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隋代皇亲墓
出土的雕兽门楣 |
出土的武士俑 |
出土的灰陶罐 |
隋朝，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300年的分裂；隋朝又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不到40年便走向消亡乃至土崩瓦解。文帝杨坚与炀帝杨广，这父子二人，一个打下天下，一个挥霍天下。让我们不禁慨叹，是怎样的祖先，才能孕育出这样两个传奇皇帝?
济南一座古墓的意外发现，让这个传奇家族与济南之间的渊源逐渐明晰。
2001年12月，正值隆冬季节，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接到群众电话，称在位于济南市经八纬四的汇苑小区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
据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回忆，这座墓是在挖小区地下停车场时被破坏的。他与同事们赶到工地时，地面上已经堆起了两座建筑垃圾堆，挖掘机将墓地挖到了底，墓底距地表约有4米深。整个墓室在施工中基本已经被破坏了，仅残留部分方型墓石和铺地石板。被挖掘机挖到底的墓葬，貌似已经没有多少考古价值。
面对与建筑垃圾混为一体的考古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来不及慨叹与惋惜，立即与施工方交涉，让工程停工以展开挖掘清理。经考古人员考察后确认，该墓葬为隋代古墓。而在该墓葬南20米处，还有另一座隋代古墓已在之前的施工中被毁坏殆尽。
在历史的年代标尺中，隋朝的跨度极小，从公元581年到618年，存世仅有短短37年，因此，遗留下来的隋朝墓葬也极为稀少。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更何况隋朝又是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重要转折点，隋朝墓葬的出土文物也就更为珍贵，它们能反映出三个朝代的前后更迭，折射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场景。
可惜的是，此次发现的两座隋墓，都在施工中受到了严重损毁。考古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在他们的发掘清理之下，两座墓葬及墓葬主人的概况，渐渐明晰起来。
“北侧墓葬应为石结构，由墓道和双墓室组成。墓葬坐东向西，东西长近6米，南北宽近4米，四壁用两米长的划纹长石砌筑，地面用大小不规则的石板铺筑，顶用弧形石筑成穹窿顶。墓葬中，出土石刻门楣一块、武士俑两件、墓志一合。门楣为长方体，两面皆刻有高浮雕兽头，既像虎又像龙，但兽头却大小不一，可能是位于墓室内、前后室之间的构件，雕刻大兽头的一面可能朝向前室。墓志为正方形，青石质，通体磨光，界线方正，正楷字体，字写得苍劲有力，有魏碑体的风格。志盖为覆斗形，正面四角上分别雕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桥形鼻，无字。这种形式的志盖在济南市是第一次发现。”李铭说。
57厘米见方的墓志上，满行23字，23行共有铭文625字，上刻:“仪同三司济南郡守吕道贵墓铭，公讳道贵，字希玄，祖称东平人，上古神农之苗裔，大隋今帝一从舅也。……今以大隋开皇十二年二月八日（公元592年）与前妻张氏葬于历城西南宝公山（应为今英雄山）北……”。
“从墓志行文的形式上看，除介绍墓主人生平、籍贯、身份、与皇帝的关系、何时做过何官、何时与何人在何地埋葬外，其余绝大多数为溢美之词，言过其实，为墓主人歌功颂德。”李铭介绍，南侧墓葬由于破坏严重，形制无从判断，仅追回墓志一合，灰陶罐两件。墓志相比北侧墓志小一些，实质内容也更为简单，从文字中可以了解，墓主为吕道贵之兄吕仓，下葬时间也为大隋开皇十二年二月八日。
两座破损不堪的墓葬，墓主居然都是隋朝的皇舅，这是隋代皇亲墓在济南的首次发现。
出土的墓志铭，不仅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更是牵出了一段扑朔迷离的隋朝皇家家族史。
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原籍虽不是济南，但是他的祖辈曾在济南一带为官。杨坚的父亲杨忠，娶布衣之女吕苦桃为妻。《隋书》卷一《高祖本记》载: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
由于长期在外生活，吕苦桃与娘家人失去了联络。杨坚率兵灭北齐后，曾经去寻访母亲的家人，但是却没有找到。公元581年，杨坚登基为隋朝开国皇帝，尊封父亲杨忠谥号武元皇帝，母亲吕苦桃谥号元明皇后。
《隋书·列传外戚·高祖外家吕氏》中记载，开皇初年，济南郡上书，有一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名苦桃，为杨忠妻，文帝母。经查证属实。于是，文帝追赠外祖双周为上国柱、太尉、青州刺史等，封齐郡公，外祖母姚氏为敬公夫人。“诏并改葬，于齐州立庙，置守冢十家”。吕永吉袭爵，留在京师，后因性情庸劣，不理政务，被罢官，下落不明。而此次发现的隋墓墓主吕道贵，就是吕永吉的从父，也就是伯父或叔父。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看在母亲的面子上，隋文帝也将从舅吕道贵召去长安为官。可吕道贵却同他的侄子吕永吉一样不争气。据史书记载，吕道贵性情顽劣，言辞鄙陋，初入长安，竟然直接称呼隋文帝杨坚的名字，之后又屡次犯了讳忌，终因得罪隋文帝，而被赶出了京城，不许入朝。但是，文帝仍念亲情，给他供给，并封为仪同三司，担任济南郡守。
