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翟京襄作了题为《2024年南阳考古工作汇报》的报告。2024年，为配合南阳市区基本项目建设，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进行了相关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其中南阳明唐王陵、南阳古城址、淅川崖墓的考古调查工作以及淅川高家凸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

明唐王陵考古调查工作覆盖了南阳市区北部的紫山及其周边地区。经过近几年的调查勘探，共发现王陵10处，明晰了明唐王陵的主要分布范围，并确定了明唐王陵的形制结构，为研究明唐藩亲王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2024年度南阳古城址考古工作主要是对先前的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并对28处重点调查城址开展测绘、扫描以及钻探工作。2024年10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在淅川西北部调查发现了多处疑似崖墓的地点，是中原地区崖墓的首次发现，见证了中原与西南文化的交融。

淅川高家凸墓地位于淅川县寺湾镇夏湾村东侧台地，为2023年延续至2024年的跨年度考古发掘项目。共清理新石器时代灰坑6座、古墓葬72座，墓葬年代分属战国、西汉早中期、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出土铜、陶器等随葬品490余件。此次发掘的墓葬延续时间较长，为研究南阳地区的丧葬文化和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阳古城址光武遗址数字高程模型

淅川高家凸墓地高空照（上为北）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咸秋作了题为《洛阳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2024年工作汇报》的报告。白草坡东汉帝陵2024年度考古工作的主要发掘对象为陵园内的“石殿”，同时对往年揭露的“钟虡”夯土台基进行了解剖。

石殿位于陵园中部，西侧紧临封土，是一处方形台基式建筑，夯土台基边长约80米，目前揭露了其东侧以及南侧、北侧局部，在夯土台基周边发现有卵石散水。此外，在内陵园东门发现了通往寝殿的廊道，东门处也发现了一列间距3～5米的圆形柱洞，推测可能为行马遗存，但仍需进一步确认。

钟虡位于石殿东南侧，由东西两列长条形夯土台基和一处房址组成。西侧台基发现有四处大型石柱础，南北一线排列，深埋在距台基现存表面约2.2米的夯土内部。石柱础由上部方石和下部两块条形石组成，体量非常大，可能是为了极大的承重量而特别设计的构造，因此推测该遗址性质为陵园内“钟虡”。在台基柱础石上也发现了大量题记，格式与黄肠石题记相近，包含有石工姓名、规格尺寸、年号等信息。

通过本年度的考古工作，逐渐明晰了东汉帝陵陵园的构成要素和布局。同时，白草坡东汉帝陵首次发现的秦汉时期钟虡遗址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内陵园

发掘遗迹位置图（上为北）

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钟虡建筑正射影像（上为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晓涛作了题为《制里割宅：北魏洛阳里坊考古新进展──以白马寺北里坊发掘为契机》的报告。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白马寺北遗址勘探发现了部分路网系统，认为与北魏洛阳城里坊有关。以此为契机，2024年4～12月，在白马寺北魏里坊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此次发掘确认了北魏里坊地面，并初步推测该地面可能与北魏筑坊行为有关，这种整理地坪的现象极有可能是筑坊工程中最基本的工序。同时，也发现了里坊内部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其中南北向道路3条，以中间道路最宽，约22米，应为十字街的纵街，其余两条次一级纵街距离十字街纵街均为86米；东西向道路3条，位于居中位置的应是十字街的横街，其余两条横街距离十字街横街均为40米。此外，还发现汉代窑址2座，以及北魏时期的青瓷器和釉陶器，其中饰以联珠纹和乳钉纹的釉陶器具有明显的仿制萨珊波斯玻璃器的风格特点。

此次发现的统一填垫地坪的现象应是北魏筑坊的主要建筑行为，而里坊内部以十字街为基础架构的路网则与隋唐两京的十字街布局大体相近。作为中古时期都城里坊的源头之一，北魏洛阳里坊的考古发掘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卢亚辉作了题为《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2024年考古发掘》的报告。正平坊遗址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赵村北。2020至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正平坊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厘清了正平坊的规模尺度、空间结构和形制布局。其中坊内路网结构经历了由十字街到丁字街的布局变化。

通过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明确了Ⅰ号院落的主要建筑特征，即轴线对称、以方形大殿为核心的多进式院落布局，这与宫城的形制布局和规划理念相同。此外，对Ⅱ号、Ⅲ号院落的解剖发掘，为研究唐代国子监、孔庙的建筑结构和布局，以及隋唐时期国家庙学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自社作了题为《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洛阳城天津桥遗址》的报告。天津桥遗址位于洛阳市西工区洛阳桥西400米的洛河河道区域，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

2024年天津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址轴线洛河河道区域内，发掘清理出沙洲防护夯土、桥基地钉夯土、石砌桥址燕翅等遗迹，基本确定了天津桥是由南北两座沙洲组成的三段桥式建筑。

天津桥遗址发现的桥基地钉为一端削尖的圆木，竖直打在卵石层中，以中轴线方向南北排列。在地钉之上则发现大范围夯土和南北向木板压痕及腐朽痕迹。这种在河床底部先打地钉，其上夯筑夯土，夯土上铺枕木，枕木之上再砌桥礅或砌护堤的建筑模式，反映了中古时期严谨的建筑程序，是官式营造的典型代表。此外，遗址区内散落大量石构件，有隋代“武阳郡”刻石、唐代雕花砌石、宋代“铁鼓”络之的砌石，反映了天津桥从隋唐至北宋不断修筑的历史事实。

