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丽丽 徐丹：连云港地区出土的简牍

简牍，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字书写载体和书籍形式之一，跨越了东周至魏晋六七百年的历史。自1901年新疆尼雅遗址汉晋简牍重见天日开始，一百多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简牍文物，简帛学也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1993年，连云港东海尹湾简牍出土，学术界的焦点一下子聚焦于江苏北部这座海边城市。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发现了一处汉墓群，连云港博物馆对6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6号墓和2号墓出土了24枚木牍和133枚竹简（经连缀实有105枚）。经整理，主要内容包括衣物疏、名谒、东海郡政府档案文书、私人文书、术数历谱、汉赋等。其中6号墓出土简牍共4万余字，墓主人师饶生前是东海郡功曹史，字君兄。尹湾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很多方面属学术界首次发现，一经出土便引发海内外的轰动，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东海郡政府文书档案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簿》《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六种簿集；术数历谱包括《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等；私人文书包括赠钱名簿、随葬谴策、元延二年日记和名谒等。其中汉代郡级政府档案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制造与贮存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五月之历谱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完整日书。

拥有诸多光环的尹湾简牍是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中最为耀眼的，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连云港就已有简牍出土。

1962年7月，海州小礁山网疃庄汉墓出土西汉末期木牍2枚，为衣物疏，记载随葬衣物名称和数量。

1973年3月，海州小礁山西汉晚期霍贺墓出土木牍7枚，包括6枚素面、1枚衣物疏。衣物疏记载了随葬衣物名称和数量，隶书。

1973年12月，海州小礁山西汉中晚期侍其繇墓出土木牍2枚，其中1枚字迹已消失、1枚为衣物疏。正反面皆有文字，隶书。

1976年，海州小礁山西汉戴胜墓出土木牍1枚，为衣物疏。

1978年7月，花果山云台砖厂西汉墓出土简牍30枚，其中17枚残损不可辨，13枚内容为法律文书、《日书》（历忌）、官府文书等，字体为隶书、章草。

1979年3月，海州锦屏公社孔望山1号汉墓出土木牍1枚，为衣物疏，隶书。

1979年12月，花果山唐庄高高顶西汉中晚期墓出土木牍1枚，为衣物疏，正反面皆有文字，多模糊不清，隶书。

1985年4月，海州陶湾黄石崖西汉中晚期西郭宝墓出土竹简2枚，已毁；木牍5枚，包括2枚素面、2枚名谒、1枚衣物疏。名谒单面书写，衣物疏正反面皆有文字，字体隶书。发掘简报载为2枚衣物疏，对照实物与发掘简报所载文字、图片，应是一枚的正反两面。

在尹湾简牍出土之后，连云港地区也有简牍出土。

2002年7月，海州双龙西汉中晚期墓出土木牍12枚，包括2枚素面、7枚名谒、2枚衣物疏、1枚字迹不清。其中1枚衣物疏正反面皆有文字，其余皆是单面书写，隶书。

2008年，海州虎岭丹霞汉墓出土木牍6枚，包括5枚素面（已毁）、1枚衣物疏，另有竹简2枚（已毁）。衣物疏正反面皆有文字，隶书。

（左）海州区出土简牍墓葬（部分）示意

（右）西汉《神乌傅》竹简（部分）

简牍大致可分为典籍、文书两大类。

典籍，即书籍著作。《汉书·艺文志》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依此分类法连云港地区的简牍典籍主要有：

诗赋

尹湾简牍《神乌傅（赋）》，竹简21枚。该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手法讲述了雌乌和偷盗筑巢材料的盗鸟展开一场激战，雌乌受伤严重，临死前与雄乌生死诀别的故事。此赋风格不同于以往传世的属于上层文人学士的汉赋，而接近于民间文学。

数术

《汉书·艺文志》将“数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连云港出土多种数术类简牍，包括：历谱，如花果山云台砖厂汉墓简牍7，内容为西汉元寿年间的朔闰表；尹湾简牍《元延元年历谱》与《元延三年五月历谱》，木牍2枚，是当时人们实际使用的历谱。五行，如花果山云台砖厂汉墓简牍8、9，内容类似《日书》（历忌）。尹湾简牍《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三种占卜术书于一枚木牍正反面，是汉代人实用的几种占卜术；尹湾简牍《刑德行时》，竹简11枚，是汉代人占卜祸福及出行禁忌的具体方法；尹湾简牍《行道吉凶》，竹简16枚，是用来卜问可否出行。

西汉神龟占木牍（左：正，右：反）

相较于简牍典籍，简牍文书出土数量更大，内容庞杂、种类繁多，分类方法多样。依据李均明先生《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中的分类，简牍文书可分为书檄、律令、簿籍、录课（案录）、符券、检楬、遣策与告地书几类。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文书按此分类法可分为：

律令类

花果山云台砖厂汉墓简牍1—6。关于这批法律文书性质存有争议，李洪甫先生认为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封诊式》类似，只是缺具体处决，可能是《汉书》中“决事比”一类的文书。张廷皓先生认为是关于治狱情况的统计，作为上计内容单独上报的计簿。但不论属于哪种，这些简牍都是难得的法律文书。