本就顽劣鄙陋的吕道贵，回到家乡济南做郡守后，更是飞扬跋扈。他自以为身家显赫，每次与别人说话，都要自称“皇舅”。他还经常带着狐朋狗友，去乡间游玩，大摆宴席排场，引起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反感，是位横行霸道的“昏官”。吕道贵的墓志铭中写道:“高门待封，果见驷马之车；街巷萧条，方托旌旗之路。”也证实了吕道贵这位“皇舅”的奢侈与贪腐。后齐郡改为州，朝廷另派刺史，吕道贵遂免官。《隋书》记载，“后郡废，终于家，子孙无闻焉”。
根据《济南市志》记载，隋统一后，于开皇三年（583年）取消郡一级建制，改为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改在济南郡为齐州。大业三年（607年），复改为郡，齐郡下辖历城、章丘等10县。从做济南郡守到废除郡，吕道贵只做了四年的官。
身为“昏官”的吕道贵虽令隋文帝失望，但看在他是堂舅的份上，隋文帝依然为他举行了厚葬。墓志铭中写道:“赠以太牢仪杖歌车，以旌厥礼。”太牢，是自古以来中国祭祀礼仪中的最高级别。以“太牢”的仪式来为堂舅送葬，说明隋文帝内心还是非常看重这位堂舅的，至少是为母亲了却了一桩心愿。
李铭说，从墓志内容上来看，吕道贵与吕仓应都是皇太后吕苦桃的堂兄，可能吕仓较吕道贵死得早，在吕道贵进京分封官职之前就已经死去，所以未封官职，史书中也不曾提起过他。只是后来在安葬吕道贵时，又将吕仓夫妇进行了二次葬。所以，吕仓的墓志要比吕道贵小一些，墓葬的规模也应该不如吕道贵墓。
而关于隋文帝寻外祖的故事，广为人知的还有另一说法。
话说，吕苦桃在佛寺中生下杨坚，让他自幼浸润佛祖恩泽。登基后，他大肆宣扬佛教，可未能为母亲找到族亲一直是隋文帝的心中憾事。有一次，隋文帝在梦中经佛祖点化，说其母族亲在济南郡，遂命人再次到济南一带寻访，终有所获，寻到了母亲的侄子吕永吉和堂兄吕道贵。这让隋文帝喜出望外。
在济南找到母亲娘家后，隋文帝深信“此缘来源于佛”，便在开皇三年（583年），以“通征屡感”，赐齐州名刹朗公寺为“神通寺”，取“佛有神通、法力无边”之意，以感念佛祖的保佑之恩。四门塔塔顶内有“大业七年造”（611年）的刻字，但这是完工日期，修建之始也是在隋文帝时期，历时十年而建成。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和皇后共同施绢十二万匹，令王公以下，舍钱百万用于振兴佛教。开皇十四年（594年），又敕令河南王杨昭（炀帝长子）为泰岳神通寺道场檀越施主，齐王杨暕（炀帝次子）为神宝寺檀越，华阳王杨楷（炀帝之侄）为宝山寺（灵岩寺）檀越。隋文帝将三个王子各派一方，共同负责济南主要寺院的施主，号召施主施舍资财。
济南第一名山千佛山，也据传是隋文帝因怀念母亲所得名。当年隋文帝命人在历山依山就势雕刻了很多佛像，仅在历山一处，就开凿石窟九座，摩崖造像百余尊，山腰里修建极乐洞、塑佛及胁侍菩萨三尊，浮雕佛像数十尊。因此，历山也就有了“千佛山”的俗名。
只是隋文帝没有想到，在一千多年后，当年厚葬的堂舅之墓会被钢柄铁铲损毁，守护墓葬的两座武士俑，早已不见往日的威风。而这武士俑，也让李铭颇为遗憾。
“出土的两件武士俑，形象很相似，面部丰满光洁。头戴高冠，身穿交领大袖长袍，双手拄宝剑于胸前，高约一米，面目严肃，威风而立，可能是墓门的守护神。这两件隋代武士俑，是非常稀少而珍贵的，与嘉祥英山二号隋墓出土的石门吏极为相似，目前在山东省内出土的只有这四个。”李铭说，由于考古人员赶到时，一件武士俑已躺倒在地上，另一件则混在建筑废料中被拉到了垃圾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都无从确认只能推测，而更为遗憾的是，其中一件武士俑遗失。
用人俑来殉葬，古来有之。《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孔子反对用人俑殉葬，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最早发明来用俑作殉葬的人，大概不会有后代。以讽当时出现的用人俑殉葬的奢侈之风。
其实，在奴隶社会，用活人殉葬十分流行。《墨子·节葬》中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那时用活人殉葬已成为一种制度，并根据爵位高低决定殉者多少。春秋末期，“人殉”的做法开始引起非议，并逐渐改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汉朝至元朝，由于人民的反抗和社会的进步，强制性的“用人殉葬”制度已不复存在。
李铭告诉记者，自汉代到南北朝，墓俑大部分都是陶质的，特别是南北朝的武士俑最为凶悍，多是戴头盔、穿铠甲，右手拿刀或枪，左手拿盾。而此墓出土的武士俑，极为美观。虽然手中拄刀，但还是更像文官造型，也因此被视为隋代同前代区别的分水岭和标准器。武士俑的发现，对于研究隋朝的雕刻、服饰等也有重要价值。
“就在距吕道贵兄弟墓西北约100米处，是唐朝开国大将秦琼的父亲秦爱的墓葬。1995年，这一墓葬在经七小纬六路某单位宿舍楼施工中被发现。这么多皇亲国戚都葬于此，或许不是巧合，很可能这里就是隋唐时期的一片贵族墓区，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李铭说。
一个多月的考古发掘转瞬即逝，济南所发现的首座隋代皇亲墓也犹如“昙花一现”，伴随着高楼大厦的平地而起，被匆匆而过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如同那37年的短命隋朝，做了4年郡守的嚣张皇舅吕道贵一样，终于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本文与济南市考古所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