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0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祝村南发掘了卒于隋代的北周公主墓葬一座，出土了碑、志各一方。结合相关材料认定，碑志记载为同一人，即北周宣帝与皇后杨丽华的女儿——宇文昡（xuàn），其为研究北周宗室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宇文昡碑文为入华粟特人后裔何妥所撰，其对儒学有相当研究，同时，碑文可以补遗《全隋文》。碑志结合《隋书》记载，对于研究隋代粟特人问题也有推进意义。宇文昡墓的发掘，可加深对这一时期毁墓、毁碑等问题的认识。新出北周公主碑志，对于研究北周史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北魏末年动乱，最终使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贺拔岳在北魏末年跟随尔朱天光平定关陇起义。尔朱氏被高欢取代后，贺拔岳主政关中。宇文泰在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暗害后，被推举为关陇军事首领。魏孝武帝因与高欢不睦，出奔关中。随后，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北镇军事集团、出奔关中的魏帝洛阳集团、关陇河南河东地方势力三者结合，成为关陇集团的雏形，北周、隋、唐王朝的建立者，皆出自关陇贵族集团。陈寅恪曾论述过“关陇集团”这一概念，北周、隋、唐的最高统治者均出自该集团。至于这一时期朝代更迭的实质，可以说是在其内部从一姓转移至另一姓，统治集团并未发生改变[1]。周隋鼎革，外戚杨坚最终篡夺了北周政权。杨坚在取代北周的过程中，宗室诸王惨遭屠戮[2]。北周静帝也在禅位后不久被毒死[3]。近年来，北周皇室墓志时有出土，志文记载尽管有限，但从志文字里行间，尚可窥见宇文氏皇室成员被杀的悲惨场面[4]。入隋后的北周皇室女眷，遭遇大多亦不甚如意，《周书》有载，虽然北周宣帝皇后杨丽华是杨坚之女，但其在隋代的命运也比较坎坷[5]。可以说，隋取代北周后，北周皇室男性成员基本上被屠戮殆尽，后宫女眷大部分都被迫出家。近年出土墓志对此也有所反映[6]，透过文字可以看到其群体备受猜疑的人生。史书记载北周宣帝与杨丽华育有一女，近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发掘成果显示其至少还有一女。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出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北）周宣皇帝第二女之碑颂并序》（以下简称宇文昡碑）一通，碑文24行，满行50字，共计1075字。碑文楷书，施以方界格。宇文昡碑为一通北周至隋的皇家碑刻，碑文涉及周隋皇族信息，据之可补充史书对宇文氏与杨氏联姻状况记载的缺环，因而值得重视。该碑可与同时出土的开皇十四年（594年）宇文氏墓志联系综合考察，志文载“（北）周宣帝之第五女/大隋/皇帝之外孙也”墓一座，获墓志铭一合，盖题“大隋乐平公主女墓铭”3行，行3字，篆书。志文8行，满行10字，共66字，楷书，有方界格。墓志志文极其简略，仅记述北周宣帝宇文赟五女宇文氏的年岁、卒葬信息。即便如此，新出土一方墓主身兼宇文周、杨隋皇女等多重身份的墓志，对周隋皇家谱系、政权更迭史事皆可起到补佐作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卒于隋代的北周公主的碑、志各一方[7]，从内容记载看，碑、志记载的卒年与下葬时间一致，只是碑记载其为第二女，志记载其为第五女。按照一般情况看，碑、志记载为两人，但根据出土地点看，碑、志相距约30米，周围又没有发现其他相关墓葬。结合碑志文本和相关史书记载，笔者认为，第二、第五女可能为同一人。第一，神道碑与墓志有互文关系。碑志在记载年龄、卒地、葬地等方面的内容几乎一致。神道碑文记载“周宣皇帝第二女……开皇十四年岁在甲寅八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薨于京师，时年十七……其年九月壬辰朔三日甲午葬于长安县高阳原合洨乡修福里”；M13出土墓志记载“周宣帝之第五女……年十七，以开皇十四年岁次甲寅八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卒于第，九月壬辰朔三日甲午，葬于都城西南一十五里合洨乡修福里”。