通过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大体究明了天津桥遗址的空间格局、形制结构和沿革变化，为复原都城及轴线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形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逸雯作了题为《2024年度邓州古城遗址考古工作汇报》的报告。2024年邓州考古工作主要包括邓州古城遗址勘探、宋金古街二期解剖沟和江家坑区域的发掘。

穰城遗址的勘探是今年的勘探重点，发现了冶铁遗址、铁炼渣、内城墙和北城门等重要遗存。考古发掘工作中，宋金古街遗迹二期西侧解剖沟中发现了由唐至明清多条道路叠压现象，展现了邓州古城遗址发展的延续性，晚唐地层的侵街现象，说明了晚唐时期邓州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状况。江家坑区域考古发掘发现了道路、临街带商业性质的房址以及大量灰坑、灶等遗迹，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以瓷器为主，此次发掘根据关键地层和典型遗物有效区分了金代中晚期和金代早期地层。

此外，邓州古城考古工作通过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对宋金古街遗址二期邓瓷、H25兽骨坑动物遗存、建筑基址和古地理环境进行了研究，现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本年度的发掘与勘探工作显示邓州古城遗址城内文化活动自春秋战国就已经开始，印证了邓州古城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房摞房”“路压路”等重要遗迹现象，反映了邓州古城发展演变的过程，是研究古代州县级中小型城市发展演变及古今叠压型城市的典型范例。南、北不同窑口的瓷器则为论证邓州作为宋、金时期边境贸易口岸城市的重要历史地位提供了实物资料。

邓州古城宋金古街遗址二期解剖沟全景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曹婉君作了题为《开封市颐享天地项目明代建筑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汇报》的报告。开封市颐享天地明代建筑遗址项目位于开封市鼓楼区迎宾路北段路西，南临西门大街，西临城隍庙后街，北临法院街。因建设项目占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亭大殿建设控制地带，2024年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项目占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本次发掘分为A、B、C三区，其中A、C区遗迹较为丰富，发现大量明代建筑遗存以及少量灰坑、街巷、井和排水设施等遗迹，A区建筑基址大致可分为4个院落，C区建筑基址大致可分为3个院落。出土不同时期陶、瓷、石、铜、锡、琉璃、木和骨等各类遗物共计800余件，主要为建筑构件和生活用瓷。建筑构件以素面构件为主，有少量琉璃构件，主要有瓦当、滴水和脊兽，此外还发现了砖雕、柱础等遗物。瓷器以青花瓷碗、碟、盘和杯等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人物俑、动物俑等。此外，还发现较为完整的人类骸骨个体2具。

本次发掘以明代街巷、建筑基址及明末灾难遗存等最具代表性。A区街巷布局清晰，建筑沿街巷修建，C区院落布局紧凑，各院落共用墙体，无街巷之隔，展现了城市不同的院落布局，为研究明代开封城市建筑营造方式和生活居住环境补充了第一手资料。此外，遗址位于明周王府西华门外，为研究西华门外的历史文化、建筑风貌和居民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开封市颐享天地项目A区明代建筑布局全景图（上为北）

开封市颐享天地项目C区明代建筑布局全景图（上为北）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张良帅作了题为《潮湿环境下露天石质文物盐致劣化机理——以石佛寺遗址摩崖造像为例》的报告。石佛寺遗址位于重庆江津区长江北岸的半山腰，是一座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寺庙遗址，分为建筑基址区、摩崖造像区和墓葬区，摩崖造像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摩崖造像表观劣化迹象严重，亟需保护。

研究团队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X射线衍射分析仪、X射线荧光分析仪、离子色谱分析仪和红外热成像仪等多种分析手段，对石佛寺遗址摩崖造像表面病害及劣化产物进行了科学分析与表征，厘清了可溶性盐主要的种类与来源，可溶性盐主要为二水硫酸钙及少量的氯盐、硝酸盐等，导致因素应该包括地下水、环境污染与沉降等。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石质文物本体构成与环境变化，探讨了潮湿环境下石质文物中可溶性盐的作用模式，认为在遵循文物保护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应采用修建窟檐、保护设施等方式避免酸雨直接侵蚀造像本体；其次，除采用脱盐方法外，还应针对影响不同种类可溶性盐相关问题，采取措施，尽量削弱其不利影响。

重庆石佛寺造像病害类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晟伟作了题为《淅川杨河与郭庄楚墓出土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与研究》的报告。杨河与郭庄墓地位于南阳市淅川县，是一处战国中期的楚国贵族墓地。该墓地青铜器原始埋藏环境较差，且墓室坍塌导致部分青铜器破损严重，出土后亦未及时有效开展保护措施便直接入藏库房或展览。各方面的不利因素，给该批青铜器的长久保存带来了严重威胁。202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开展淅川杨河与郭庄楚墓青铜文物的整理研究工作，编制了《淅川杨河与郭庄楚墓出土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并呈报河南省文物局，于2022年获得立项。

通过肉眼观察、电镜扫描等多重分析手段，发现该批铜器皆为铜、锡、铅三元合金材质，器物表面的锈蚀物分为三种：蓝绿色锈蚀物、白绿色和灰白色锈蚀物、土黄色锈蚀物，前两种锈蚀物为稳定无氯锈蚀物。此外，利用X射线检测技术，发现了器物内部隐藏的裂隙、铸造情况，为制定保护方案提供了依据。最后，根据青铜器材质特点、锈蚀特征及铸造工艺，制定了修复技术路线。为了更好完成保护工作，此次保护修复方案还采用了新方法和新技术，包括自剥离水凝胶除锈技术、3D打印技术等，并发明了新的修复工具，为相关青铜器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淅川杨河与郭庄楚墓出土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