧 1件（M3∶6），璧西南侧部分被铜面具叠压。颜色为青绿色伴有白色及浅黄沁色，表面有裂纹。发现时已经碎成两块较大的残块和三块小的残块，两块大的碎块叠置在一起，三块较小的碎块则放置在大碎块的表面，另有一段有领璧的领，置于玉璧的东南侧。三块小的残块下见到有朱砂痕迹。玉璧体扁薄而匀称，向上的一面肉上有九组同心圆纹饰，每组由至少两条细同心圆阴线弦纹组成。亦为好（孔）缘的领两面突出，高度相等，略向外撇。好内不见钻痕。肉上无纹饰的区域可见与弦纹轨迹相同的密集而细浅的痕迹，或为器表加工痕迹。领部厚度与肉部厚度同为0.35、复原直径23、好直径7、领高从肉面起算1.4厘米（图五；图版一一）。

柄形器 1件（M3∶28），叠压在铜面具之下，呈绿色。扁长方体，平刃两角略内收，柄部略内收。长12、宽2、厚0.3厘米（图版一二）。

3．陶器

硬陶残片 1件（M3∶10），出于墓葬北部偏东处。出土时仅有一块残片，为一器物底到腹部的连接部位。

圆陶片 1件（M3∶11），出于墓葬北部。较薄，四周磨圆。直径3.3、厚0.1厘米。

4．角器

镞 6枚，M3∶29～34。集中出于铜镞下，出土时可辨有6枚，其中4枚脊前端仍完整可见，另有2枚破损严重。角镞整体为流线型，中脊一面圆鼓凸出，另一面则为平面，铤部细长。这些角镞平面部分可见到斜向磨痕，应为制作痕迹（图版一三）。

三、结语

1．M3年代

M3具体年代主要依据墓葬出土随葬品时代特征加以确定。M3铜爵横截面窄长，腹斜直，底平直，尚处于盘龙城第四期器身棱角分明的阶段，其腹部装饰有阳线云纹及短小的三角钉状柱，也显示出盘龙城铜器较早阶段的时代特征，其年代特征与盘龙城PLZM2∶23铜爵[3]、PWZT82H7∶5铜爵[4]形制相似。M3铜斝腹部圆弧不见折棱，腹上纹饰为两组夔纹夹一组兽面纹，尚未发展成三组兽面纹，柱帽部分虽为菌状，却还未出现较晚阶段的涡纹。这件铜斝形制特征接近PLZM2∶10铜斝[5]。PWZT82H7∶5和PLZM2的遗物时代相同，皆为盘龙城第四期。因此，M3年代应为盘龙城第四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岗上层一期。

2．M3内人骨及随葬品

M3内人骨似经过焚烧，现代法医学研究证明人骨在700℃以上高温中长时间燃烧会导致骨头呈白色及骨裂现象[6]（图版一四）。M3人骨经焚烧后置于墓葬一般放置墓主尸骨的近中部位置，且随葬品围绕这些人骨放置，说明这些经过焚烧的人骨应当就是墓主人骨。火葬的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多见于北方地区，且多为直接在墓坑内点火焚烧，墓壁和墓底多见有烧结现象[7]。时代相近的商文化墓葬中与小嘴M3情形类似的，即墓主尸骨在下葬前经过焚烧的火葬形式，在盘龙城杨家湾M11和郑州市铭功路西侧商代遗址中的M151中均可见到，然而这两例火葬的下葬情形是人骨焚烧后以陶罐盛殓放入墓中[8]。小嘴M3这种焚烧人骨后捡骨直接置于墓中的情况确属特例。

M3随葬有青铜容器和玉器等重要礼器，铜容器有爵、斝、鼎，其中夔形扁足鼎整器制作规整，纹饰精美。玉器有柄形器、有领璧，虽不见盘龙城遗址高等级墓葬常出的玉戈，然墓中出土的有领璧是迄今发现这一时期商文化系统中最大的有领壁。M3出土了盘龙城唯一一件考古发掘所获的青铜面具，青铜面具一般被学者认为是标示所有者身份等级的一种礼器[9]。

M3随葬较多兵器，有铜戈2件、铜钺1件、铜箭镞16件及角镞6件。另有铜泡1件，有学者认为商周时期铜泡多用作盾牌、甲胄一类防护武器的装饰物[10]。M3是至目前为止盘龙城遗址所发现的随葬兵器最多的墓葬，在盘龙城与其同类的墓葬中随葬兵器一般不超过5件，大多数仅有2件。

3．M3墓葬规格及墓主身份

小嘴M3尽管也是暴露于地面后清理的墓葬，然而与盘龙城大多数遭破坏严重的青铜器墓葬相比较，其保存状况是较好的。墓坑除西北角被早期沟打破外，形制基本完整；随葬器物保留齐全，没有流失。从墓坑面积看，M3属盘龙城遗址中型以上墓葬；随葬有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青铜面具和铜钺等。这些均表明M3具有较高的规格和级别，应是商时期盘龙城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

M3是盘龙城遗址出土兵器最多的墓葬，而且兵器种类也较多，与其同时期、等级相近的李家嘴M4中仅见一戈一钺，这些暗示了M3墓主身份较为特殊。结合墓主人骨在下葬前经过焚烧再直接葬入墓中的独特埋葬方式，同时考虑到盘龙城及中原整个商代早中期这一埋葬现象并不多见，较难将其定性为是一种普遍性的葬俗，我们推测墓主生前或许拥有一定的军事背景，其身份可能是盘龙城商文化时期的军事贵族。

执笔：赫德川 张昌平

绘图：许鑫涛

照相：郝勤建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6ZDA146）的阶段性成果。本次发掘领队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邹秋实、廖航、徐深、路晋东、段董念、赫德川，台湾大学研究生蔡佩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王梦缘。出土青铜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修复，出土玉器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

注释：

[1]张昌平：《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又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

[2]2002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工作人员曾在小嘴遗址发掘两座墓葬，两座墓葬分属于宋代和商代，其中的宋代墓葬打破其下的商代墓葬，两座墓葬按照顺序编号，其中宋代墓葬为小嘴M1，商代墓葬为小嘴M2，M1与M2相关材料未发表。此次发掘墓葬编号顺延为小嘴M3。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图一零五.5。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图八一.3。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图一零七.1。

[6]徐国昌、任甫、侯续伟、袁立波：《烧骨组织形态变化及DNA技术在个体识别中的应用》，《法医学杂志》2007年第5期。

[7]陈国庆、梅术文：《小河沿文化火烧墓坑及烧骨葬俗初探》，《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马全：《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商代遗存》，《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9]黄尚明、笪浩波：《关于商代青铜面具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

[10]曹斌：《商周铜昜形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