即两者年龄均为17岁，去世时间均为开皇十四年岁在甲寅八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594年9月16日），去世地点均为京师，下葬时间均为其年九月壬辰朔三日甲午（594年9月22日），葬地均为合洨乡修福里。第二，神道碑与墓志有时空联系。神道碑文记载“大隋开皇十四年岁次甲寅十一月辛酉朔六日丙寅”。神道碑立于M13下葬两个月之后（594年12月23日）。尽管时间仓促，仍让何妥作洋洒千字之文，可见杨丽华爱女之心，尤其是碑文落款记“周皇太后杨为第二女立碑”。笔者推测，神道碑的“第二女”称谓可能以杨丽华为本位而计，意为杨丽华亲生的第二个女儿。墓志中的“第五女”称谓可能是以周宣皇帝为本位而计。考古发现的一碑一志，出土位置相近，碑志主皆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即宣帝宇文赟即位前一年。五女墓志志文极简略，仅述及志主与宇文、杨氏家族关系，卒葬年月，葬地等信息。这一点可以与其他鼎革之际的皇亲墓志相参照。北周末年杨坚掌权后，虞庆则、高颎、杨惠等人力劝将北周皇族宇文氏尽数消灭，如北周宇文逌被杨坚所杀，志文记载简略[8]。唐初死于玄武门之变的李建成，其墓志记载同样简略[9]。“碑繁而志略”现象说明极可能是撰写者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而有意为之。碑立在地面上，具有一定公共性、宣教性，为彰显隋朝对北周皇室的优待；而墓志是埋进墓中的，只大致记载其生平即可。由此可见，隋朝皇室表面尊崇前朝，内心应相当排斥。大隋乐平公主，即隋文帝杨坚长女、北周宣帝宇文赟皇后杨丽华。其初为北周皇太子妃，宣政元年（578年），宣帝即位后被立为皇后。史书记载，刘昉、郑译矫诏谋以杨坚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颜色。及禅代，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谴责，内甚愧之”[10]。这是开皇六年（586年）杨丽华被隋文帝封为乐平公主的背景。《周书》所载，大象之末（580年），隋公辅政，外戚杨氏一族对杨坚主政之态度并无根本分歧，这源于家族政治介入皇权，同时催动政权与人事迁变。隋取代周祚之后，作为北周“天元大皇后”的杨丽华以前朝皇后、太后的身份入隋，本身成为一个政治事件。隋文帝对长女的处置态度也部分代表杨隋对宇文周的态度，同时影响着杨丽华及其后代的人生命运。当然，在唐代史家看来，无论是站在杨丽华、杨坚抑或杨广的立场，对外戚身份、对北周宇文家族及北周政权本身的“纠结”表现，可能正反映出新旧交替的“易姓革命”观念。总而言之，朝代更迭对杨丽华的影响并不大，相较于宣帝其他妃嫔出家为尼的处境，杨丽华在隋仍享受着皇家的特殊待遇，只是这一权力来源由夫族转为父族，似乎得到了比“前朝”更多的皇室待遇。在杨丽华为女婿李敏求官柱国时，曾表达过“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余官，汝慎勿谢[11]的意思，而文帝也以“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乎”[12]为由授李敏以柱国之位。李敏前后悠游历官，“赏赐超于功臣”，乐平公主可说是尽心尽力。但作为“亡国之余”，虽然公主是隋文帝的亲生女儿，其生活也是备受监视。按照志主宇文氏生卒年（578—594年）判断，在大象末周隋鼎革之际，志主才年满3岁，其自身对家族、政治抑或亲眷应当还不会产生过于直接的意识。其家族处于世变之际，个人事迹恐难见于史料。从宇文氏身上能感受到一丝前朝遗民的味道，家族背景由从父族到母族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杨隋代周的过程，可见政治联姻在王朝更迭过程中所起作用之大。如何处置前朝遗民，尤其这个“遗民”身份还是新朝皇室成员时，除了政权层面考量外，家族内部血脉事实，以及联姻方的政治遗产，将会共同构成新朝建立的合法性来源。关于杨丽华与北周宣帝的子女，《隋书》载：“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13]只是说杨丽华有一个女儿叫娥英。隋炀帝即位后，对杨丽华依然关怀备至。大业初年，杨丽华临终时曾嘱托炀帝：“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于（李）敏。”[14]炀帝应允，将李敏由食封一千户增为五千户，且摄屯卫将军。碑文难能可贵地保留了宇文昡的些许人生经历，包括女学、品德等信息。