簿籍类

簿籍类指名册、账簿，内容与统计有关。“簿”，侧重于人或钱物的数值。尹湾简牍《集簿》，木牍1枚，正反面书写，内容为东海郡的行政建制、吏员设置，以及户口、垦田和钱谷出入等年度统计数字。尹湾简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木牍1枚，正反面书写，逐项记载了武库收藏的兵车器名称和数量，总数达两千多万件。花果山云台砖厂汉墓简牍10—13，记载了当地货物买卖价格和官营机构的管理。尹湾简牍《赠钱名籍》《礼钱簿》，木牍2枚，正反面书写，记载墓主师饶生前收到的捐赠钱数以及捐赠者姓名。

簿籍中的“籍”，侧重于人或钱物本身，数量统计为辅。尹湾简牍《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木牍4枚，正反面书写，记录了当时东海郡下辖三十八县、邑、侯国的吏员设置情况，包括职官名称、吏员名字，以及吏员出差及缺席的具体情况等。

西汉东海郡吏员簿木牍

案录类

这一类是对客观事物及言行的实录。西郭宝汉墓、尹湾汉墓、双龙汉墓中都有名谒出土。名谒是古代人拜访时用来介绍自己、问候对方的一种文书形式，相当于今天的名片。尹湾简牍《元延二年日记》，竹简57枚，结合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历谱详细记录墓主师饶任东海郡吏的日常工作情况，每日何时出发、至何地住宿以及当日发生的各种情况，是仅见的汉代人实用日记。

遣策与告地书

一般认为遣策是墓内随葬物品的清单。连云港地区随葬简牍的墓葬几乎都出土有遣策，多为用一两块木牍记录随葬衣物的“衣物疏”。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简牍即素面简牍，霍贺汉墓、西郭宝汉墓、双龙汉墓、丹霞汉墓都有出土。

迄今为止，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有记录可查的共11次，计228枚（木牍91枚、竹简137枚）。除这11次外，早年间亦曾有过多次简牍出土，但因各种原因简牍未能保存下来且未见文字记录。可以说，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的次数与数量在江苏省内名列前茅，在全国也有一席之地。

出土简牍有遗址简牍和墓葬简牍两类。一般来说，遗址出土简牍往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且多为官方文书，墓葬简牍在规模上无法与遗址简牍相比。连云港地区的简牍全部出土于西汉时期的木椁墓，年代集中于西汉中晚期，且出土地点相对集中。相较于大多数汉墓，出土简牍的汉墓规格较高，都有较丰富且精美的随葬品，有的还有铜质或银质印章。这些墓墓主一般是地方官吏、地主豪绅。当时连云港地区被大海环绕，人口分布不连贯但相对集中，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为朐县，大致位于今老海州城区，因此简牍的出土地点也相对集中，大多集中在今海州锦屏山、石棚山北麓至孔望山以西一带平原上。

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形制较为单一，仅有简和牍两种最基本形式。简材质为竹，细长条状，呈黄褐色。长23厘米左右，相当于汉尺一尺。有大简和小简之分，大简宽0.8—0.9厘米，小简宽0.3—0.4厘米。牍材质为楸木，长方形，呈黄褐色或灰褐色。楸木纹理通直，质地致密，耐水湿，耐腐，不易虫蛀，用于制作木牍非常适合。木牍基本长23厘米左右，宽6—9厘米。

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文字书写规整，排列齐整，法度严谨。一枚竹简书有一行文字；一枚木牍书有多行文字，有分栏与不分栏两种，多正反面书写。尹湾简牍中部分简牍有自拟标题，《集簿》《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等都是简牍原有标题。有些简牍则文字极小、字数众多且字体规范。如《东海郡吏员簿》正面书有21行，反面25行，全文共计3560字，整枚简牍密密麻麻写满极小的隶书。

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的墓葬时代集中于西汉中晚期，此时字体主要为隶书、草书。隶书波磔分明，结字规范，已是成熟的汉隶。草书纵横恣肆，舒展流畅，如尹湾简牍中《神乌傅（赋）》是不可多得的西汉草书珍品。

连云港地区出土简牍内容广泛，涉及郡级行政档案、法律文书、诗赋、数术历谱、名谒、衣物疏等多个方面，以名谒、遣策（衣物疏）出土次数、数量居多。名谒与遣策都是长方形木牍，共出土22枚。出土名谒有墓主自用谒和别人晋谒两种，具体有请谒、问起居、问疾、请墓主辨事、吊丧和赙赠等。谒的形制、称谓都比较郑重，是官绅往来使用的文书。出土遣策皆为记录随葬衣物的衣物疏，衣物疏一般出现在西汉中晚期，多见于中小型墓葬，与西汉中期之前的遣策不同，除记有随葬衣物外，其他的少有记录。遣策一般没有题名，不过尹湾简牍《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君兄节司小物疏》都是原有题名，这在全国较为罕见。素面简牍或许是为了确保墓主死后在阴间可以继续书写，当然也可能是墓主生前预备的素面名谒，以便拜访时可以临时书写，死后作为随葬品下葬。

西汉尹湾汉墓《君兄衣物疏》木牍（左：正，右：反）

连云港地区出土的简牍在规模和数量上虽然无法与动辄数以千计、万计的遗址简牍相比，也不如临沂银雀山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简牍那般瞩目，但其在简帛学上也占据着一席之地。而正是有了无数像连云港简牍这样的“水滴”，才最终汇聚成今天的简牍“沧海”。

（作者均为连云港市博物馆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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