据碑文可知，宇文昡幼年即知书达理，诵学《论语》《孝经》等经典作品，为其增添皇室贵族理应具备的文化底色。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她在诵读经典时竟能做到“岁始十余遍”，一方面可见对儒家经典作品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大概也可略窥北朝皇室贵族家庭教育与女子教育的一般步骤与方式，其目的是为培养“该书记，优游六行，蹈践四德”的皇女。宇文昡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显然十分出色。儒家文化的濡染与熏陶，加之从其母杨丽华身上继承各类高蹈品格，使其天性得以发挥，并最终无亏“四德”。这从其年幼学书、尊师重教、长于深宫等人生经历均可得见，且一以贯之。可以说，碑文生动描绘了一位符合“儒家标准”的女子形象，当然也是其时他者对女性的一般认识与期许[15]。碑文在这些方面着墨尤重，既不吝采用六朝以来的骈文辞藻典故提升文字的品位与格调，进而与“皇女”身份地位相匹配，又起到填充墓主平淡无奇、循规蹈矩人生的作用。墓志第一吸引人之处，当在志盖篆题到志文起首对志主身份描述的变化，即“周宣帝之第五女”—“大隋皇帝之外孙”—“大隋乐平公主女”，志主宇文氏三重复合身份联系了周隋两际和宇文、杨氏三代。以墓志撰书一般形态而言，盖题与志文起首对于世变的对应多表现为“国号+故+国号”形态，如大业九年（613年）“隋故齐汉阳王府记室参军皇甫君墓志铭”[16]，大致反映一种时代错位。宇文氏葬地在“都城西南一十五里合洨（郊）乡修福里”。开皇十四年（594年）扈志墓志显示，扈志葬于“大兴城西南一十五里”[17]“合郊乡修福里”[18]，大业六年（610年）解方保墓志载，方保亦葬于“修福里”，隶于“京兆长安县福阳乡”[19]，可知“大兴城（长安县）西南一十五里的修福里”先后隶于合郊乡、福阳乡，地属高阳原[20]。综上，结合碑志记载看，神道碑记载之第二女和墓志记载之第五女应为同一个人。至于碑志记载的差异，我们应该从周隋禅代的角度看。宇文氏碑志的出土，向我们昭示了周隋禅代之际，应该还有一些北周皇室成员，因为各种原因，不见于史书记载。诸如北周公主者，入隋之后，作为亡国之余，尽管有其母亲的庇护，也仅能生活于高墙之内。其相关事迹不见于史书记载，而出土碑志的记载，也相当简略。为了研究方便，把宇文昡家族相关情况做成世系表（表一）。表一 杨丽华、宇文赟家族谱系表（标*者为有碑/志出土）若推论成立，那么碑文与志文记载的当同为一人，即为杨丽华不见于史书记载的另一个女儿，据此，杨丽华与北周宣帝之间，至少有两个女儿。其碑有明显被毁坏的痕迹。汉代以来，碑逐渐盛行，到南北朝时期神道碑及墓志逐渐流行开来，但两汉魏晋的资料，由于流传较少，目前并无毁碑的确切资料。这次出土的宇文昡神道碑，明显有毁碑的痕迹。其一，神道碑被人为移动过。神道碑一般位于墓葬主体的正南方向，本次神道碑出土地点却位于墓室东北方向，且未发现碑座。结合唐窦希瓘神道碑位于墓正南150米处[21]的实例，该碑至少向北移动了百米距离。其二，神道碑有被毁痕迹。毁碑表现为把碑主名字等身份信息予以选择性凿毁，并同时将碑身毁为两段。被毁碑身可复原，被毁文字经处理后可识读为“皇女宇文氏，讳昡，字清□”。其三，神道碑倒踣时间较早。碑文清晰可见、碑身风化程度轻微，存在于地面的时间并不久。成书于北宋时期的《金石录》、清代的《寰宇访碑录》等文献亦未载此碑，推测神道碑倒踣时间较早。宇文昡神道碑存在被毁现象，但究竟为何被毁，根据目前的情况不得而知。从毁碑的背景与动机看，笔者推测应有三种可能：一为隋朝官方授意；二为隋末兵燹；三为拓工或乡民损泐。第一种可能为隋朝官方授意。结合史实，有可能是隋炀帝下令所毁，隋炀帝因“李氏当兴”谶纬事件，在杀掉原州李浑家族之后，命人所为。宇文昡碑可能在此时受到了谶纬事件的牵连而遭到凿毁。此举有着强烈的政治表演功能和切实的政治意涵[22]，如甘肃出土的北周刘义碑是目前所见较早的被毁之碑，因其家族陷入谋反漩涡，最终被毁碑[23]。咸阳出土的唐代上官婉儿墓则由于宫廷政变，最终遭遇毁墓[24]。第二种可能为隋末兵燹。宇文昡碑是由当时的皇帝下令，由著名文士何妥亲自撰写，一定程度上昭示了隋朝对前朝皇室后裔的优待。在隋末农民起义之时，也许这方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隋朝政府，因而在汹涌如潮的起义中，再次被毁坏，后掩于地下，时间当在隋炀帝大业后期。第三种可能为拓工或乡民损泐（lè）。“长安……并为帝都，其古迹法书石刻甲天下。”[25]隋唐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拓片成为士大夫阶层临摹、鉴赏和交流的重要媒介。许多商家或拓工为让自己的拓片成为独家资源，有意对原碑拓后进行凿损，亦有因过度传拓，践踏庄稼，累及乡民，乡民毁碑灭字，以绝捶拓的情况[26]。如唐房彦谦碑、唐虞恭公温彦博碑等属此情况。结合以上原因，笔者推测，宇文昡碑被毁至少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神道碑姓名被选择性凿毁，应与隋炀帝“李氏当兴”谶纬事件有关，此举意在尊崇前朝的同时达到政治寓意的目的；第二阶段，神道碑遭到移动和破坏碑身，应毁于隋末兵燹的可能性比较大。宇文昡碑的撰碑者何妥，《隋书》有传。何妥当为昭武九姓之后[27]而流落中原的汉化胡人。何妥虽然可能为粟特人后裔，但其在儒学方面的造诣，则不亚于当时的士人。何妥正是以自己极深的儒学造诣，得以胜任国子祭酒。为宇文昡撰写碑文，这自然是出于皇帝的旨意。然而，尽管何妥在隋朝担任国子祭酒，但关于其生卒年并无记载，其相关文章传世也有限。因而宇文昡碑的出土，对于研究隋代文学等方面均有意义。何妥卒于何年，史书无载，由此碑的撰作，也可推何妥卒年的时间节点既不在“开皇九年（589年）之后”[28]，也不在“开皇十二至十三年（592—593年）”[29]，而应在开皇十四年（594年）十一月之后。其人在隋开皇间制礼作乐，于恢复古制颇见成效[30]。何妥制礼作乐未得士林普遍接受，且卷入朋党之争，与苏威等人结怨。其后苏威、卢恺等因之获罪。何妥则被除为伊州刺史，后改为国子祭酒，按时间推算大概就在开皇十四年（594年）十一月前不久。何妥本人虽因其子何蔚获罪而渐失宠信，但无论是在朝，还是外放，仍坚持与游学之士“讲说教授”撰述不止[31]。其撰作计有：《周易讲疏》十三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同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宇文昡碑的重见天日，碑文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补充了一篇何妥的作品。虽然粟特人大规模的汉化是在唐代，但其实其汉化早在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何妥家族进入中原之后，主要生活在巴蜀地区。根据相关研究，其家族很可能入华时间较早，因而在南北朝时期有一条沟通南朝与西域的“吐谷浑道”存在，且其家族入华之后，可能在北朝后期已经逐渐汉化[32]。何妥从史书记载看，不仅精通儒学，且对音乐也颇有造诣。宇文昡碑的出土，可以让我们一睹何妥的文采，并且从碑文看，何妥完全是一个汉族士大夫，丝毫感觉不到其可能出自异域。何妥作为粟特人后裔，其家族在隋代已经完全汉化，而我们熟知的粟特人其他几大姓，诸如康氏、安氏、史氏等，不排除北朝后期至隋也有汉化较深者。从已出土的何氏墓志看，粟特何氏的儒学化其实较深，这一点似不同于其他粟特人。粟特何氏的郡望庐江，从相关记载看，能反映出何氏与南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作为粟特人后裔的何妥，其家族很可能在南北朝时期通过“吐谷浑路”进入南朝，在北朝后期开始进入关中地区，最终跻身于当时统治阶层。虽然北周、隋、唐的建立者均出自关陇集团，且彼此之间普遍存在亲缘关系，但在王朝更迭之时，其残忍程度亦令人侧目。本次出土的北周公主宇文昡神道碑，从内容看，主要记载前朝皇室公主自小学习儒家经典等事迹，为其歌功颂德。一方面意在宣扬隋朝国威，对北周实际建立者及其后裔的认同，即出于强调本朝继承前朝，因此，承认前朝正统性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又从杨丽华为隋宗室的角度，强调其女为隋朝皇室血脉的史实。碑立于道，主要彰显隋朝对前朝皇室成员的优待，特让当时精通儒学的何妥撰文，表现朝廷极为重视。而志藏于土，大致记录生卒年等简略史事，或许才是真正态度的表达。从碑志记载内容及时空关系看，神道碑所载之第二女与墓志所载之第五女当为同一个人。至于为何有差距，也许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宇文氏墓葬最终呈现出“碑繁志简”之面貌，此现象也许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由于皇室家族深度参与皇权变革之中，如此反差正好反映其短暂的人生，更多是由政治填充其中的。通过对碑志的解读，一方面确认碑志记载为同一人，另一方面也补充了一位北周皇室成员，使我们得以了解在隋替代北周的历程中，北周皇室女性入隋后的生活，为周隋禅代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5页。[2]《周书》卷13《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中华书局1971年，下同，第201—208页。[4] 牛敬飞：《北周宇文逌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十八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7—196页。[5]《周书》卷9《皇后列传》，第144—149页。[6]王其祎、周晓薇：《刘昶妻宇文氏墓志》，《贞石可凭——新见隋代墓志铭疏证》，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56—259页。[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市郭杜祝村隋代宇文昡墓（M13）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24年第2期。[8]王连龙编撰：《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68页。[9]王连龙：《跋唐隐太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10]《周书》卷9《宣帝杨皇后传》，第146页。[11][12][13][14]《隋书》卷37《李敏传》，中华书局2019年，下同，第1276页。[15]周晓薇、王其祎：《柔顺之象：隋代女性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6][19]周晓薇、王其祎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4），线装书局2007年，第312—316页；第101—105页。
[17]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35页。
[18]〔清〕毛凤枝：《关中石刻文字新编》，《石刻史料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6900—16904页。
[20]傅清音、周晓薇：《西安出土隋〈扈志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5期。
[21]李明、刘呆运：《唐窦希瓘神道碑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5期。
[22]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史学月刊》2021年第4期。
[23]丁宏武、刘伟强：《新出北周刘义夫妇墓碑墓志考释》，《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24]李明：《毁墓疑云——探秘上官婉儿墓》，《大自然探索》2014年第8期。
[25]〔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石刻》，中华书局2019年。
[26]徐世平：《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79页。
[27]封传兵：《何妥为西域人及其他——中华本〈隋书·儒林传〉校误》，《新世纪图书馆》2014年第2期。封氏在文中认为，《何妥传》中之“西城”当为“西域”之误。
[28]张岂之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隋唐五代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29]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780—781页。
[30]龙成松：《浅析西域胡裔何妥之〈易〉学》，《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7期。
[31]《隋书》卷75《儒林·何妥传》，第1918—1924页。
[32]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94—195页。
